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商品編號:04400233

東京,若即若離

東京一年
出版日 2018-06-01
定價 $290
優惠價 79折 $229
  • 分享至
數量
加入購物車
  • 試閱

書活網特推

《東京,若即若離》 蔣方舟和台灣讀者打招呼


 

《東京,若即若離》 蔣方舟的台灣印象


看更多

內容簡介

7歲開始寫書、9歲的散文被列入學校教材、19歲破格錄取清大、20歲獲第一屆朱自清散文獎、
25歲陪同總理至拉丁美洲文化交流演講、26歲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寫書、兩度受邀訪台:

中國新一代暢銷天才女作家蔣方舟
於日本創作的最新作品‧台灣上陸

艾美奬提名‧日本紀錄片導演伊藤王樹攝影記錄

◆各界推薦

作家 張鐵志
作家 張西
作家 番紅花
旅行長 工頭堅
獨角獸計畫創辦人李惠貞

全世界除了日本人以外,書寫最多日本的毫無疑問是台灣人,但近年我也喜歡透過對岸作者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例如李長聲、徐靜波、毛丹青,當然還有《知日》,而現在又多了蔣方舟。撇開年齡與歷史的包袱,或者可以從她的文字中,看見不太一樣的東京與日本。

──工頭堅

她平淡的句子都是燙的,因為足夠誠實,所以燙傷自己也無妨。對於這樣的書寫我深深著迷。這些句子甚至剛好地守護著她和她的生活。

──張西

東京,如此繁華,卻又如此冷漠。
踏上的不只是地理上的異國──心,也是。
透過九O後的年輕觀察,看見昭和平成的心風景

受到日本國際交流協會的邀約,蔣方舟在東京獨居了一年,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

她寫著日記,心情從惶恐到坦然,對寫作的思索,也從茫然變得清晰。在東京度過的這一年,並沒有把她變成一個新人,只是讓自己回到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日記,像一種持之以恆的窺看私密。四十六則日記,有觀察、賞析、體驗、時評及許多的感受,駁雜卻不失純粹。蔣方舟用閱讀、洞察、明見作為時代意義的表述。從政治、藝術到當今中日兩國世間百態,都有獨特又不失嚴肅的描摹與思考。

本書同時有著日本紀錄片導演伊藤王樹,隨著蔣方舟的腳步拍攝,在文字和影像的雙重記錄下,交織出一段異地的心靈旅程。

‧看到其他人也全是一個人吃飯,像考試一樣中間隔一個座位,很害怕交流的樣子,每個人都吃得又快又用功。我一下子就被這場景治癒了,東京是一個沒有人打擾,也不必打擾別人,就能夠活得很好的城市。──〈不能夠以形式分享的快樂〉

‧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皇居跑步〉

‧花火大會很好看,焰火的形狀豐富得超乎想像。坐在我前面草坪的是一個日本小姑娘,對著每個出現的焰火大叫「好美!好美!」有時,焰火還沒出現,她就迫不及待地大喊出來。──〈花火〉

‧我在東京的生活彷彿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單獨交談。

‧坐船離開豐島,上岸前最後看一眼瀨戶內海,覺得海洋奇妙,它總是不斷被划出道道傷痕,又總是處於完整無損的狀態。海不會記得我來過,我的人生卻被帶到了未知的航道。──〈瀨戶內海藝術季〉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序〉

附錄:蔣方舟推薦東京之旅「足跡」

作者簡介
蔣方舟

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出版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獲得第一屆朱自清散文奬。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週刊》副主編。代表作:雜文集《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蔣方舟的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

攝影簡介
伊藤王樹

1978年出生於日本,紀錄片導演,作品曾獲艾美奬提名。執導的《15歲離開家鄉的歌》等紀錄片陸續在日本上映。

看更多

規格

商品編號:04400233
ISBN:9789861336541
256頁,25開,中翻,平裝,單色印刷
看更多

電子書

 

看更多

目錄

2015.12.16 (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2015.12.17 (星期四)村上隆的《五百羅漢圖》

2015.12.18 (星期五)不能夠以形式分享的快樂

2015.12.19 (星期六)英雄主義落空

2015.12.20 (星期日)羽田圭介

2015.12.22 (星期二)妹背山婦女庭訓

2015.12.30 (星期三)馬肉刺身

2015.12.31 (星期四)老靈魂

2016.1.2  (星期六)女子有才

2016.1.3  (星期日)奈良唐招提寺

2016.1.6  (星期三)畢卡索與沙林傑

2016.1.13 (星期三)丑角臉譜

2016.1.16 (星期六)《史托納》與《普寧》

2016.1.17 (星期日)瞎子國度裡的獨眼龍

2016.1.24 (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2016.2.18 (星期四)皇居跑步

2016.2.19 (星期五)苟活的理由

2016.2.20 (星期六)流亡者景觀

2016.2.21 (星期日)S先生的晚飯

2016.2.25 (星期四)G教授的聚會

2016.2.28 (星期日)三島由紀夫紀念館

2016.3.8  (星期二)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2016.3.15 (星期二)海萊內‧謝爾夫貝克

2016.3.24 (星期四)輕井澤溫泉旅館的一夜

2016.3.25 (星期五)裸女與馬頭琴

2016.3.30 (星期三)春天

2016.4.4  (星期一)荒川線電車

2016.4.7  (星期四)脫衣舞

2016.4.8  (星期五)喝酒

2016.4.16 (星期六)川端康成的忌日

2016.4.22 (星期五)伊藤若衝的畫

2016.4.23 (星期六)川端康成的展覽

2016.5.27 (星期五)鐵路旁的公寓

2016.5.29 (星期日)洗衣機

2016.6.25 (星期六)路上的意外

2016.7.10 (星期日)老年

2016.7.23 (星期六)花火

2016.7.24 (星期日)作家的照片

2016.7.26 (星期二)殺人的理由

2016.10.10 (星期一)黃屋子裡的畫家

2016.10.15 (星期六)瀨戶內海藝術季

2016.11.8 (星期二)寫作

2016.11.9 (星期三)川普當選與知識分子

2016.12.20 (星期二)柯慈的《恥》

2017.1.11 (星期三)庭院裡的小木屋

2017.1.17 (星期二)長崎的海

附錄:蔣方舟推薦東京之旅「足跡」

看更多

【序】

一七八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三時,三十七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一人鑽進一輛郵車,逃往了義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並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於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熱情壓榨得乾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拋棄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義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義大利,從城市到農村,喜悅地目睹並且描述著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義大利完成了《在陶裡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義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二○一六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認真也是孤獨的結果。我幾乎不會日語,大多數時候面對別人都只能微笑點頭,無法建立任何情感聯繫,更無法在人際交往裡投入什麼熱情。說實話,即便會日語也無助於我緩解孤獨。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用獲得芥川奬的作家、搞笑藝人又吉直樹在《火花》裡形容的:

「東京這個地方,聚集著從各個地方而來的人們。從前在鄉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裡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後我才明白了,那並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態,終於成了一個集合體。」

我在東京的生活彷彿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單獨交談。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

這幾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話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著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絡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著國內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

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並不美好的細節,才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於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彷彿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家生命的結晶和照片,我透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記裡那些絮叨的囈語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攤開來,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四日,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將變成一個新人回來。」

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並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看更多

試閱

●2015.12.16(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今天中午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見了面,送給他們我媽自己畫的年畫。圖案是六子爭頭,三顆兒童的頭,嫁接在六個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體上。他們大概覺得非常怪異,草率地讚嘆了兩聲就匆匆捲起。

下午,我訪問大學的教授介紹了東京大學的一個留學生給我認識,是一個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經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經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驚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圓。

晚上我請她去了一家評價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一萬三千五百日元,相當於七百多人民幣。九十分鐘內無限量地點海鮮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貴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飯的時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齡,是嫁到日本的,她與丈夫是高中同學,一畢業就結了婚。她的婆婆嫁給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來日本生活。後來,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遊戲打到早上四五點鐘,自己在日本也沒有朋友。婆婆讓她做很多家務,以一個日本主婦的標準來要求她,她卻想要上進,讀了東大的研究生,拍紀錄片,喜歡結交知識分子和獨立紀錄片導演。

「今天下午剛剛談完離婚。」她說。還好,並沒有立刻流出眼淚。

我恬不知恥地給出很多幼稚的建議,狂想如何嫁給有錢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

對於他人生命裡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性,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占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裡。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裡最受排擠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經吃不下了,她還在一直點。

「真是很貴的料理啊。」結完帳,她又說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貴的牛肉是比離婚更嚴重的事故。

回住處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怎麼坐地鐵。

因為喝了點酒,更加開心。因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變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學不用家長接就能回家。人踩著落葉回宿舍,覺得能夠這樣度過一輩子。

並不清貧的獨身女學生,真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了。

●2016.1.24(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去大阪找前同事D小姐。D 小姐是我過去在雜誌社的同事,她在廣州總部,而我在北京辦公,見面並不多,去年從同事口中得知她臨近三十歲時放棄在國內舒服安穩的日子,來到日本獨自生活。

D 小姐接我吃晚飯,看著夜晚的大阪,問我:「是不是特別像廣州?」比起東京,大阪要顯得隨意很多。東京的地鐵上多是穿正裝沉默的上班族,大阪的地鐵裡則有很多大媽表情誇張地抱怨著自己的媳婦。大阪的街道上很多煙頭,略顯破敗的小商店很有市民氣。據說居住在關西的人出差去東京,無論如何都要坐最後一班新幹線回來,因為覺得東京壓抑得像穿西裝的喪屍組成的世界,一定要回到人的世界才安心。

D小姐請我吃全大阪最好吃的鰻魚飯。東京的鰻魚飯是蒸過之後再烤,入口時感覺有些柴;大阪的鰻魚飯是直接刷醬烤,口感肥膩。我更喜歡大阪的鰻魚飯肥厚的口感。

我問起她在日本的生活。她少女時期就愛看日劇和漫畫,兩年前才下決心學日語,學了一年半,毅然放棄了國內的生活,來到日本。因為她一直喜歡日本土生土長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所以來到大阪生活。

D小姐現在幫一家中日貿易公司做些零散工作,其餘時間就自己搭車去各地旅行,避開熱門觀光地,只在最好的季節去能看到最美風景的地方。這就是一期一會,相遇即告別。

她說,在三十歲的時候拋下國內的一切來日本生活是她做過最正確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都覺得人們的這種說法是種自我保護,因為生活的沉沒成本太高——那些逝去的時間、精力的投入、對別的人生選擇的犧牲都無法挽救,所以只能給自己的人生選擇尋找合理化的解釋。但D小姐說的話我相信,相信她不是自我辯護。

我問起她的感情狀況。她說現在仍然是單身,來日本之後有過一兩次暗戀都無疾而終。她說還是想試試和日本男生戀愛,「但是日本人其實很排外和保守,很難和外國女人談戀愛」。她嘆了一口氣。

三十多歲的D小姐仍然愛看漫畫和日劇,有著一顆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評價她嗎?並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種程度上,天真和世故並不是矛盾的特質,而往往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階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這個特質,而是早早地把它當作成長必然蛻掉的皮,輕率地拋棄在一邊。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採了一路的花,採花時也顯得興致勃勃,充滿樂趣,到了路的盡頭卻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變得世故。而成年後還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質則是複雜的——至少是見過複雜,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貴。

●2016.2.18(星期四)皇居跑步

今天去表參道的ASICS(亞瑟士,日本運動品牌)買了跑鞋和運動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了步。

繞著皇居跑步一圈剛好五公里,沿路有專門為跑者提供飲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是村上春樹愛跑步的地方。

跑步的時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樹,結果發現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樹差不多,矮小結實的身體,簡素規律、神情肅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樹的複製人同時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鐵的上班族,穿著米色和黑色的商務裝,地鐵門一開再一關,他們的疲憊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層。到了晚上,他們換上專業的跑步服,龐大的上百人的群體呼吸在同樣的頻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連綿不絕,儀式感就像是參加彌撒。

尚‧布希亞非常刻薄地這樣形容跑者:「我們可以攔住一匹發狂的馬,卻攔不住一個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著白沫,全神貫注於內心的倒數計時,全神貫注於他進入反常狀態的那一刻,此刻千萬不要攔住他問時間,他會把你吃掉。」

這種沈醉是宗教性的。跑步的確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徵:人群聚眾,大腦中分泌出一種宗教性的歡愉。因為聚眾,這種歡愉又變得更為強烈。

這兩年跑步也成了中國中產的新宗教。

可是說實話,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長跑之後的照片,直視鏡頭的臉面色潮紅,全身汗濕,裹在緊身衣裡。我朋友圈有一個朋友是超級馬拉松(一種在野外環境裡長達一百公里,甚至三百公里的馬拉松)的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緊張,晒傷的身體,起泡的雙腳,皮開肉綻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張愛玲影響的文藝女青年,對於文明世界有著畸形的嚮往,貪圖享樂,喜歡吃奶油蛋糕,喜歡包裹在華麗的袍子裡——即使袍子上長滿了虱子,也勝過青筋畢露的身體。

我仔細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長跑後的照片,和張愛玲抱著牛奶瓶面無表情地穿過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樣,是對受苦的一種迴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體,我並不覺得性感,只覺得好慘。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

食物過剩,糖分過剩,卡路里過剩。而互聯網創業的熱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為了讓別人更懶一些,人和食物之間的距離被縮短了,食指一動,就等著外賣小哥敲門。

我們的社會充盈而飽和,由一個肥胖者的社會進入了一個厭食症的社會。

中國最先胖起來的一代誕生於飢荒之後,飢餓的記憶告訴他們的大腦要不斷儲存熱量,因此對於食物有著窮凶極惡的熱情。

肥胖者說:「我什麼都缺,所以我什麼都吃。」而新興的城市中產說:「我什麼都不缺,所以我什麼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為過於幸福而讓靈魂出竅的食物。在跑步這個近乎受苦的單調運動中,把過剩的能量嘔吐出來,中產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體。

受苦對於中產是陌生的身體經驗,對於富人階層更是。跑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產看齊的對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並不是為了作秀,或者為了征服的虛榮,而是真的享受這種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遙遠而陌生的身體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對身體的覺知,痛苦讓人感覺到自己正在活著。

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其說「解放了身體」,倒不如說「剝離了身體」。工具代替了身體的功能,中產要借助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體。所以,你很難想像一個重體力工作者,或是一個快遞小哥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決定在城市公園跑個步。

在缺乏宗教的社會裡,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中產的壓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瑣碎,劉震雲二十年前寫的《一地雞毛》依然沒有被掃走,妻子、孩子、保姆、單位的是是非非確鑿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質」的焦慮,是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霧霾和地溝油,詐騙和毒奶粉,房價和養老,股票和醫療……它們既抽象又具體,如烏雲般遙遙而至,壓在每一個中產的頭頂上。

跑步所帶來的愉悅成為緩解這種焦慮最好的方式。關掉糟心的新聞,遠離嘮叨的妻子和討厭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鬧遺留在身後,關上房門,換上跑鞋,戴上耳機,美妙的協奏曲取代了嘈雜與抱怨,肉身與靈魂瞬間進入真空。

「運動讓人產生愉悅」這一點似乎有科學的解釋。在幾年前一本風靡全世界的暢銷書《運動改造大腦》中,作者寫到人的身體裡有一個內在的止痛分子自機制,效果就像嗎啡。內啡肽減輕身體上的疼痛,同時在心理上產生快感。

在劇烈運動的時候,內啡肽能夠鎮靜大腦並且緩解肌肉疼痛。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馬拉松選手在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時,在起跑線附近被塑料袋絆倒,膝蓋著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來繼續跑,直到接近二十九公里時,腫脹的膝蓋罷工,大腿骨折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是緣於內啡肽的麻痹和鎮定作用。

後來,也有科學家指出長跑者的內啡肽是無法進入大腦的。無論如何,當一個人心情低落時,他大腦裡產生「運動會讓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當他的雙腳踏實而輕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種化學物質是否瞬間在他的大腦中綻放,跑者都認為它奏效了。

所有運動都能讓人產生愉悅,比如打籃球、踢足球、跳廣場舞。為什麼中產會選擇長跑呢?

宣稱「跑步是種宗教」的中產沒有資格嘲笑跳廣場舞的大媽。除了裝備不如跑者,背景音樂落後了二十年,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區別:同樣歡愉,同樣缺乏對抗性,同樣切割城市空間,參與者同樣熱情地邀請你加入他們的隊伍,像傳教士一樣伸出雙手。

可鄙視鏈卻依然真實地存在著,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廣場舞不夠中產。中產需要自己小群體的階層認同。

當中產剛剛開始在俄國流行時,納博科夫是這樣刻薄他們的:「他們被兩種相抵觸的渴望煎熬著: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樣,用這個用那個,因為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麼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個特殊團體,某個組織、俱樂部,成為某個賓館的貴賓或者遠洋航班的乘客,然後因得知某集團的總裁或歐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邊而歡欣雀躍。」

跑步不僅僅時髦,而且像是某種成功人士的標配。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高層們為了顯示自己的追求,紛紛把馬拉松的奬牌當作自己的勳章。而中產選擇跑步而非廣場舞來鍛練身體,顯然是因為跑步更像是身分的象徵。

樂觀的人會把跑步的中產看作階級自我意識的覺醒。

中產在財富以外,開始關注健康,並且以此為起點,關注一些大於自身的東西,比如大氣環境、食品安全、醫療健康、公眾權利、財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種焦慮下的反應,也是一種自救。而跑者彼此取暖,更讓人有一個政治群體崛起的集結號已經吹響的想像。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開始追求一種戒糖、長跑、歲月靜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某種社會規則已經成為共識。而在中國,這種規則與底線並未形成,當奶粉出現問題,中產開始尋找代購;當疫苗出現問題,中產去香港打疫苗;當空氣出現問題,中產戴上口罩繼續長跑。

很多中產並不認為自己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而僅僅是想通過長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煉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們並沒有辦法指責中產的犬儒和自私。他們僅僅是無力,在無力與無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縫隙中,大腦借助運動產生內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悅與沈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2016.3.8(星期二)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基金會為我組織了一次和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題目是西木先生定的,叫《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西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他寫的小說其實是介乎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看了他得直木奬的小說《冰凍的眼》,講的是二戰時,男主角因為虐囚而被判處死刑。他的戀人為了幫助他,向著名的美裔棒球手求情。棒球手看似拒絕了她,實際上一直試圖幫助她的故事。

有意思的部分大概在於講故事的方式,有點像羅生門——由不同的人,一層一層剝開洋蔥皮,最後露出真相。

西木先生是一九四○年出生的,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但是看起來就五十歲上下,依然瀟灑、敏銳、聰明。對談過程中對我也非常友善,一直把話題拋向我,試圖讓觀眾喜歡我。

這不是我第一次面對外國讀者,其實每次都有些揮之不去的倦意——我深知說哪些話會引起讀者的嘩然與笑聲,比如「七歲寫作,九歲出書」這些我講膩了的故事。但是在我寫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這些故事來引起讀者對我的興趣,和表演吞火球、鑽火圈沒什麼區別。

每次公開講自己的寫作故事就會自厭,覺得自己是雜技演員,通過炫耀式的扭曲來博得滿堂彩。

想起這兩年參加的文學對談也不少,有新內容的講話越來越少。

一個作家是如何死亡的?從重複自己開始死亡。

對談效果不錯,基金會的人覺得很滿意。

晚上,跟西木先生和其他在日本筆會工作的作家、學者一起去吃飯——吃秋田縣的特產,因為西木先生是秋田人。秋田是盛產美女的地方,因為日照時間短,美女皮膚白嫩。餐廳的牆上貼著秋田美女佐佐木希的照片。吃飯時還有表演,餐廳的服務人員戴著扮鬼的面具,穿著稻草衣衝向食客,隔壁桌的外國小孩被嚇哭了。

筆會的作家對中國作家很熟悉,聊起莫言、閻連科、劉震雲等都顯得如數家珍。聊起來,發現日本作家其實也是很精於人情世故且刻薄的——我們總是習慣性地把外國人想天真了。

對談時的演講稿:

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國際交流基金安排的這次和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在對談前,我看了西木先生的小說《冰凍的眼》。這部小說出版的時間是一九八八 年。那一年,我父母親剛剛結婚,我還沒有出生。小說寫的是一個我從未存在過的世界,但閱讀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有很大的障礙,反而覺得自己像女主角的孫女一樣,一點點沿著回憶的線索,像是剝洋蔥一樣,慢慢露出一個感人的故事的真相,讓我非常感動。

這樣奇妙的小說敘述,也希望在接下來的對談中和西木先生交流。

首先,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出生於一九八九年,在中國湖北的一個小城市。和大多數中國父母一樣,我的母親希望這個家庭唯一的女兒能夠與眾不同,而不是重複她的命運。所以在一個夏日的晚上,我母親對我說:「中國法律規定,每個中國小學生在小學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

而我的父親是一名警察,他也順著我母親的話說:「是這樣的。如果沒有出版就會被抓進監獄。」說完,他拿出隨身帶著的手銬,假裝扣在我的手上。我嚇得大哭起來,在淚水中,我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寫作的道路。那一年我六歲半,正好是二十年前。

這次對談的主題是「在事實和真實之間」。看到這個題目,我開始回憶自己小時候的寫作。我所寫的,到底是真實,還是事實?

童年的時候,我對寫作的認識非常簡單:沒有分別地寫下我看到的一切。所以那時候我全是記敘自己身邊的事情,我的同學,我的父母。因為我個子很矮,我能看到的全是人們膝蓋以下的世界,我就寫我視野裡的那些膝蓋和鞋子。

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寫的全部是事實,書出版之後,大人們卻認為我寫的並不真實。比如,小學的時候我寫同班的一個女生抱著我,對我唱歌:「我要和你睡覺。」我寫我對自己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啊!我是同性戀嗎?大人讀到之後,覺得非常吃驚,甚至憤怒。他們想像中的孩子是純潔的、無知的、沒有性別的,怎麼可能會那樣?

僅僅是因為和自己的想像不一樣,人們便拒絕相信這種真實。因為事實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人們就認為是不可信的。

童年開始寫作的我,就這樣被認定是一個思想骯髒的孩子,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作家的艱難。

我童年的大部分寫作,都是在寫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雖然周圍人都把我叫作「少女作家」,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並不是一個作家,因為好的作家必須面對他所在的時代,正面直視一個龐大的世界,而不是背過臉去,僅僅看著自己的回憶。

所以,十八歲那一年,我寫了一部長的散文,叫作《審判童年》,來和自己過去的寫作、過去的生活告別。我其實是一個生活順遂的孩子,沒有經歷過挫折。家長們都讓他們的孩子向我學習。但當我開始回憶,回憶到的卻是很多恐懼;當我審判,審判到的卻是很多大人對孩子的不公平。

鋼琴家魯賓斯坦的回憶錄寫到自己的童年,他會忽然驚叫起來:「不!我不要寫!」趕緊從記憶中逃出來。我卻要把自己關回童年的監獄,誠實地寫出我所經歷的真實和事實。

在寫完《審判童年》之後,我覺得非常輕鬆,我終於可以和自己告別了。

二○○八年,我到北京上大學。那一年舉辦北京奧運會,北京的天空前所未有的藍,中國前所未有的驕傲。我所在的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也是中國走出國家領導人最多的學校。我周圍的同學,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國家裡最優秀的年輕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時代,相信自己擁有全世界。

那時,我發現了自己與周圍人的巨大不同。對於他們樂觀的事情,我很悲觀;對於他們相信的事情,我很懷疑;他們聽到的讚美和掌聲,我聽不到;他們聽不到的苦難和哭泣,我能聽到。

他們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懷疑中——這或許是我從小就寫作養成的習慣,當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願意鑽到月亮的背後,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為我一直認為,月亮的光明是幻覺,醜陋的表面才是真實。

我從去年開始從事小說的創作。對於一個新的小說家來說,我並不算老。對於一個已經寫作了二十年的作家來說,這個開始卻來得很晚。

我生活在變化多端的中國,我並沒有年輕得足以相信它,也沒有年老得有資格為它辯護。在中國寫小說,探索「真實和事實」的中間地帶,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

一方面,中國的快速變化已經超過了作家的想像力。中國的現實和作家的想像力同時賽跑,贏的是中國的現實,輸的是作家的想像力。

比如,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二○一○年,一艘山東的漁船載著三十三名船員去南美釣魚。出海八個月之後,當這艘漁船回到港口,船上只剩下十一名船員,他們殺死了二十二名同伴。這八個月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恐怖,人性的黑暗是小說家難以想像,或者說不願意去想像的。

再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中國東北的一個紡織廠在一九八七年發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們有的滿臉傷疤,有的失去了雙手,有的失去了乳房。直至今日,她們一直生活在兩座樓裡,這兩座樓就像孤島一樣,被周圍人稱作「鬼樓」。她們不曾離開那裡半步,依然唱著自己二十歲時的歌曲,彷彿被凝固在時光中。

這樣的事實,遠遠比作家的想像更有力量。

因此,在面對現實時,我常常覺得失望,因為無論我怎樣寫,都無法超過現實本身。

另一方面,在中國描述現實的挑戰是:有很多的事實我是無法直接描寫或者涉及的。

如果不能涉及事實,那又該怎樣描述真實?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無法對抗現實的時候,用虛構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比如《一九八四》給人的震撼勝過了任何一部紀實文學。我來日本之後,看了很多漫畫,覺得它們反烏托邦的幻想也很迷人。

這就是小說的魅力,它有點像攝影。當我們看到一張照片,體驗到的恰恰是真實事物的不真實性。這種不真實感,這種陌生感,會帶給讀者更大的震撼:原來我所身處的是這樣的世界啊!

對於西木老師,您如何處理真實和事實之間的關係?您的經驗會是我非常好奇並且願意學習的。

我喜歡魯迅的一句詩:「當我沈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

在事實和真實之間探索,在充實和空虛之間猶豫,這對我來說,就是寫作最大的魅力。

●2016.4.7(星期四)脫衣舞

被L老師帶去看了脫衣舞。

身為女性,活在世上的優勢並不多。其中一個優勢就是可以肆無忌憚地欣賞別的女性的身體,用目光舔過她們的身體,高聲談論她們的胸部和大腿。但你很難想像一個男性做同樣的事情——無論是對同性還是異性,而不遭受他人「大哥你離我遠一點」的目光。

感謝這性別的特權,近兩年我出國旅遊時開發出一個常規項目:看脫衣舞。我能夠聲如洪鐘地對同行的人提出要求:「帶我去看脫衣舞。」而不用像領導幹部一樣偷偷摸摸地低聲問導遊:

「下面……還有什麼節目啊?」

我第一次看脫衣舞是在莫斯科。

兩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去登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住在三千八百米的「汽油桶」營地,房間是一個個大鐵皮桶。每天一個俄羅斯大娘提供早晚兩餐,包括硬的麵包片、不甜的西紅柿、喝不下去的奶油湯。

我們吃完早飯,就出門在雪中步行幾個小時,緩慢地吃完隨身帶的三明治,然後返回營地,沒有網絡,沒有娛樂,每天唯一的景色就是雪。不到一周,我就覺得自己大腦也變成一片電視機雪花點。

登頂成功,我們從山腳回到莫斯科。大巴車上,登山教練開始盛讚他上次來時在莫斯科看的脫衣舞,他形容每個舞孃都美若天仙,身材比「維密天使」還要好,萬分嬌俏,萬分迷人。當時我們一伙兒的狀態有點像人猿泰山第一次進城,哪裡禁得住這等撩撥,同行的幾個女性立刻雀躍著表示晚上就要去看。

吃完晚飯,我們組團去看脫衣舞,找的地方叫作白熊酒吧,算是挺高檔的看脫衣舞的場所,入場券是一百美金,交給門口兩個魁梧凶惡的保鏢。他們長得太過類型化,就是電影裡隨時會把人像扔垃圾一樣扔到門口的那種。

脫衣舞池和想像中一樣,粉紅色燈光下的小小圓形舞台,台上一根鋼管。舞台周圍是一個個圓形沙發,觀眾不多,四五十人,使得我們這一隊人馬更加顯眼——十幾個人裡大部分是穿著螢光色登山服的年輕女性。

脫衣舞孃終於上台,的確是身高腿長,但是長得實在粗糙了一點,就是在北方街上經常能見到的俄羅斯大妞,眼神已然有些渾濁。她們穿著薄紗的睡衣和透明的高跟鞋,圍著鋼管跳舞。我每一次都期待下一個舞孃漂亮一些,但每次都失望。一共只有六個脫衣舞孃輪流上台,一個比一個不好看,最後一個紅牌舞孃,下顎的線條長得很生硬,非常男性化。我不知道是因為她的舞姿還是長相,她誘惑的姿態總讓人覺得有點淒涼。我往她的內褲側面塞了二十美金,其實是想讓她不要跳了。

同行看脫衣舞的幾個男性國人「葛優癱」在沙發裡,馬上就要睡著。我作為提出看脫衣舞的人,覺得有愧,想炒熱氣氛,就把錢塞進一個金髮舞孃的高跟鞋裡,讓她在我身上跳舞。

那是我最近距離和同性身體接觸,她跨坐在我身上,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我一動不敢動,只覺得她的皮膚滑膩得不正常,散髮出一股甜香,味道有點像老牌化妝品裡的鴨蛋粉,並不溫香軟膩,反而覺得像抱了一尊石灰塑像。

氣氛短暫地熱絡了一下,然後又變得沈寂。我們坐的區域一片低氣壓,有兩個同行的男性國人真的睡著了,抱著手臂,頭微微垂下,還開始打呼嚕。台上的舞孃不以為意,還是跳得賣力,肌肉畢現,我想她們大概見慣了這種奇怪的客人。

我第一次看脫衣舞的經歷就是這麼不刺激,感覺像參加單位的表彰大會,偶有精神一振的瞬間,但大部分時候都讓人昏昏欲睡。

第二次看脫衣舞是在巴黎,看全世界最負盛名的情色表演「瘋馬秀」,全世界最出名的脫衣舞孃蒂塔‧萬‧提斯就參加過「瘋馬秀」的表演。

我買的是最便宜的票,一百多歐元,原本以為座位是在最後一排,需要望遠鏡才能看清台上到底有幾個人,結果發現座位在第一排,我只能仰著脖子。因為不捨得花錢,所以面前連杯涼白開水都沒有,雙手平置膝蓋上,規矩得像看幼兒園文藝會演的小朋友。

演出開始,幕布掀開。我嚇了一跳,距離我一兩米的舞台前方整齊地站著十幾個身高一樣、腿長一樣、胸型一樣、肚臍到恥骨之間的距離一樣,蜜桃皮膚,濃妝艷抹的少女,宛如複製人。她們只有下身隱私部位貼了一塊黑膠布,衣著裸露,頭戴高高的儀仗隊

禮帽。音樂一響她們歡快地舞蹈起來,整齊劃一,向前踢著大腿,高跟鞋幾乎從我的頭上划過。

這種開場非常有趣,因為它是「反脫衣舞」的。

脫衣舞的色情之處,在於它的欲蓋彌彰,欲裸還蓋,先做出一種神秘的許諾,然後脫一點穿一點,赤裸的過程用一種緩慢而詩化的過程體現,速度就像人墮落的速度。赤裸本身沒什麼迷人的,迷人的是墮落。

但是「瘋馬秀」的開場就已經無衣可脫,用一種歡快的、沒有道德感的方式展現赤裸——舞台上的姑娘就像幼童,沒有意識到自己裸體的羞恥感,天真得不像話。

「瘋馬秀」的表演一共由好幾個舞蹈組成,我最喜歡的是一個以鏡子為道具的舞蹈,女人和她的鏡像共同表演,一個女人四條腿兒,兩個女人八條腿兒,再加上舞蹈演員身材體形一樣,虛實難辨。

看完演出,我問同行的兩個男性友人有沒有被誘惑出生理反應,他們都說沒有,反而表示休息環節一對雙胞胎男舞者表演的滑稽踢踏舞最好看。

姑且不把他們看作嘴硬,我想或許是因為「瘋馬秀」的情色太充盈和完美了吧,屬於「飽漢子飽」,但男性覺得被誘惑往往是因為「餓漢子飢」?我也不敢確定,男性在我看來雖然心思簡陋得一塌糊塗,但依然是個謎。

後來,我看一個「瘋馬秀」創始人的訪談,解釋了為什麼這個表演名頭是「世界上最極致的情色表演」,但是卻一點也不色情。他說:「我們既不脫,也不舞,我們在戲擬。我是個騙子。」

「瘋馬秀」的演出也不以追求極致的情色為目標,而是追求一種極致的肉體戲謔,希望觀眾被肉體的戲法弄得心神迷亂,而非燃起性衝動。這個追求顯然比一般的脫衣舞要更高級。

這回看脫衣舞,時間是下午,地點在淺草。

小而隱蔽的劇場,在周圍晃了二十分鐘才找到門。買票的時候我看到貼了一張告示,寫著「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半價」——也不知道這屬於尊老愛幼還是年齡歧視。

不打折的票價也不貴,大概兩三百人民幣。日本人的確認真,舞蹈開始之前,先給觀眾一人發了一張「演員介紹表」,介紹今天脫衣舞者的藝名、三圍、興趣愛好,以及第一次登台的時間——只有透過這一項可以大體猜出她們的年紀。我看到一個脫衣舞孃的興趣愛好和我一樣:讀書和音樂鑒賞,不禁惺惺相惜。

劇場不大,舞台主體是一個T台似的長形舞台,它延伸出來,連接一個可轉動的圓台。一百多個座位,只坐了二三十個觀眾,可能因為半價,大部分是老年人,只有兩個害羞的年輕女孩不時交頭接耳,看起來像是來業務學習的。

日本的脫衣舞好玩,它不像莫斯科的脫衣舞一樣缺乏編排——俄羅斯舞孃們的動作差不多都是在鋼管上爬高爬低,而日本的脫衣舞每個表演都有不同的主題,基本上是獨舞,主題符合舞者的氣質,但表演不像「瘋馬秀」那樣勞師動眾,過度編排。

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兩個表演。一個舞蹈本身並不出色,主演是一個看起來有些年紀的舞者。她雖然遠看身材依然纖細勻稱,但在殘酷的燈光下,觀眾卻能看到她身上所有的褶皺和鬆弛。跳到一半,從台下衝上一個觀眾給她獻花,兩人看起來很熟稔的樣子,年齡也相仿,大概是她多年的粉絲。

我看「演員介紹表」,這個舞者第一次登台是二十五年前,推算她現在最年輕也有四十五六歲。她下了班是什麼樣子?穿上更符合年齡的暗色系衣服和平底鞋,坐地鐵回家,路上再去超市買點菜?她家有孩子在等著她嗎?我簡直腦補出一部電影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舞蹈,主題是「陰陽師」,表演者是一個少女,沒有笑意,不嬌不媚,蛋形小臉,栗山千明的髮型,完全無瑕的雪白皮膚,完全無胸的少年身材。她穿著陰陽師的狩衣,表演與凶鬼鬥爭,時而被惡鬼附身,撕扯著自己的衣服;時而戰鬥正酣,舞動大腿,被看到她掀起的白袍裡未著內褲。有一幕她氣勢洶洶,表情肅穆地劍指台下,背景音樂有種沈鬱的輝煌。我看台下的大爺大伯神情也變得嚴肅,被少女澄明的眼神掃到了,彷彿自己污穢的靈魂受到了譴責。

其他舞蹈的編排雖然認真,但沒有太出色的。中場休息時,舞台上放了一段VCR,是脫衣舞女被面試甄選的短劇。面試者都穿黑色舞衣站成一排,被選中叫到名字的舞女激動地掩面哭泣,其情狀之勵志感人,不輸AKB48(日本大型少女偶像團體)的總決選。背景音樂我聽不懂,但我猜歌詞大概是「只要有夢想,誰都了不起」。

但這還不是最令我驚訝的,最令我驚訝和疑惑的是每個舞蹈都有一個「高潮」的環節,就是舞者跑到舞台最前端的圓形轉盤,側臥在地上,啪地打開大腿,兩腿呈七十五度角,展示她們沒有任何遮掩的隱私部位。轉盤旋轉一圈,確保每個角度的觀眾都能看到,像是一塊頂級金槍魚接受食客的檢閱和讚美,這時,觀眾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我一邊跟著其他觀眾熱烈鼓掌,一邊在想:我這是在幹嗎?

掌聲裡沒有任何淫蕩的意味,而是一種真心誠意的讚美,就像是給空翻之後穩穩落地的體操運動員的掌聲。可這個動作並沒有什麼技術難度,他們在稱讚什麼呢?舞者的勇氣,職業人的作風,還是那個部位的美麗?

或許鼓掌是出於日本性文化一直以來對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我看法國著名的後現代理論家波德里亞的《論誘惑》,裡面提到日本的一種陰道表演,比任何脫衣舞都要離奇:

姑娘們將大腿開架在表演台的邊緣,日本的勞動者身穿襯衣,可以將他們的鼻子和眼睛埋到姑娘的陰道處,以便看得更清楚。在這個過程中,姑娘要麼和顏悅色地與他們說話,要麼假惺惺地把他們推開。

同時,觀眾開始對各自看到的陰道評頭論足,輪番比較,這麼做時卻從不嬉笑,更不哄堂大笑,其神情死一般的嚴肅,也從來不想用手去碰。

沒有任何淫蕩的感覺:一種極其嚴肅而又孩童般的行為,一種對女性器官的鏡像的絕對著迷。

這種表演不知道是否已經失傳了,我看到的或許是它的變異。我雖然無法理解其中的美學,但也知道,任何民族的性文化都不能簡單地用「變態」兩個字概括。

很多直男讀者看到我寫這篇文章,分享自己對脫衣舞的興趣,肯定會給予「下半身作家」「你思春了吧」「思想真黃」這類評價。可我對於更色情、露骨、互動性更強的性表演並沒有興趣——我童年時在緬甸看過一場準色情的人妖表演,表演者露出兩種性徵的畫面給我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我回想起自己為什麼喜歡看脫衣舞,並不是出於性的萌動,不是體驗生活,不是獵奇心理,不是業務學習,我也沒有任何變成女同性戀者的徵兆,而是因為一張照片。

我記憶裡看過最動人的寫作狀態的照片,是二十世紀三○年代的脫衣舞皇后吉普賽‧羅斯‧李,她在寓所裡修改小說,穿著舒適的襯衣,地上一團團廢紙。我忽然發現寫作和脫衣舞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後,用寫作給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

close
貨到通知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