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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P0700150

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作者原文名 Michael J. Sandel
譯者 賴盈滿
出版日 2021-02-01
定價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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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引領思潮的重要指標
《正義》哈佛教授桑德爾  睽違八年重磅新作

用思辨回應撕裂的世界,當前我們最需要的一本書

只要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的社會,真的實現了平等與正義嗎?
桑德爾高聲疾呼:我們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價值。 

直視當代社會最重大的課題與挑戰,
前所未見的反思角度與解方,在各國激起全新對話! 

◎《衛報》2020年度最佳觀點好書
◎空降英國、美國、德國、荷蘭、西班牙、韓國、巴西暢銷榜
◎《彭博》《新政治家》《泰晤士報文學增刊》2020年度選書
◎朱敬一‧張鐵志  專文推薦 
◎獲誠品.博客來.金石堂.何嘉仁一致選書.商業周刊2021跨年首推!工商時報選書推薦

是什麼讓我們失去了一同思索重大公共問題的能力,甚至傾聽對方都有困難?
面對疫情危機,人們該如何才能同舟共濟? 

當不同立場的人再也無法溝通,只能不斷撕裂;
當「成功者」與「失敗者」衡量價值的方式失去交集;
當人民愈來愈不相信政府,更無法信任觀點相異的人……
桑德爾認為,是我們看待「成功」的方式,讓社會陷入了前所未見的困境! 

這是一個「贏家」與「輸家」截然劃分的年代,機會與命運,只會眷顧本就幸運的那群人,而「只要努力便能成功」成了天大的謊言。若你幸運擁有市場經濟重視的才能,便能往上爬;反之,只能跌落機會之梯。失敗者的憤怒與挫折感不斷醞釀,造成了民粹主義的崛起,人們在不同的立場之間撕裂對立,就連「贏家」也活得辛苦──這是當前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危機。

桑德爾細細爬梳這一切的根源,述說菁英才德思想是如何創造出平等的假象,帶領讀者深度思辨──我們究竟該如何定義「成功」,打造一個讓所有人都能擁有幸福與尊嚴的社會,甚至面對疫情的挑戰?他從三大層面提出擲地有聲的討論: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反思成功的意義;並提醒我們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積極討論能夠讓社會更公平、更正義的具體作為。

這是混亂世局中,我們都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無論在政界、社群或是教室,我們都能夠藉由書中的思辨,一起提升公共利益,讓每一個人都真正擁有尊嚴和幸福。

作者簡介

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委員。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其後陸續出版《訂製完美》《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正義》《錢買不到的東西》《成功的反思》等,著作譯為27種語言,並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

桑德爾的「正義」課程以互動式教學為人津津樂道,創下哈佛375年的紀錄,累積修課人數超過1.5萬。哈佛大學將其製作成電視與網路公開課程(www.JusticeHarvard.org),線上點閱率締造了傳奇紀錄。他亦將課程撰寫成《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得到熱烈迴響。

桑德爾的教室從校園開展到全世界,講學足跡遍及各國,在英國BBC錄製「全球哲學家」節目,與全球三十國、六十位參與者線上對話,並於牛津大學、國會圖書館演講。他曾兩度來到台灣,帶領聽眾實踐公開課中的「公共辯論」,探討當下最熱門的議題。

他的著作與演講風靡全球,獲媒體讚譽為「當代最貼近世人的哲學家」「學者中的搖滾巨星」「全球最知名的哲學教師」。桑德爾證明了深奧的哲學也能普及到一般民眾的生活,理性的公共辯論在各地都能實現。

譯者 賴盈滿

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哲學碩士,現專事翻譯。譯有《跳舞的骷髏》《演算法的一百道陰影》和《天才的責任:維根斯坦傳》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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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人文科學類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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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商品編號:P0700150
ISBN:9789861343709
384頁,25開,中翻,平裝,書衣,單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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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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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推薦序 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張鐵志
推薦序 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 /朱敬一

◎序言

面對全球疫情危機,我們不只需要醫療及科學專業,更需要道德與政治的重開機。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先了解我們的社會紐帶與互相尊重是如何逐步瓦解。本書希望闡明其中的過程與原因,並思考如何找到一條邁向共善政治的道路。

◎楔子:擠入窄門

在才德至上的社會,進入一流大學成了人人垂涎的獎品……這是怎麼回事?進入頂尖大學何時變成社會上的頭等大事,招生醜聞竟然連續數個月攻占媒體頭條?當能力至上的競爭變得如此殘酷,我們完全陷入了拚搏的泥淖,又會如何導致工作的尊嚴遭到破壞、反菁英的怒火燒得民主制度岌岌可危?

◎第一章  贏家與輸家

不斷強調我們要打造公平的才德世界,讓社會地位只取決於努力與才能,毒害了我們看待成功(與不成功)的心態。「制度只獎勵才能與努力」的想法讓贏家認為成功是自己掙得的,進而瞧不起不若他們幸運的人。當我們不再有能力將所有人視為命運共同體,才德至上的思維是否成了一種霸權?

◎第二章  「良善故偉大」:才德思想簡史

既然以才擇人是好事,合情合理,如此立意良善的原則為何會引爆強烈的不滿,甚至轉化了全世界的民主政治?才德至上從何時開始逐漸變成了毒藥?本章探究才德至上理想的黑暗面是如何埋藏在它最動人的許諾裡,深植在「人是自己的主人」和「操之在我」的應許中──只是,這個許諾沉重得讓人難以負荷。

◎第三章  向上流動說

桑德爾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觀察到,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而過去四十年來,「才德思想」與「應得」成了公共論述的關鍵詞,一方面強調成功是個人責任,另一方面則描繪向上流動的願景:只要努力奮發,唯有才能與夢想能限制你爬得多高。然而,「向上流動」究竟從何時開始失去了激勵人心的力量?

◎第四章  文憑主義:最後的主流偏見

教育,真的是不平等的唯一解藥嗎?唯有取得大專學歷,工作才有尊嚴,才有臉在社會立足嗎?當這樣的政治論述侵蝕了民主生活,貶低了不具大專文憑者對社會的貢獻,加深了對低學歷者的偏見,最終引發了民粹反撲,我們該如何才能跨出第一步,逐漸化解這份不滿,讓贏家與輸家都能想像更好的未來?

◎第五章  成功觀

要思考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你不曉得自己會生在有錢或貧窮的家庭,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假設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上層或底層家庭,是有錢或貧窮,你會想要活在什麼樣的社會?「只要循規蹈矩努力工作,一個人能爬多高只由才能決定」──我們真的能相信這句話嗎?

◎第六章  篩選機器

桑德爾邀請我們重新思考看待成功的方式,質疑「成功者都是靠自己」的自大想法,因為這種論述只會導致不滿,毒害政治並分裂我們。本章探討高等教育為何成為才德至上制的篩選機器,明明承諾將依據才德促進階級流動,卻鞏固了特權與成功心態,腐蝕了民主需要的休戚與共感。

◎第七章  認可工作

誰來決定什麼樣的工作在市場上比較有價值、對社會貢獻較高,而什麼樣的勞動付出卻只能獲得微薄的薪資?我們迫切需要重新衡量,何種工作值得認可與尊敬,身為公民的每一個人又互相虧欠對方什麼?唯有我們互相倚賴,才能釐清其他工作者對集體福祉的貢獻,並真心相信:「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結語

不論我們有多拚搏,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或只需要自己就能造就的。社會看中我們的才能是我們好運,不是必然。清楚感覺命運的偶然可以讓我們心懷謙卑,而這份謙卑是個起點。它能讓我們告別無情撕裂你我的成功思想,超越才德霸權,攜手走向更少怨憤、更多包容的公共生活。

致謝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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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推薦

推薦序
重新想像美麗新世界 /張鐵志(文化評論家、《VERSE》創辦人暨社長)

在未來,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IQ+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身或財富。

這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等等,這看似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然而,這個「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他所描述的那個未來是二○三三年。這部作品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或譯為《才德制的崛起》)。這是「meritocracy」(才德制)這個字首次出現(*註1)。麥可.楊恩準確地看到了時代的變化,而那個未來確實在那之後成為現實,「才德制」主導了這個世界。只是,他對這個未來是擔心的。

當代人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才德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到了二○一六年,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全球各地都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有人認為這種反撲的根源是全球化之下的階級矛盾,有人認為是城市和鄉村人們的差距,但以《正義》一書讓公眾熟知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認為,這些反彈不只是經濟因素,還有社會與道德因素,尤其是社會尊嚴。可以說,這是一種對「才德制」的反撲,因此有了本書強烈的英文書名《The Tyranny of Merit》(直譯為「才德的暴政」)。(*註2)

在此前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中,桑德爾分析與批判一九八○年代之後出現對自由市場的高度信仰,認為「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在本書中他進一步討論,當我們把市場認為是實現共善的主要工具,會讓政治成為一種專家和技術官僚的管理範疇(*註3),公民會被剝離於對共同價值的討論,這個狀況正好扣合上「才德制」的信仰:有才能的菁英應該是國家的統治者。

才德制到底有什麼問題?

桑德爾認為,現實中的才德制其實是虛假的幻想。在當代,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但在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

而就算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才德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只是鼓勵人們追求高教育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仍然是個人式的解方,並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困境,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依然會愈趨惡劣,而且會被正當化,也因此社會團結將會遭到嚴重破壞。

尤其是在這樣的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與社會無關,既然成功是我自己的事,那失敗就是輸家自己的錯,這會製造出「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階梯下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因此更不會有對於共同體內同胞的相互責任。反過來,這會造成輸家對贏家的憎恨。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美國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你要努力往上爬,只要你努力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但現實是,這幾十年也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的時期,階級翻身愈來愈困難,曾經人人相信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於是我們見到當前全球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情緒。

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民政治態度的最大分歧標準是有大學教育以上的選民和沒有大專學歷的:當年川普拿下了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選民的選票。這是因為他們無知,或者是基於白人種族主義,所以支持川普嗎?沒那麼簡單。這主要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這讓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了工作,還感覺到社會不再重視他們曾經從事的勞動工作,主流政治菁英只以為這是分配問題,不理解這是尊嚴和社會承認的問題。桑德爾說,這是一種「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而川普聰明到懂得收割這些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說:「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對才德制的批判近年已經愈來愈猛烈,而不只是桑德爾。另一本新書是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近日出版的《才德篩選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他批判才德制只是合理化對於優勢的不平等分配。事實是,這個制度現在已經成為自己的反面:「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機制」。

二○二○年的疫情又給了才德制新的反思。桑德爾在《紐約時報》為文指出,全球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所謂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我們開始更理解自己真正依賴的是誰,知道重要的不只是醫生和護士,而是快遞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還有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他們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不是得到最好報酬、獲得最多榮耀者。」這也是另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中的主要論證(*註4)。

這位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大師的整個知識生涯,其實就是在對抗個人主義,提倡共同體精神。在本書中,他強調謙遜(humility)是此刻無比需要的公民德性。畢竟,憑著才能和努力在才德體制中獲勝者,往往也是多少托他人之福,或者是命運的偶然。我們愈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就愈難學會感激和謙遜,而少了感激和謙遜,就愈難以追求共善。

就具體政策來說,他的解方包括在社會經濟政策更促進平等,他也提出在原有的成績制度加上抽籤制度來決定誰能夠進入菁英大學。

這些政策或許都不是萬靈丹,但本書卻絕對給了當今這個價值扭曲的社會一記當頭棒喝,甚至讓我們重新反思「選賢與能」的民主神話──選賢不是不好,但是民主不能只剩下這件事,因為被選出來的賢能(如果真的是賢能)可能會疏離或鄙視選民們。這反倒會淪為民主的異化。維繫民主體制另一個重要的核心是公共參與和對話。

在楊恩一九五八年的小說中,菁英統治的最後結局是一場政治反抗導致他們的垮台──這不正是二○一六年的現實?

反抗者在小說中提出宣言,希望追求另一個世界:「如果人們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教育、職業和權力,而是他們的仁厚、勇氣、想像力和敏感性,他們的同情心和慷慨,那麼就不會有階級……而每個人將會有平等的機會,不是在任何數字的尺度下往上爬,而是去發展自己獨特的能力,過一個豐盛的生活。」

這才是美麗新世界。

〈註釋〉
*1 meritocracy 目前是通俗常用的字眼,但是在中文世界的翻譯沒有高度共識,在此採取的翻譯方式為「才德制」。
*2編按:因原書名中的 merit / meritocracy一詞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讀者的理解有些微不同,作者邁可.桑德爾主動建議海外譯本可依據本書核心精神,另行發想合適書名,並同意繁體中文版名為《成功的反思》。
*3在五、六○年代的重要思想著作如《意識形態的終結》和《單向度的人》都曾提出類似的討論。
*4該書作者為二○二○年過世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本人亦為該書中文版撰寫導讀,讀者們可參考。 

推薦序
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的新書極為精采。若想精確了解最近五、六年歐美興起的民粹主義,本書絕對是最值得推薦的一本。 

◎分析民粹主義,要直視問題核心 

桑德爾是哲學界的明星人物,是把政治哲學「科普化」的重要推手。桑德爾擅長平實呈現理論;尤其在討論民粹主義這種大家親身體驗的現象時,他的舉例、援引、文獻參照等,皆精采且具說服力。桑德爾引述柯林頓、歐巴馬、希拉蕊、川普等人的公開演講,再統計Google搜尋的「關鍵字出現頻率」,呈現出政治人物們的思考與盲點,以及其心底隱蘊的偏見,讀起來非常有共鳴。 

事實上,美國有不少政治系教授(例如史丹佛大學的戴雅門、北卡教堂山分校的馬克.海瑟林頓及強納森.偉勒等)也都討論民粹主義對民主政治的威脅,但是相對於此書,皆失之膚淺。基本上,這些政治學者提出的建議就是修改遊戲規則,「不要讓那些討厭的傢伙選上」。但如果民主的真諦是「選民最大」,那就不能不去探究近五○%川普支持者的心理。 

◎貴族世襲下「績效主義」的崛起 

本書原文書名為《The Tyranny of Merit》,什麼是書中所談的meritocracy呢?Merit是指人的成績、績效、功勳等表現;一般認為它是個人能力與努力的結果。依績效敘獎、付薪酬,即是「績效主義」(meritocracy),在政治領域方面則形成「菁英政治」。績效主義對抗的傳統,正是年資至上、貴族世襲等,只看年資與個人出身的「落伍」思維。 

但meritocracy也不是沒有壞處。這個字的創始原本有希臘哲學傳統,近代最早則出現在一九五八年英國社會學者楊恩的著作《菁英制度的興起》。楊恩在書中描述了績效主義普遍之後的弊病,而桑德爾有許多論點,都溯源於楊恩。 

◎績效主義的「陰暗面」 

依桑德爾的解析,績效主義有以下幾點值得反思之處。 

一、績效主義著重依績循賞。這代表因自己努力而得到較高報酬,是應得的(deserved),是一種社會爬升的動態平等概念。因此,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的靜態不平等,績效主義者並不關注。例如,一九七○至二○一七年,美國公司CEO的平均薪水從一般員工的三十倍,成長為三百倍。顯著的倍數膨脹,與大幅趨向不均的社會所得分配,績效主義者並不認為是個問題。但是整體社會卻有不同感受,形成菁英與社會大眾之間日趨嚴重的疏離感。 

二、績效主義也許趕走了貴族主義。但是後者真的比較差嗎?假設在貴族社會有十分之一的貴族,十分之九的窮人,績效主義社會的比例也一樣,有十分之一的績優者,十分之九的落後者。桑德爾問:你想出生在哪一個社會?我們也許會理所當然地回答:績效社會。但是桑德爾提醒我們:貴族社會的下籤,完全表示「運氣不好」,「那個傢伙是貴族只是因為他生在貴族世家,好狗命,神氣個屁啊」!但是若在績效社會抽到下籤,表示的卻是「我的能力與努力不夠」。於是,績效主義將低薪勞工標籤化了。別人認為他們是後段班,他們也自認為是魯蛇,羞辱感、邊緣感逐漸累積成柴火,等待川普這樣的人來點燃。 

◎什麼是「應得的」報酬? 

一、績效主義者認為能力與努力所創造的高報酬,是他們「應得」的。但事實上有這麼理所當然嗎?CEO的薪水是員工的三十倍與三百倍,究竟哪一個是「應該」的?判準在哪呢?有位市長自豪自己智商一五七,因此反應敏捷進而當上市長,似乎也是剛好而已。但是,智商高來自父母基因,此人「碰巧」父母智商高,與此人「碰巧」父母是貴族,有什麼差別?一個是好狗命,一個是狗命好,其為狗命者,一也!父母為貴族是備受批評的貴族主義,父母靠精子卵子傳給子女高智商,不也是世襲?智商高或是麥可.喬丹彈性佳,在道德上哪有什麼值得誇讚的? 

二、經濟學家法蘭克.奈特還有一個說法,駁斥「應得論」。奈特表示,喬丹之所以薪水高,是因為他碰巧出生在一個「大眾喜歡籃球運動」的社會,這不也是一種好狗命嗎?為什麼門票收入你「應得」幾億?又如果某人有「在桌面上比腕力」的天分,可是偏偏社會上沒有人喜歡這項運動,此人「應得」的所得還能上億嗎?所以「社會」才是關鍵,個人能力倒未必。 

三、績效主義者深信「應得論」,於是養成了傲慢心態,失去對其他「智商低於一五七者」的同理心。他們在言談中不時表露出優越感,經常說:「我不做蠢決策!」「她懂什麼?」貶抑之情溢於言表,累積社會的階級對立。 

以上是績效主義的理論缺陷。除此之外,桑德爾也參照許多實例,幫助我們了解績效主義在歐美政治社會圈帶來的衝擊。 

◎績效主義對政治的衝擊 

一、英美政黨板塊的改變:英國工黨與美國民主黨,傳統上皆較為親左與親勞工。但是在布萊爾、柯林頓、歐巴馬幾任總理、總統的訴求轉變下,原本親勞工的論述,漸為績效主義所取代,使得勞工階級心灰意冷。這些政治人物論調改變,多少是受八○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強調政府少干預,讓人人「只要有天分、夠努力,都能出頭」。同時,這兩位魅力領袖,也塑造了「純粹自由貿易的全球化」。將製造業外移到低成本國,更加惡化了本國原來已經弱勢、被標籤化的勞工地位。勞工們討厭全球化,認為全球化都是你們這一群菁英獲利,這正與他們民粹性支持川普、瑪琳.勒朋和英國脫歐是一體兩面。這種悲抑形成了民粹主義的土壤,也促使政黨板塊挪移。 

二、績效主義在美國教育圈,也導致家長學生對明星大學的投資競賽。像惡補SAT、上各種才藝班、尋求競賽獎牌、甚至造假作弊,都是近年績效主義衍生的弊端。由於弱勢家庭無力負擔這些花樣,形成另一種「爸媽有錢,小孩容易上明星大學」的「菁英世襲」,這幾乎與貴族世襲相近,其流弊甚至更甚於以往的貴族主義。 

◎績效主義之惡,怎麼解? 

績效主義有諸多弊病,並造成民粹與反民主逆流,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很複雜。在升學方面,以哈佛大學招生為例。桑德爾建議:如果兩萬人申請入學只錄取一千人,則「先刪除絕對不合格的大約兩成,其他八成合在一起抽籤」,以阻斷高中生拚命求高分的誘因。其基本邏輯是:成績是入學申請的審查門檻,而不是判準。 

但是在政治領域,因為牽涉層面甚廣,政府很難有一個化解菁英政治的辦法。桑德爾對於績效主義的解方說得較少,但基本上有兩個方向:一是平等自由主義(egalitarian liberalism),增加人們的同理心與平等尊重;二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改善不同階級、不同身分者之間的黏著與向心力。 

◎讀政治哲學,使我們更完整 

政治哲學與形式哲學、宇宙哲學、生命哲學、科學哲學皆不同,它與現實貼切且有助於圓融思考。讀政治哲學不但不枯燥,反而能幫我們把事情「想透澈」。如果周邊的問題都能想清楚,我們就是比較「完整」的人,立身處世的思考圓融,謂之「無惑」。做人完整與完美不同;我們永遠不會完美,但是一定要努力使自己完整。了解另外百分之五十的選民,當然是重要的「無惑」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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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美國和許多國家一樣措手不及。儘管公衛專家前一年才警告病毒可能蔓延全球,中國一月和病毒陷入苦戰,美國仍然欠缺抑制病毒散播的普篩能量。隨著疫情蔓延,確診人數暴增,這個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愕然發現,他們連醫護人員需要的口罩及防護裝備都無法充足供應,醫院和政府部門為了搶到救命的檢驗試劑與呼吸器而你爭我奪。

措手不及的原因很多。總統川普無視公衛顧問的警告,在疫情初期的關鍵幾週刻意淡化危機,於二月下旬堅稱「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我們處理得非常好……疫情很快就會結束」;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發放的首批檢測試劑有瑕疵,事後補救又拖延太久;數十年來的產業外包,導致美國的醫療口罩與設備幾乎完全仰賴中國和其他外國廠商進口。

然而,面對這場大流行,美國不僅在後勤上缺乏準備,道德方面也無所適從。疫情爆發前,美國已經深陷分裂多年,從經濟、文化到政治莫不如此。社會不平等與文化衝突數十年來愈演愈烈,最終於二○一六年引爆了民粹反撲,促成川普當選。而川普遭到彈劾後(但未因此下台)不久,就遇上了這場美國自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事件以來的最大危機。儘管如此,共和與民主兩黨對立依舊。認為媒體正確傳達疫情資訊的共和黨支持者比例極低,只有百分之七;相信川普發言可靠的民主黨支持者更只有百分之四。

政黨間的嫌隙不斷惡化,偏偏病毒就在這時來襲,需要全民團結才足以對抗。但除了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國家能做到這樣的同仇敵愾。政府呼籲人民維持社交距離,放下工作待在家中,甚至強制執行,使得無法遠端工作的人被迫失去工作與薪水。病毒對年長者威脅最大,但年輕人也可能受害;就連本身不受影響的民眾,也可能有爸媽或祖父母要操心。

疫情蔓延讓我們在道德上重新察覺人的脆弱與互相倚賴。政府官員和廣告商自然而然搬出了「我們都在一條船上」的口號,但喚起的卻是出於恐懼的團結,因為害怕病毒擴散而「維持社交距離」。公共衛生專家呼籲民眾一條心,在脆弱中互相扶持,方法卻是彼此疏遠,自我隔離。

面對疫情蔓延,這種「隔離式團結」是有用的。除了英勇的醫護和急救人員需要親身救助患者,超市店員和外送員同樣冒著健康風險送食物及日用品給居家者。專家告訴我們,保護手足同胞的最好做法就是跟他們保持距離。

然而,隔離式團結在道德上的矛盾處,卻正好點出了「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這句口號的空洞。這句口號不僅未能傳達所有人一起守規矩、一起勒褲帶的休戚與共感,反而碰上了近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與政黨惡鬥。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不僅讓美國無法在國內生產口罩與藥物,更奪走了許多美國人的高薪工作與社會尊嚴。

與此同時,那些得力於全球化市場、供應鏈及資本流動的人,卻愈來愈不倚賴自己的同胞,既不需要同胞提供產品與服務,也無須同胞消費他們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些全球化贏家的經濟生活與身分不再仰仗地方或國內社群,進而將自己和輸家區隔開來,維持著另一種社交距離。

這些贏家告訴我們,政治主張的區別不再是左右之分,而是開放與封閉之別。在開放世界裡,成功仰賴教育,仰賴提升自己,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勝出。這代表國家必須保障教育機會人人平等,卻也顯示贏家往往認為成功是他們應得的;而機會如果確實平等,就還意謂輸家之所以落隊是自己的問題。

這種「成功觀」讓「我們都在一條船上」變得缺乏說服力。它讓贏家感覺成功是自己的功勞,輸家覺得贏家不把他們當人看。難怪全球化的落隊者會憤怒不滿,進而受到反對菁英、誓言重新豎起國界高牆的極權民粹主義者所吸引。

此刻帶領我們對抗這場疫病的,正是這群不信任科學專業與跨國合作的政治家,因此困難重重。面對全球公衛危機,我們不只需要醫療及科學專業,更需要道德與政治的重開機。

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的傲慢與怨憤是有毒的,不可能帶來我們此刻亟需的團結。想讓道德與公民生活重開機,就必須先了解過去四十年來,我們的社會紐帶與互相尊重是如何逐步瓦解。本書希望闡明這個瓦解的過程與原因,並思考如何找到一條邁向共善政治的道路。

邁可.桑德爾
二○二○年四月於美國麻州布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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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第三章  向上流動說

如今我們看待成功的態度就和清教徒對救贖的看法一樣,不是出於機運或恩典,而是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得來的報償。這是才德觀的中心思想。它高舉自由(憑藉努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與應得:若我手上擁有大量世間事物(所得、財富、權勢與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那我必然配得它們。成功是才德的象徵,富裕是我應得的回報。

這種思想非常振奮人心。它鼓勵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人,而非受役於不受他們掌控的力量。但這種思想也有黑暗面。我們愈認為人是自為自足的,就愈不可能在乎比我們不幸的人。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這種思想腐蝕了休戚與共感。太過強調命運操之在己導致我們很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過去四十年來,才德配位思想在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裡愈來愈根深柢固。即使不平等急遽惡化,大眾文化仍然不斷宣揚命運操之在己和人人得其所當得的想法,感覺就像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自己和眾人,社會上層者本來就該爬到上層,下層者本來就該淪落下層似的。如果沒有,那也是沒能去除障礙,讓機會平等的緣故。主流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黨近幾十年來的主要分歧,也都環繞在如何定義及實現機會平等,好讓人人全憑才能與努力決定自己能爬多高。

◎拚搏與當得

我會察覺才德思想的菁英心態正在蔓延,是因為學生的緣故。我從一九八○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不時有人問我學生對事情的看法有什麼改變,但我往往覺得很難回答。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我教授的那些主題時,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道德與政治立場。我沒有在學生身上看到明顯的改變,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從一九九○年代到現在,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是靠自己掙來的。在我教過的學生裡,這樣的才德信念愈來愈強。

我起初以為那是因為他們成長於雷根時代,內化了當時的個人至上哲學。然而,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這種才德思想橫跨所有政治立場,尤其討論到大學招生的平權措施更是明顯。絕大多數的學生,不論支持或反對平權措施,都深信自己超級努力才符合哈佛的入學資格,因此錄取全憑真本事。若有任何一點暗示,提及他們能進哈佛是因為運氣或個人努力以外的因素,都會引來強烈不滿。

某些學校的菁英心態愈來愈重,其實不難理解。過去半世紀來,一流大學的入學難度不斷飆高。一九七○年代中期,申請史丹佛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有三分之一獲准入學。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哈佛和史丹佛的入學率只剩五分之一,二○一九年時更不到二十分之一。隨著入學競爭愈來愈激烈,想進頂尖大學(或父母希望子女進頂大)的孩子的青春期已經成為奮發拚搏的戰場,塞滿規畫詳細、負擔沉重、壓力巨大的進階先修課、私人入學顧問、學術評估測驗家教、體育和其他課外活動、實習及偏遠地區服務,以便博得大學招生委員的青睞。所有安排都受到焦慮的直升機父母嚴格監控,只為讓兒女得到最好的。

熬過如此壓力與拚搏的孩子,很難不認為錄取是自己努力用功的結果,是自己掙來的成就。這樣的想法並不會讓他們變得自私小氣。許多孩子進了大學之後仍然花費大量時間從事公益或其他善行;但中學時期的奮鬥經歷讓他們成為堅定的才德配位論者,和清教徒祖先一樣深信成功是自己努力當得的報償。

我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才德思想不是美國大學獨有的現象。二○一二年,我到中國東南的廈門大學演講,主題是市場的道德限制。在我演講前不久,中國才發生一名十幾歲少年為了買iPhone和iPad而賣腎,登上了新聞頭條。我問廈門大學的學生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不少學生抱持放任自由主義的觀點:只要那名少年是自願同意的,沒有受到威脅強迫,就有權賣腎。反對的學生則認為,有錢人為了活久一點而向窮人買腎是不義之舉。這時一位坐在演講廳後面的學生說話了:有錢人靠自己掙了那麼多錢,表示他們有才有能,理當活久一點。

我被那麼赤裸裸的才德思想嚇了一跳。事後回想,我發現這樣的回答在道德上跟成功神學非常接近。成功神學認為健康與財富是神恩的象徵,那位中國學生顯然應該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在基督教天命觀裡長大的。但他和他的同學都成長於中國轉向市場化社會的年代。

過去十年來,我造訪過不少中國大學,發現有錢人配得財富的想法深植在學生的道德觀中。儘管有文化差異,但那些中國學生跟我在哈佛教過的學生一樣,都是生於超級競爭的市場化社會,在超級競爭的招生制度下的贏家,難怪無法接受成功其實有賴於他人的想法,而是認為體制基於他們的努力與才能所給的犒賞都是自己的功勞,因此當之無愧。

◎第五章  成功觀

假設有兩個不平等程度相同的社會,每一百美元的國民收入中,最有錢的百分之二十人口拿到六十二美元,最貧窮的百分之二十只拿到一點七美元。就算底層一半人口的總所得也只有十二點五美元,遠低於最有錢百分之一人口拿到的二十點二美元,而且財富不均比所得不平等更嚴重。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所得與財富不均很離譜,那你可能認為這兩個社會很不公正。但在下定論之前,你可能需要更多資訊,例如這樣的分配不均是如何產生的。

◎菁英制與貴族制

假設第一個社會是世襲貴族社會,所得與財富由出身決定,代代相傳。出身貴族的人家財萬貫,出身農戶的人家徒四壁,而且子孫也將如此。假設第二個社會是才德菁英社會,所得與財富不均不是出於世代沿襲的特權,而是努力與才能造成的差距。

知道這些訊息之後,你可能會選擇第二個社會。貴族社會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按人的出身劃分階級,不允許人向上流動。菁英社會則不然,它允許人發揮才能與創意改善境遇。這是支持菁英社會的一大理由。的確,才德至上的菁英社會並未消除不平等,因為每個人的才能與抱負不同,使得有些人爬得比別人高。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些不平等反映的是個人才能的差異,而非出身條件。

在意不平等的人可能還會繼續追問。他們可能會想,就算在菁英社會,至少也有些人位於上層,起跑點比別人前面,例如父母親非常關愛、支持子女,甚至很有錢,或學校裡老師認真盡職等等。這些仍然心存疑慮的人可能還想知道,菁英社會是否採行相關政策,確保所有孩子不論出身,在教育和文化上都能擁有機會充分實現潛能。唯有如此,他們才會認為菁英社會是公正的。

要思考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你不曉得自己會生在有錢或貧窮的家庭,你會選擇哪個社會?依據這個標準,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贊同真正機會平等的菁英社會比貴族社會公正。不過,讓我們暫且放下公正的問題,想一想這兩個不平等社會的另一個特質。假設你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上層或底層家庭,要是你生而有錢,你會希望自己活在哪個社會?要是生而貧窮,你又會選擇哪個社會?

別忘了,這兩個社會都極不平等。假設你生在頂層百分之一的家庭,年平均所得會是一百三十萬美元好了,但若生在底層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年平均所得就只有五千四百美元,兩者差距相當大。如此一來,你可能會說,由於兩個社會都非常貧富不均,因此就算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何種家庭,也無法判斷該選擇哪個社會。

不過,所得與財富不會是你唯一在意的事。你如果很有錢,可能會希望這個社會能讓你將財富與特權傳給子女。這是世襲貴族社會的好處。你如果很窮,可能會希望這個社會允許你或你的子女往上流動。此為才德菁英社會的優點。

然而,只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兩個社會的優點其實也是缺點。人不僅在乎自己有多少錢,還在乎自己的財富或貧困反映出何種社會地位與尊嚴。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上層家庭,就會明白自己擁有特權只是碰巧,而非自己的成就。但你如果生在菁英社會,靠著努力與才能爬到頂層,你就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因為成功並非仰賴世襲,而是你自己掙來的。菁英社會裡的成功和貴族社會裡的特權不同。菁英社會裡的成功會給人成就感,覺得地位是自己贏來的。由此觀之,在菁英社會有錢比在貴族社會有錢好。

不過,出於同樣的道理,在菁英社會沒錢就令人抬不起頭了。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農奴家庭,日子會很辛苦,但不會被這樣一個想法折磨,覺得低人一等是自己的錯。揮汗工作時也不會覺得地主是因為比你有本事,比你聰明,所以才能當上地主。你會知道對方不比你更配當地主,他只是比你好運。

然而,你要是處在菁英社會的底層,就很難擺脫一個想法:你現在的處境至少有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反映出你未能展現足夠的天分與抱負,所以才沒有出人頭地。一個能讓人往上爬,也讚揚人這麼做的社會,對未能往上爬的人是沒有好臉色的。

◎才德至上的黑暗面

才德菁英社會(meritocracy)一詞便是出於這份擔憂而發明的。麥可.楊恩是親工黨的英國社會學家。一九五八年,他寫了一本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的書。對楊恩而言,才德菁英社會不是理想,而是反烏托邦。他寫書當時,英國的世襲階級制正在瓦解,被才德至上的教育和專業體制所取代。這是好事,因為新制度讓有天賦的藍領階級子女得以發揮才能,跳脫勞動的人生。

然而,楊恩也瞥見了才德菁英社會的黑暗面。他彷彿不是活在六十年前,而是從二○三三年回顧現在的歷史學家。面對二戰後開始在英國扎根的才德菁英社會,他以無比清晰的語言道出其背後的道德思維。楊恩並未捍衛正在消逝的世襲階級制,而是指出階級制的道德任意性與明顯不公至少有一個好處:壓抑了上層階級的自以為是,同時不讓勞動階級將自己低人一等視為個人失敗。

靠父母有錢有勢而「空降」頂層的人「無法自信滿滿地說,這份工作非我莫屬。因為他們心裡明白,自己不是公開競爭贏得那個位置的。只要他們夠誠實,就會明白自己有十幾個屬下和他們一樣好,甚至比他們更有本事」。

上層階級的人必須遲鈍到極點,才不會在有生之年的某個片刻恍然察覺,他部隊裡的士兵,家裡的管家或「打雜的」,火車上或鄉村俱樂部裡滿臉皺紋、目光銳利的謙恭服務生,這些人的頭腦、精明與智慧至少和他平分秋色。

就算有些「上層階級」自欺欺人,認為自己高高在上是理所當然,他們的屬下也不會跟著相信。他們知道「許多上司穩坐高位靠的與其說是學識,不如說他們跟誰認識,父母是誰」。明白制度有缺陷讓勞動階級有資格在政治上挑戰世襲階級制,而這正是成立工黨的目的。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階級制的任意性讓勞動階級不會因為這個社會讓他們低人一等而看輕自己。

工人會對自己說:「我是工人。為什麼是工人?難道我只適合做工?當然不是。要是有好機會,我就會讓全世界看見。我可以是醫師、釀酒師和大臣。我什麼事都能做。我只是沒有機會,所以才身為工人。但別因為我在底層,就認為我比其他人差。」

楊恩指出,看清楚自己階級地位的道德任意性有其好處:贏家和輸家都不會認為自己的處境是應得的。這不代表階級制是對的,但這點卻能讓我們察覺才德至上制的弔詭之處。依據才德給予工作與機會不會減少不平等,只是讓不平等改以能力為標準重新洗牌,而且這樣的重新洗牌會讓人認定自身處境是自己應得的,進而拉大富者與窮人的差距。

如今人們依據能力劃分階級,階級差距無可避免地加大了。上層階級……不再受自我懷疑與自我批評折磨。出人頭地者知道成功是他們自身才能、努力與無可否認的成就帶來的報償,他們理當躋身上等階級。他們還知道自己不僅生來就擁有較高的才能,而且這些天賦還會讓他們得到一流的教育。

楊恩非但預見了才德制菁英的傲慢,還瞥見了這些人對技術官僚治理的偏愛,對缺乏顯赫學歷者的鄙視,以及這種心態對公共論述的戕害。這群拔尖的菁英「比誰都了解當代科技化文明愈來愈複雜的結構與運作。他們受過科學訓練,而地球已經由科學家接管。」這些人的才智與教育程度出類拔萃,以致幾乎沒有理由與機會和不具大專學歷者進行嚴肅的討論。

當菁英談論事物的語言更精準豐富,他們怎麼還有辦法和較低階級進行對話呢? 他們明白……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在其他方面(亦即才智和教育程度)也不及他們,而才智和教育程度這兩大特質在廿一世紀更趨一致的價值觀裡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現代最特出的問題之一,」楊恩觀察到(別忘了,他彷彿是從二○三三年「觀察」我們現在),就是「菁英社會裡有些人……變得太過自以為是,對於他們所統治的人失去了同情。」他語帶嘲諷補充道,有些菁英「完全不知收斂,連水準不高的人都常被不必要地冒犯」—這讓人很難不聯想到二○一六年美國大選期間,希拉蕊抨擊川普支持者是「一群可悲的傢伙」。

才德至上制除了讓未能向上流動者對菁英不滿,還會讓他們自我懷疑。

如今人人不分貴賤,都明白自己絕不缺機會……如此一來,地位低下者豈不覺得自己必是才不如人,而不像過去一樣,覺得自己只是欠缺機會? 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地位低下者頭一回沒有現成的擋箭牌來保住自尊。

楊恩預見這份因才德而起的傲慢與不滿終將化成毒素,引燃政治反撲。他用一個預言為這個反烏托邦故事結尾:二○三四年,低學歷人民發起民粹動亂,反對才德菁英。二○一六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選出川普,比楊恩預言的動亂早了十八年。

◎重新思考菁英社會

前面描述的兩個社會並非全然虛構,今日美國的所得不均就和那兩個社會的情形一樣嚴重。如果有人想替這樣的不平等辯護,往往都是從才德至上的角度出發,沒有人會說某人因為父母有錢,所以他有錢是應得的。有些人或許會批評提倡廢除遺產稅的民眾是暗地支持特權世襲,但沒有人會公開支持特權世襲,也沒有人敢反對依據才能雇人的原則。

目前有關求職、受教及競選公職的辯論,幾乎都以機會平等為準繩。各方爭執的焦點往往不在準繩本身,而在如何實現。例如,批評僱傭和招生平權措施的人會說,這類政策根據才能之外的因素審核申請者,有違機會平等;支持平權措施的人則說,唯有採行這類政策,過去受到歧視或條件不利的族群才能真正享受到機會平等。

才德思想至少在原則和政治口號層面贏過了對手。放眼全球民主國家,政治人物不分左右,全都宣稱我方的政策才能真正讓所有公民公平競爭,不論種族、族裔、性別與階級,能爬多高完全由努力與才能決定。就算有人埋怨才德至上制,通常也不是批評這個理想,而是批評我們未能實現:有錢有勢者操弄制度以鞏固自身特權;專業階級將才德制變成世襲制,好讓優勢傳給子女;聲稱才德至上的大學替有錢有關係的小孩開後門。在這些批評者眼中,才德至上只是神話,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份批評顯然有理。但要是問題比這個還深呢?要是才德至上的問題其實並不在於我們未能實現這個理想,而是它本身有缺陷呢?要是向上流動說不再能打動人心,不只是因為社會流動停滯,而是有更根本的理由,因為在競爭的才德至上社會裡幫助人爬上成功階梯是空洞的政治構想,只反映出我們對公民與自由的理解貧乏呢?

為了思考這個更全面的問題,我們必須檢視兩個反對才德至上制是道德與政治理想的理由。一個理由和正義有關,另一個和看待成功與失敗的心態有關。第一個反對理由認為,就算才德至上真的實現,職位與薪資完全反映個人的努力與才能,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公正。第二個反對理由則指出,就算才德至上社會完全公平,也不是良善的社會,而是會讓贏家傲慢焦慮,輸家屈辱不滿。這些心態無益於人的自我滿全,也會妨害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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