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自序：關於文人之死

趁這部書在台灣出版的機會，關於文人之死，寫上幾句話，以為序。

人總是要死的，對死者而言，死了死了，也就了了。但對生者而言，便有著不同的蓋棺論定。司馬遷早就說過，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輕如鴻毛。但這個評價，有時也很說不準的，時間推移，歷史沉澱，會使當時比泰山重的死者，後來變得比鴻毛還輕；反過來，死時比鴻毛還輕，經過數朝數代以後，又變得比泰山還重了。因此，對舊時稱之為「士」，後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中國文人來說，最省事的辦法，以其壽終正寢，曰正常死亡，以其死於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區分，也就免得一回兒泰山，一回兒鴻毛，來回折騰，纏夾不清的麻煩了。

中國文人，有一種奇特的品質，無論其為大名人，還是小名人，無論其為好死者，還是賴死者，應該說百分之九十點九，都以維繫數千年的中華文化自任，絕不敢讓這一線香火斷絕在自己手中。也許每個人的貢獻有多少之別，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盡其綿薄，報效祖國母親。尤其那些「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為主義獻身，為真理捨命，為民族大義而灑盡熱血，為家國存亡而肝腦塗地，以「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意氣，與暴政，與侵略者，與非正義，與人吃人的制度，與一切倒退、墮落、邪惡、愚昧，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者，從來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如果沒有這些精英們，以堅忍不拔前赴後續的意志，繼往開來，以歷經厄難矢志不墜的精神，發揚光大的話；沒有他們在暴政的壓迫下，在戰亂的摧殘下，在文字獄的恐怖下，在掌握權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權杖的人民大眾，聯合起來以毀滅文化為樂事的無知愚昧的統治下，還能夠堅守文明，珍惜傳統，存滅繼絕，薪火相傳的話，恐怕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兩河文明，乃至馬雅文化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星空中，成為絕響。

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傳承相繼，中華民族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終葆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沒的中國文人，無論其為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能夠被人記住，載入史冊；在有皇帝的年代裡，甚至列入「天地君親師」的最後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燭紙馬的供奉，頂禮膜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文人儘管在理論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龕裡，神氣十足，可在這塊國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並不真把文人當一回事的。千萬不要以為「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擁有優先權，因此，切切牢記這一條，誰要缺乏這最起碼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對統治者來講，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盤，裝裝門面用得著，唱唱讚歌用得著，可到了開飯時間，那張桌子上肯定於不會有你的座位。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咱們中國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義，最講求現實精神的民族。數千年來，無論神州怎樣天翻地覆，而不致陸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這種物競天擇的大環境中，中國人為求得生存而養成絕對自我，獨善其身，而罔顧其他的個人至上主義，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別強大。在這些講求實利的同胞眼裡，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屬於精神層面的虛榮，不影響誰的實際所得，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夫子，還加冕一個「百代素王」的盛名，歷代帝王專門跑到山東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義的崇敬；說穿了，這與《西遊記》中，玉皇大帝封孫悟空一個「齊天大聖」的番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過給後來的聖人之徒，一種虛幻的滿足罷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於位，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上走下來，偏要食人間煙火。乃至於插手政治，染指權力，干預現實，覬覦利益，以為在統治者的權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資格，那就可能要給自己找麻煩了。且不說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擁在身邊的人，對你持何種態度，僅桌子下的那群虎視眈眈的狗，也會臉飛六月之霜，給你顏色看。因為這些食肉類動物，自以為蹺起一條腿，也要比文人高半頭，哪能把桌上扔下來的肉骨頭，施捨給一不識相，二不知趣，三不曉得自己吃幾碗乾飯的閣下？

這就明白封建社會中，文人不走運的緣故了。中國一共三百多個帝王中間，簡直找不出一個始終高看知識分子，友好對待文人的明君賢主。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沒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難文人。因此，中國文人從來面臨命懸一絲的華蓋運，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訂得太高，那只徒增煩惱，弄不好還要付出代價。魯迅感慨過，「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華蓋雖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蓋子一樣壓住，一生過著無可奈何的日子。 

碰頭，倒也無大礙，如果只是鼓個包，抹點碘酒，也就消腫化瘀了，可頭碰掉了，什麼接骨藥也無濟於事。因此，在這種無論如何笑不起來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歲月裡，文人越位的結果，無非兩道，一是春秋戰國屈原跳進汨羅江的自殺，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他殺，有史以來的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記錄，好像就是從這裡掀開第一頁的。

於是，除了統治者的文字獄，消滅不少文人外，跳不出自設的心獄，也自相殘殺了不少文人，這心獄，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同行，這恐怕是大部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來由，休看那些大師、中師、小師們，如何自視清高，「不為五斗米折腰」，如何標榜淡泊，「道不行，乘桴飄於海」。但靈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統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顛屁顛，鞋都來不及穿，馬上報到的。我就看到一些當代文人，對於權貴，橫眉者少，俯首者多；對於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雖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寢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狀，作不屑狀，作「富貴於我如浮雲」狀，說白了，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衝擊，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沒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騰，很多文人就這樣結果了自己。

而由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相敵對，相戕害的後果，就更可怕。正如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一》裡那則故事，「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席間有老狐，自然也得回答。「……最後問狐何畏，則曰：『吾畏狐。』眾嘩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為同類，何所畏？』狐哂曰：『天下唯同類可畏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職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鶩；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被同行背後插進的刀子，一命嗚呼呢？

知識分子這種自傷和他戕，有的時候勝過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殺戮。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天性如此耳。從穿開襠褲的年紀，拜完至聖先師，塾師開蒙，開明宗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開始編織的這個「學而優則仕」的玫瑰色美夢。因之，對於權勢的親和力，對於官衙的趨附力，對於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時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輩子就幻想著狀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題名，衣錦還鄉。這種原動力，驅使著中國文人，要擠進這個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認為應該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兩說著；得到了，能不能長久地據為為己有，也得兩說著；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嘗不想得到，鹿死誰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兩說著；這一位為得到敢使出渾身解數，那一位為得到便無所不用其極，勝負未卜，難分難解，不兩說著焉有他哉……，於是乎，斯文掃地，惡性循環，憑藉外力，屠滅同類，非善終的文人名單，便愈來愈長。

回過頭去考量歷史長河中的中國文人，他們對統治者壓迫的生命抗爭，擊節讚賞，可圈可點，但他們之間自相殘殺，互為仇讎,，則又十分地可哀可歎，不勝唏噱。也許因為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遂產生了文人之死的寫作初衷。歷史是河，誰也不可能重複跨越同一條河，然而，歷史的教訓，卻可以令後人鏡鑒。難道活著的後來人，不可以從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