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權─中國歷史上的權術遊戲

〈前言：權術的來龍去脈〉

說到權術，在人們的腦海中立即就會閃現出陰險狡詐、卑鄙無恥、縱橫捭闔、爾虞我詐等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詞語。在中國傳統的戲劇舞台上，白臉曹操以及足智多謀、徹天透地的諸葛亮簡直就成了權術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謀近乎於奸，而諸葛亮的智謀則近乎於神。但無論是曹操還是諸葛亮，都是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智謀人物。在中國的文學、戲劇舞台以及各種藝術作品中，他們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可見中國人對於權術人物及其事蹟是喜聞樂見的。同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權術一直受到人們的批判，但它又總是在政治鬥爭中屢屢被採用。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權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我們反思傳統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接觸權術，研究權術。

歷代研究權術的著作非常豐富。春秋戰國是研究權術的第一個高潮時期。在先秦的諸子中，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都比較重視對權術的研究。這一時期關於權術的著作主要有《孫子兵法》、《韓非子》、《鬼谷子》、《戰國策》等。《孫子兵法》主要從兵家的角度提出了戰爭中的種種權術和謀略。《韓非子》是先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一部著作，他論述了集法、術、勢為一體的統治理論。《鬼谷子》則是一部專門研究縱橫家權術的著作。東漢有《越絕書》，該書主要敍述春秋時期吳越兩國之事，其中大量篇幅敍述勾踐歸國後為雪會稽之恥，採納和實行計倪和范蠡的謀略，故人們多認為這是一部「復仇之書」，「多陰謀秘計」（陳橋驛：〈點校本越絕書序〉）。初唐有趙蕤的《長短經》，評議古今權謀，特別著眼於三國時期的權謀。至明代有馮夢龍的《古今譚概》、《智囊補》，搜羅歷代的權術謀略。這一時期最有名的乃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作者以一枝生花的妙筆，展現了東漢末年以來幾十年間的興滅，生動地描繪了驚心動魄、千姿百態的謀略，蘊涵文韜武略，凝聚大智大勇，發謀略之指要，直可壓倒群書。清初學者毛宗崗又以錦心繡口，揭示其奇及何以為奇。

歷代對於權術的評價，大致有以下幾種意見：其一，權術是政治無道的產物，天下有道，政通人和，則權術不行；天下無道，滄海橫流，則權術大行於世。特別是儒家學者，主張以仁義治國，所以基本上是反對權術的，對權謀、權術深致貶辭。荀子就講過：「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荀子‧王霸》）其二，權術是在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之外的權變措施，是「聖人憂道之深謀」。當道德教化不可行之時，當禮儀廢止、刑名無威之時，就可代之以權術。　　　　因此權術只是權宜之計，就像甲胄一樣，只能在禦寇時穿戴而不能常服。其三，行使權術必須符合封建政治的原則，有利於國家和社稷，「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孫子兵法?計篇》唐孟氏注）如果佞人行使權術為身為家，那就應該堅決反對。其四，法家則公開宣揚、鼓吹權術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他們特別強調權術是君主治理國家、統治臣民的基本手段和方法，甚至公然主張使用卑劣的陰謀詭計。

何謂權術？權，本義是指測定物體重量的器具。秤桿為衡，秤錘為權，故把稱量物體叫權衡。世界上沒有哪一樣事物不可以權，天可權，地可權，人可權。管子認為，時令是宇宙的權，財富是大地的權，威力是人的權，政令是君主的權（《管子‧山權數篇》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誰擁有了這些東西，誰就掌握了權，所以權又引申為權力。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權力就是國家政治權力。擁有了國家政權，就獲得了對於土地與財富的佔有權和支配權以及對民眾的統治權。權的另一個含義是權變。《說文解字》曰：「反常曰權。」《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經」是永恆不變的原則，「權」就是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形勢而採取的臨時的機變措施，所以權又有變通之義。術即方法、謀略。由此我們就可以為權術下一個定義：權術就是為了獲取、鞏固政治權力所採取的謀略。「自五帝既降，舍機權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馮用之：《權說》）「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定而天下治。」（《太平御覽》卷三九○引申不害語）「三代以下將相，大抵皆權略之雄耳。」（馮夢龍：《增補智囊補》）這些議論表明，權術與中國傳統政治有著不解之緣。無論是反對者還是贊同者，大都認識到權術在中國傳統政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權術之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屢屢被採用，這是由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文化的特點所決定的。眾所周知，君主集權專制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點。古代中國的政治結構是一個單一化的政治等級權力結構。在這一結構中，君主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最高的主宰地位。君主不僅是全國土地和財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擁有對全體社會成員的人身統屬權，他可以隨意處置他的臣民。此外，在這一權力結構中，也缺乏縱向的分權機制。也就是說，君主擁有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最高權力，不容許其他任何人染指。因而在這一權力結構中的君主和臣民的關係就是一種統治與被統治、強權與服從的關係。

中國古代集權專制制度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權力變更的非程式性。中國古代的君主一般是通過世襲而獲得皇位的，而且也制定了嫡長子繼承的制度。但是在實際上，皇族內部在權力的興替上始終處於不穩定狀態，皇權權威極大地誘發了皇族內部爭奪皇權的鬥爭。皇族的成員常常覬覦皇位，並由此演生出層出不窮的宮廷政變，子弑父、弟殺兄者有之，兄篡弟、叔伯篡姪子者有之。除了皇族，還存在著其他的社會集團也覬覦皇位，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外戚集團、宦官集團和士大夫官僚集團。皇族與這些社會集團之間存在著不同利益的或明或暗的矛盾衝突。歷代宮廷政變的主角有很多都來自這些集團中的人物。由於政變的非法性，所以大都在政變中採用陰謀權術，而在政變以後把自己打扮成應天承命的化身，把被剝奪者醜化為萬劫不復的罪孽。

權力變更的非程式性還表現在官吏的升遷上。歷代王朝雖然都制定了關於官吏的任免、考課、獎懲的制度，但是，君主對官吏的任免、升降、黜陟，往往不按制度辦事，僅憑一己之私欲和好惡。能得到君主之歡心者，可以獲得超乎常規的擢拔，「或數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如果不符合帝王的心願，哪怕沒有過失，也會無端地被貶黜。明朝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的科舉考試，本該吳情得狀元，但嘉靖皇帝看了吳情的名字，心中頓然不快：「無情」怎麼得狀元！當時正打雷下雨，嘉靖皇帝忽然看到一名考生名叫雷鳴，他認為這是一個吉兆，一時興起，遂點為狀元。在封建社會中，像嘉靖皇帝這樣不依法辦事，憑一己之好惡，隨心所欲地任命官吏的現象是很普遍的。正是這種權力變更的非程式性，給那些覬覦權力的野心家、陰謀家以可乘之機。他們極盡玩弄陰謀權術之能事，專門去討皇帝的歡心，一旦得寵，便可抱紫握珠，躋身公卿。

權力變更的非程式性，必然造成官僚權力基礎的不穩定性，政治權力具有短暫性和脆弱性的特點。而這種情況正是君主為鞏固皇權而造成的。對官吏委任如流，調動無常，使他們經常處於流動不停的狀態，就不能構成威脅皇權的權力基礎。這是皇權限制朝臣權力過度膨脹的策略。特別是一場政治鬥爭以後，往往會造成朝廷官僚隊伍的大換班。東漢桓帝與宦官單超等密謀誅殺專擅朝政的梁冀以後，與梁冀有連帶關係的朝廷內外公卿大臣、列校、刺史等大小官吏三百餘人，或被誅戮，或被黜免，朝廷為之一空。在這種情況下，宦海險惡，仕途莫測。「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後漢書‧朱浮傳》）官吏們深感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為了保住權勢富貴，不惜用各種權術去侍奉君主，去應付君主隨時降臨的雷霆般的震怒和誅殺。權力基礎的不穩定性還造成了統治階級內部頻繁的、無休止的權力再分配，而這種權力再分配往往充滿了極其殘酷的鬥爭。在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得勢者升官晉爵，恩寵有加；失勢者大權旁落，橫遭禍殃。在這種政治背景下，以權術縱橫捭闔，乃是在權力再分配的鬥爭中一種重要的手段。

權術最基本、最主要的特點是機變詭詐、奇譎非常，即所謂「陰謀」。「陰謀」者，密室策劃，秘而不宣，深藏不露，突然發起，防不勝防，如歷代的政變、兵變和交戰中的密計等。當然，權術除了「陰謀」，也還有「陽謀」的一面，比較突出的，如漢代以來由尚書台、中書省、門下省的設立所導致的歷代宰相制度的演變，它們最初都是君主為控制臣下而採取的臨時的權略，後來逐漸演變發展成為政治制度。

我們可以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術分為君主馭臣之術、人臣事君之術、與國伐交之術、官場交接之術等幾種類型。君主馭臣之術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佔有最為突出的地位。歷史上的權術基本上是圍繞著皇權而展開的。君主駕馭臣下的權術包括機構術、用人之術和陰謀權術三個方面。人臣事君之術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漢代學者劉向在《說苑》中把人臣分為「六正」、「六邪」兩類，共十二種。「六正」之臣：一曰聖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二曰良臣，「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三曰忠臣，「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事以勵主意」；四曰智臣，「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五曰貞臣，「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六曰直臣，「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而言主之過失」。「六邪」之臣：一曰具臣，「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二曰諛臣，「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三曰奸臣，「內實險譎，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四曰饞臣，「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五曰賊臣，「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六曰亡國之臣，「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他認為，人臣事君，應當行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這樣就可以「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貞觀政要‧擇官》）。

本書就包含了這「六正」、「六邪」之臣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條件下的事君之道。中國有大一統的時期，也有列國分裂的時期，各國為著各自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展開了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鬥爭。其間權術的運用也異彩紛呈，使人眼花繚亂。至於官場交接之術，本書著者再三考慮，決定不納入寫作的範圍，其原因有必要在這裡交代一下。

古代把同朝為官者稱做同僚或同寅。在古代許多《官箴》中都極力強調：「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宋呂本中：《官箴》）相互之間應該和衷共濟，輸誠持正，以道義相勉；同寅相交要淡如水，不可過於親昵，更不應該自立崖岸，貪競猜疑。在幾千年的官場之中，也確實有不少以國事民生為務的好官，他們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熱切願望，力圖幹一番事業；他們注重名節和操守，不蠅營狗苟，清正廉潔，公忠體國。但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氛圍，對權力的崇拜導致人們不遺餘力地去追逐權力。權力是獲得財富的基礎或首要條件，「以權力致富貴」，至少從漢代以來就是這樣了。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喪失了權力就喪失了一切。另外，個人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沒有形成約束權力的機制，無論是權力的獲得還是權力的丟失、剝奪，都缺乏有效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因此從總體而言，中國古代的官場陰暗面要多於光明面。為了奪取更大的權力，為了保住已有的權勢，他們或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或設置陷阱，置人於死地；或陽奉陰違，翻雲覆雨；或小題大做，無限上綱；甚至出賣人格，阿諛奉承，巴結投靠，搖尾乞憐，獻媚邀寵，不惜吮癰舐痔，頌屁嘗屎。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其權術的運用老辣、純熟、精練而又極其醜陋，作者每每看到這些材料，都非常噁心，難於下筆。這些權術無任何價值可言，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最腐臭的一堆垃圾。為了不污染讀者的耳目，作者也就把它們丟進歷史的垃圾箱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