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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眼前有列失控的電車，以時速六十英里迎面衝來，電車不遠的前方分別有五個鐵路工人，及一個鐵路工人在兩條軌道上專心工作，身陷險境。在你面前是可以令電車轉向的操控桿，照電車原有行進軌道，五位工人將被撞死，假如你以操縱桿轉向，便有一位工人被撞死；面對此情況，你將如何選擇？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以全球知名的「電車難題」開啟思辨對話，探討何謂正義，並曾於 2012 年（出版《錢買不到的東西》）應文化部之邀造訪台灣。在新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桑德爾所要探究的，是社會上逐漸將「才德至上」的菁英制奉為圭臬，年輕學子為求進入頂尖大學拼盡全力，經濟階級與教育水平彷彿是一個人獲得尊嚴的先決條件，但這一切，卻讓成功者與失敗者間壁壘分明，彼此撕裂對立，難道這是我們心中理想的社會樣貌嗎？
此次我們幸運地跨海視訊專訪桑德爾教授，和他談談新書的核心概念及他自己：
問：本書原名直譯為《才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您為什麼會選擇「才德」這個題目？因為 2016 年大選之後的種種討論，還是因為您身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長期觀察？或者有其他原因？
答：一般來說，才德（Merit）是一個正面的詞，對吧？才德代表了專業，譬如當我們要動手術，自然希望是專業人士來進行。才德也代表著才華，甚或保證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與社會階級。才德一直以來都是具正向意義的代名詞，但因為重視才德，塑造了社會上普遍認可的菁英制度，卻反而戕害、撕裂了整體社會，將社會以「成功者」與「失敗者」一分為二。
重視才德的菁英制度讓成功者相信，他們的成功源自自身的才華及努力，而那些在生活裡受苦掙扎的失敗者，應得如此的悲慘境遇。這正是我書名所說的「才德的暴政」，這是讓菁英階級的成功者瞧不起失敗者的傾向，而那些被認為是失敗者的，大多是平凡無奇的勞工階級，這樣被看輕的憤怒與不甘，也是 2016 年選舉時，讓他們選擇票投川普的原因之一。
我的新書《成功的反思》，正試圖回應在成功者與失敗者間越發巨大的分歧與溝壑。如今，當我們看待自己與他人時，似乎只剩贏家與輸家的二分法，但我希望在社會上指出贏家與輸家之外的另一條道路，希望能讓社會引起共鳴，注意到整體社會的共善才是我們該共同關注的。
問：您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恩的作品《菁英制度的崛起》，您是在什麼時候閱讀這部作品的呢？對於您的求學、授課或者研究方向的選擇有什麼影響呢？
楊恩是一位英國籍的社會學家，在 1958 年出版《菁英制度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書。事實上，正是他在該書裡發明菁英制度（Meritocracy）一詞，這也是該書如此有趣迷人的原因。在《菁英制度的崛起》中，他不把菁英制度當成平等社會的理想制度，反之，他將菁英制度解釋為一種反烏托邦概念，這樣的制度，讓社會區分為成功者與失敗者，並在兩者間劃分出清楚嚴明的界線。
楊恩首次提出菁英制度的概念後，許多政治家開始談論菁英制度，卻把它當成塑造公平社會的理想制度，在此制度下，取得成功靠的是努力、天賦和才德，但事實上，楊恩提出菁英制度一詞，並不是把它當成理想制度，而是提出一種警告。時至今日，該警告更是已成為既定事實的精準預言。
根據楊恩所言，菁英制度會在成功者與失敗者間造成巨大分歧，使成功者認為成功來自自身，也打擊失敗者，在社會的目光下，彷彿一切逆境皆是咎由自取。楊恩可說是對社會有非常精準的判讀與觀察。
在菁英制度下，我們習慣以經濟階級、教育與學位程度定義成功者與失敗者，而這使社會竟習慣將教育程度、經濟階級作為尊重他人的判準，而非根據誰真正對社會的共善有所貢獻。這是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尊重每一位對社會共善有所貢獻的人，包括他們所做的工作、養育的家庭、服務的社群，不該只在乎教育經濟的階級與成就。
問：您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書中也提到才德制度容易衍生的問題及一些改變入學評選的建議，出版之後，收到哪些回饋？來自教育界有哪些回應？目前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推動計劃？
我在書中的提議是相當具爭議性的，爭議性最大的，是改變菁英大學的入學審核方式。我建議在審核時，可先剔除明顯不合格者，剩餘的申請者則採抽籤制度，決定誰能進入菁英大學。我深信改採這樣的審核方式，在我課堂上的學生肯定仍和現在一樣優秀。
這樣的審核方式，能讓學生與家長能活得更人性化一些，不再為那張頂尖大學的入場票擠破頭。在現行制度下，年輕學子為了進入頂尖大學，必須孜孜矻矻、付出超乎想像的努力，同時也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那些最終未順利入學的學生，甚至會認為自己是一名失敗者。
我認為像樂透般的抽籤制度，會改善現在的情況，也能減輕年輕學子的壓力，讓他們能真正追尋自己的心之所向與熱情所在，而不只是困在必須進入頂尖大學的牢籠中，承受無止盡的焦慮與壓力。不過目前為止，哈佛大學相關人員並不支持我的提案，我當然會持續說服，但我也有可能會失敗啊（笑）。
問：您認為「尊重工作」及「同理心」等等有助於「共善」的特質，如何透過教育培養？書中許多論點都需要改變根深蒂固的觀念，您認為能夠透過教育達成嗎？
答：我認為教育能對培養這些特質有所貢獻，在社會上建立彼此間更中性、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共善，是必須達到社會上真正的平等共好。如今，身處金字塔頂端的成功者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自己，更理所當然的認為，那些落在後頭的失敗者，最該責怪的也正是他們自己。我認為這樣的觀念，是忽略了幸運的成分，忘了好運氣也是讓他們成功的關鍵之一，也忘了那些曾在路上幫他們一把的推手，包括師長、親友、社會，還有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讓他們並非時不我予，進而取得成功。我希望將社會從贏者輸家二分法的導向，改變為一個重視整體共善的社會，不再只看表面的成功與失敗，而是所有人都能更有尊嚴、更有責任地生活著。
問：您的課程成為網路課程之後受到熱烈歡迎，您認為網路在教育上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嗎？您希望自己的課程當中加入更多利用網路的互動方式嗎？如果有的話，您想像會用什麼形式進行？
答：是的，我一直在努力讓課程更線上化，特別在疫情期間。這個學期以來，因為防疫考量，無法在教室群聚，我所有在哈佛的課程都採遠距教學。我認為疫情肯定增加線上教學的使用頻率及需求。不過，其實在疫情之前，我就做了許多線上課程的嘗試，我認為這樣有助於更多元廣泛的討論參與。譬如，我在 BBC 的節目《The Global Philosopher》中，用視訊方式與全球各地的參與者展開對談，探討哲學，並運用在當代社會議題上。對我來說，線上教學的方式能簡單地將來自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們齊聚一堂、共同討論，這正是哲學思辨最需要的。
問：倘若政治權力不再由技術官僚完全掌控，您認為可能透過哪些方式評選政府官員？
答：由技術官僚組成政府的另一個對應選項，是由一般公民所組成的政府。技術官僚組成政府當然有一定的好處，特別在疫情期間，我們自然需要具公衛、醫療背景的專家來協助設立政策。我們需要專家，這點毋庸置疑。但我們必須確保，公民對政策有一定的發聲權力，不該認為公民不夠資格討論政策。我們必須打造出結合技術官僚與公民的政府。
問：目前已然成形的才德制度當中，您認為有方法可以先使得益者認知自身想法的謬誤、增加「尊重工作」及思考相關公共政策嗎？
答：是的，我希望可以，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我希望藉這本書，讓在菁英制度下的成功者，認知幸運在他們成功路上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希望提醒成功者必須發覺自己的成功，有一部份是因為身邊的人事物讓一切成為可能，並心懷謙卑，給予他們一定的尊重。如果成功者能認知到幸運在人生裡的成分，就能創造出更中立、友善的社會，也能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對整個社會更有責任感。
問：您認為「全民基本收入」的制度有助於達成您希望的「條件平等」嗎？或者您認為這個制度還有哪些需要考慮的部分？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可能是達成條件平等的途徑之一，畢竟這確保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金錢能支付生活基本所需。這也許是好的。但如果將全民基本收入作為讓每個人找到合適工作的替代方案，就令我感到憂心。
我不認為全民基本收入，能取代在社會上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工作不僅是維持生活基本所需，也是讓自己能與社會共善結合的途徑。工作讓自己獲得社會尊嚴，因為有工作，我們會覺得生活得有尊嚴，獲得成就感，也讓自我肯定自己對社會是有所貢獻的，這也是我認為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
問：您有閱讀虛構作品的習慣嗎？您喜歡哪些作品或作家呢？
答：大部分我閱讀的書籍都是非虛構類作品、散文，以虛構作品而言，我恐怕不是一個好讀者吧。我希望我也能閱讀多一點虛構作品，但我的興趣都在政治哲學、經濟學、歷史、哲學上頭，大部分閱讀依然是著重於此，和我的教學及寫作結合。
我的虛構作品與詩歌相關閱讀經驗多來自我的妻子姬庫．阿達托（Kiku Adatto），事實上，她是位兒童文學作家，書寫美麗的奇幻故事給孩子們，她的作品名稱是《巴巴洋與魔法星》（Babayan and the Magic Star），這也有在台灣出版，在這篇專訪文章裡，不妨也貼上這本書籍的連結吧（笑）。
這是我最喜歡的兒童故事，這是她在我們的孩子小時候編造、講述的故事，巴巴洋是故事裡的怪獸名稱。我們的孩子非常喜歡這個故事，我的妻子便決定以此為本，改寫出版為《巴巴洋與魔法星》。
問：您為什麼會選擇就讀政治學系呢？如果不擔任教授、作家，您還可能從事哪些職業？您童年的夢想職業是什麼呢？
我大學讀政治，這是我的第一志願，在成長過程中，我總是對政治學相當感興趣，包括選舉、政治辯論等。大學畢業後，在研究所中，我徹底愛上了政治哲學、正義、平等的概念，以及我們必須在政治中所尋求的公民、道德價值、共善等概念。
許多哲學概念聽來十分抽象，但我始終希望將哲學與現實世界做連結，和我們生活的現實結合。這也是為什麼，在教學與寫作外，我希望舉辦更多線上教學、論壇節目，這樣才能使全球參與討論。我希望能把正義、平等的概念和我們每天生活的日常做結合，將政治哲學應用於社會，讓人們理解彼此的多元差異、展開對話。
其實我的童年夢想，是成為一位棒球選手，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很喜歡棒球的。不過，我的棒球技巧不夠好，不足以成為專業棒球選手。所以我選擇追求心之所向、跟隨我對政治學與哲學的熱情。但我至今仍是個忠實的棒球迷，我住在波士頓，最喜歡的球隊正是波士頓紅襪隊。
如果不擔任教授、作家，也許我會從政吧，或是成為政治記者。
但我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這也讓我能在世界各地旅遊穿梭。我還記得上次造訪台灣，我當時在台大體育館和台灣學子之間的對話，讓我學到很多，我也非常喜歡去台灣夜市品嚐各種美食，那真是非常有趣的回憶。衷心期待疫情平息，我就能再去台灣。
（本文經Readmoo閱讀最前線授權刊登，照片授權自桑德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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