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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青：「這本書批評的是美國，但每一點都可以拿來看待台灣。」
英國社會學家楊恩預見這份因才德而起的傲慢與不滿終將化成毒素，引燃政治反撲。他用一個預言為這個反烏托邦故事結尾：2034年，低學歷人民發起民粹動亂，反對才德菁英。
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選出川普，比楊恩預言的動亂早了18年。
贏家傲慢．輸家不滿
如今我們看待成功的態度就和清教徒對救贖的看法一樣，不是出於機運或恩典，而是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得來的報償。這是才德觀的中心思想。它高舉自由（憑藉努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與應得：若我手上擁有大量世間事物（所得、財富、權勢與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那我必然配得它們。成功是才德的象徵，富裕是我應得的回報。
這種思想非常振奮人心。它鼓勵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人，而非受役於不受他們掌控的力量。但這種思想也有黑暗面。我們愈認為人是自為自足的，就愈不可能在乎比我們不幸的人。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這種思想腐蝕了休戚與共感。太過強調命運操之在己導致我們很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拚搏與當得
我會察覺才德思想的菁英心態正在蔓延，是因為學生的緣故。我從1980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不時有人問我學生對事情的看法有什麼改變，但我往往覺得很難回答。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我教授的那些主題時，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道德與政治立場。我沒有在學生身上看到明顯的改變，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從1990年代到現在，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是靠自己掙來的。在我教過的學生裡，這樣的才德信念愈來愈強。
我起初以為那是因為他們成長於雷根時代，內化了當時的個人至上哲學。然而，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這種才德思想橫跨所有政治立場，尤其討論到大學招生的平權措施更是明顯。絕大多數的學生，不論支持或反對平權措施，都深信自己超級努力才符合哈佛的入學資格，因此錄取全憑真本事。若有任何一點暗示，提及他們能進哈佛是因為運氣或個人努力以外的因素，都會引來強烈不滿。
某些學校的菁英心態愈來愈重，其實不難理解。過去半世紀來，一流大學的入學難度不斷飆高。1970年代中期，申請史丹佛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有三分之一獲准入學。到了1980年代初期，哈佛和史丹佛的入學率只剩五分之一，2019年時更不到二十分之一。隨著入學競爭愈來愈激烈，想進頂尖大學（或父母希望子女進頂大）的孩子的青春期已經成為奮發拚搏的戰場，塞滿規畫詳細、負擔沉重、壓力巨大的進階先修課、私人入學顧問、學術評估測驗家教、體育和其他課外活動、實習及偏遠地區服務，以便博得大學招生委員的青睞。所有安排都受到焦慮的直升機父母嚴格監控，只為讓兒女得到最好的。
熬過如此壓力與拚搏的孩子，很難不認為錄取是自己努力用功的結果，是自己掙來的成就。這樣的想法並不會讓他們變得自私小氣。許多孩子進了大學之後仍然花費大量時間從事公益或其他善行；但中學時期的奮鬥經歷讓他們成為堅定的才德配位論者，和清教徒祖先一樣深信成功是自己努力當得的報償。
市場與才德
我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才德思想，不是美國大學獨有的現象。2012年，我到中國東南的廈門大學演講，主題是市場的道德限制。在我演講前不久，中國才發生一名十幾歲少年為了買iPhone和iPad而賣腎，登上了新聞頭條。我問廈門大學的學生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不少學生抱持放任自由主義的觀點：只要那名少年是自願同意的，沒有受到威脅強迫，就有權賣腎。反對的學生則認為，有錢人為了活久一點而向窮人買腎是不義之舉。
這時一位坐在演講廳後面的學生說話了：有錢人靠自己掙了那麼多錢，表示他們有才有能，理當活久一點。
我被那麼赤裸裸的才德思想嚇了一跳。事後回想，我發現這樣的回答在道德上跟成功神學非常接近。成功神學認為健康與財富是神恩的象徵，那位中國學生顯然應該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在基督教天命觀裡長大的。但他和他的同學都成長於中國轉向市場化社會的年代。
過去10年來，我造訪過不少中國大學，發現有錢人配得財富的想法深植在學生的道德觀中。儘管有文化差異，但那些中國學生跟我在哈佛教過的學生一樣，都是生於超級競爭的市場化社會，在超級競爭的招生制度下的贏家，難怪無法接受成功其實有賴於他人的想法，而是認為體制基於他們的努力與才能所給的犒賞都是自己的功勞，因此當之無愧。
貴族社會，菁英社會
要思考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你不曉得自己會生在有錢或貧窮的家庭，你會選擇哪個社會？依據這個標準，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贊同真正機會平等的菁英社會比貴族社會公正。
不過，讓我們暫且放下公正的問題，想一想這兩個不平等社會的另一個特質。假設你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上層或底層家庭，要是你生而有錢，你會希望自己活在哪個社會？要是生而貧窮，你又會選擇哪個社會？
別忘了，這兩個社會都極不平等。假設你生在頂層百分之一的家庭，年平均所得會是130萬美元好了，但若生在底層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年平均所得就只有5,400美元，兩者差距相當大。如此一來，你可能會說，由於兩個社會都非常貧富不均，因此就算事先知道自己會生在何種家庭，也無法判斷該選擇哪個社會。
不過，所得與財富不會是你唯一在意的事。
你如果很有錢，可能會希望這個社會能讓你將財富與特權傳給子女。這是世襲貴族社會的好處。你如果很窮，可能會希望這個社會允許你或你的子女往上流動。此為才德菁英社會的優點。
然而，只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兩個社會的優點其實也是缺點。人不僅在乎自己有多少錢，還在乎自己的財富或貧困反映出何種社會地位與尊嚴。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上層家庭，就會明白自己擁有特權只是碰巧，而非自己的成就。但你如果生在菁英社會，靠著努力與才能爬到頂層，你就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因為成功並非仰賴世襲，而是你自己掙來的。
菁英社會裡的成功和貴族社會裡的特權不同。菁英社會裡的成功會給人成就感，覺得地位是自己贏來的。由此觀之，在菁英社會有錢比在貴族社會有錢好。
不過，出於同樣的道理，在菁英社會沒錢就令人抬不起頭了。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農奴家庭，日子會很辛苦，但不會被這樣一個想法折磨，覺得低人一等是自己的錯。揮汗工作時也不會覺得地主是因為比你有本事，比你聰明，所以才能當上地主。你會知道對方不比你更配當地主，他只是比你好運。
然而，你要是處在菁英社會的底層，就很難擺脫一個想法：你現在的處境至少有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反映出你未能展現足夠的天分與抱負，所以才沒有出人頭地。一個能讓人往上爬，也讚揚人這麼做的社會，對未能往上爬的人是沒有好臉色的。
菁英社會的黑暗面
才德菁英社會（meritocracy）一詞便是出於這份擔憂而發明的。
麥可．楊恩是親工黨的英國社會學家。1958年，他寫了一本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的書。對楊恩而言，才德菁英社會不是理想，而是反烏托邦。他寫書當時，英國的世襲階級制正在瓦解，被才德至上的教育和專業體制所取代。這是好事，因為新制度讓有天賦的藍領階級子女得以發揮才能，跳脫勞動的人生。
然而，楊恩也瞥見了才德菁英社會的黑暗面。他彷彿不是活在60年前，而是從2033年回顧現在的歷史學家。
－－本文整理摘錄自《成功的反思》第三章及第五章
《正義》哈佛教授桑德爾 睽違八年重磅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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