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 1/2

東京,若即若離

●2015.12.16(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今天中午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見了面,送給他們我媽自己畫的年畫。圖案是六子爭頭,三顆兒童的頭,嫁接在六個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體上。他們大概覺得非常怪異,草率地讚嘆了兩聲就匆匆捲起。

下午,我訪問大學的教授介紹了東京大學的一個留學生給我認識,是一個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經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經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驚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圓。

晚上我請她去了一家評價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一萬三千五百日元,相當於七百多人民幣。九十分鐘內無限量地點海鮮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貴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飯的時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齡,是嫁到日本的,她與丈夫是高中同學,一畢業就結了婚。她的婆婆嫁給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來日本生活。後來,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遊戲打到早上四五點鐘,自己在日本也沒有朋友。婆婆讓她做很多家務,以一個日本主婦的標準來要求她,她卻想要上進,讀了東大的研究生,拍紀錄片,喜歡結交知識分子和獨立紀錄片導演。

「今天下午剛剛談完離婚。」她說。還好,並沒有立刻流出眼淚。

我恬不知恥地給出很多幼稚的建議,狂想如何嫁給有錢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

對於他人生命裡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性,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占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裡。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裡最受排擠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經吃不下了,她還在一直點。

「真是很貴的料理啊。」結完帳,她又說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貴的牛肉是比離婚更嚴重的事故。

回住處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怎麼坐地鐵。

因為喝了點酒,更加開心。因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變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學不用家長接就能回家。人踩著落葉回宿舍,覺得能夠這樣度過一輩子。

並不清貧的獨身女學生,真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了。

●2016.1.24(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去大阪找前同事D小姐。D 小姐是我過去在雜誌社的同事,她在廣州總部,而我在北京辦公,見面並不多,去年從同事口中得知她臨近三十歲時放棄在國內舒服安穩的日子,來到日本獨自生活。

D 小姐接我吃晚飯,看著夜晚的大阪,問我:「是不是特別像廣州?」比起東京,大阪要顯得隨意很多。東京的地鐵上多是穿正裝沉默的上班族,大阪的地鐵裡則有很多大媽表情誇張地抱怨著自己的媳婦。大阪的街道上很多煙頭,略顯破敗的小商店很有市民氣。據說居住在關西的人出差去東京,無論如何都要坐最後一班新幹線回來,因為覺得東京壓抑得像穿西裝的喪屍組成的世界,一定要回到人的世界才安心。

D小姐請我吃全大阪最好吃的鰻魚飯。東京的鰻魚飯是蒸過之後再烤,入口時感覺有些柴;大阪的鰻魚飯是直接刷醬烤,口感肥膩。我更喜歡大阪的鰻魚飯肥厚的口感。

我問起她在日本的生活。她少女時期就愛看日劇和漫畫,兩年前才下決心學日語,學了一年半,毅然放棄了國內的生活,來到日本。因為她一直喜歡日本土生土長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所以來到大阪生活。

D小姐現在幫一家中日貿易公司做些零散工作,其餘時間就自己搭車去各地旅行,避開熱門觀光地,只在最好的季節去能看到最美風景的地方。這就是一期一會,相遇即告別。

她說,在三十歲的時候拋下國內的一切來日本生活是她做過最正確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都覺得人們的這種說法是種自我保護,因為生活的沉沒成本太高——那些逝去的時間、精力的投入、對別的人生選擇的犧牲都無法挽救,所以只能給自己的人生選擇尋找合理化的解釋。但D小姐說的話我相信,相信她不是自我辯護。

我問起她的感情狀況。她說現在仍然是單身,來日本之後有過一兩次暗戀都無疾而終。她說還是想試試和日本男生戀愛,「但是日本人其實很排外和保守,很難和外國女人談戀愛」。她嘆了一口氣。

三十多歲的D小姐仍然愛看漫畫和日劇,有著一顆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評價她嗎?並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種程度上,天真和世故並不是矛盾的特質,而往往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階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這個特質,而是早早地把它當作成長必然蛻掉的皮,輕率地拋棄在一邊。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採了一路的花,採花時也顯得興致勃勃,充滿樂趣,到了路的盡頭卻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變得世故。而成年後還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質則是複雜的——至少是見過複雜,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貴。

●2016.2.18(星期四)皇居跑步

今天去表參道的ASICS(亞瑟士,日本運動品牌)買了跑鞋和運動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了步。

繞著皇居跑步一圈剛好五公里,沿路有專門為跑者提供飲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是村上春樹愛跑步的地方。

跑步的時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樹,結果發現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樹差不多,矮小結實的身體,簡素規律、神情肅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樹的複製人同時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鐵的上班族,穿著米色和黑色的商務裝,地鐵門一開再一關,他們的疲憊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層。到了晚上,他們換上專業的跑步服,龐大的上百人的群體呼吸在同樣的頻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連綿不絕,儀式感就像是參加彌撒。

尚‧布希亞非常刻薄地這樣形容跑者:「我們可以攔住一匹發狂的馬,卻攔不住一個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著白沫,全神貫注於內心的倒數計時,全神貫注於他進入反常狀態的那一刻,此刻千萬不要攔住他問時間,他會把你吃掉。」

這種沈醉是宗教性的。跑步的確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徵:人群聚眾,大腦中分泌出一種宗教性的歡愉。因為聚眾,這種歡愉又變得更為強烈。

這兩年跑步也成了中國中產的新宗教。

可是說實話,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長跑之後的照片,直視鏡頭的臉面色潮紅,全身汗濕,裹在緊身衣裡。我朋友圈有一個朋友是超級馬拉松(一種在野外環境裡長達一百公里,甚至三百公里的馬拉松)的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緊張,晒傷的身體,起泡的雙腳,皮開肉綻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張愛玲影響的文藝女青年,對於文明世界有著畸形的嚮往,貪圖享樂,喜歡吃奶油蛋糕,喜歡包裹在華麗的袍子裡——即使袍子上長滿了虱子,也勝過青筋畢露的身體。

我仔細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長跑後的照片,和張愛玲抱著牛奶瓶面無表情地穿過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樣,是對受苦的一種迴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體,我並不覺得性感,只覺得好慘。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

食物過剩,糖分過剩,卡路里過剩。而互聯網創業的熱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為了讓別人更懶一些,人和食物之間的距離被縮短了,食指一動,就等著外賣小哥敲門。

我們的社會充盈而飽和,由一個肥胖者的社會進入了一個厭食症的社會。

中國最先胖起來的一代誕生於飢荒之後,飢餓的記憶告訴他們的大腦要不斷儲存熱量,因此對於食物有著窮凶極惡的熱情。

肥胖者說:「我什麼都缺,所以我什麼都吃。」而新興的城市中產說:「我什麼都不缺,所以我什麼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為過於幸福而讓靈魂出竅的食物。在跑步這個近乎受苦的單調運動中,把過剩的能量嘔吐出來,中產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體。

受苦對於中產是陌生的身體經驗,對於富人階層更是。跑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產看齊的對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並不是為了作秀,或者為了征服的虛榮,而是真的享受這種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遙遠而陌生的身體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對身體的覺知,痛苦讓人感覺到自己正在活著。

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其說「解放了身體」,倒不如說「剝離了身體」。工具代替了身體的功能,中產要借助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體。所以,你很難想像一個重體力工作者,或是一個快遞小哥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決定在城市公園跑個步。

在缺乏宗教的社會裡,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中產的壓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瑣碎,劉震雲二十年前寫的《一地雞毛》依然沒有被掃走,妻子、孩子、保姆、單位的是是非非確鑿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質」的焦慮,是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霧霾和地溝油,詐騙和毒奶粉,房價和養老,股票和醫療……它們既抽象又具體,如烏雲般遙遙而至,壓在每一個中產的頭頂上。

跑步所帶來的愉悅成為緩解這種焦慮最好的方式。關掉糟心的新聞,遠離嘮叨的妻子和討厭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鬧遺留在身後,關上房門,換上跑鞋,戴上耳機,美妙的協奏曲取代了嘈雜與抱怨,肉身與靈魂瞬間進入真空。

「運動讓人產生愉悅」這一點似乎有科學的解釋。在幾年前一本風靡全世界的暢銷書《運動改造大腦》中,作者寫到人的身體裡有一個內在的止痛分子自機制,效果就像嗎啡。內啡肽減輕身體上的疼痛,同時在心理上產生快感。

在劇烈運動的時候,內啡肽能夠鎮靜大腦並且緩解肌肉疼痛。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馬拉松選手在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時,在起跑線附近被塑料袋絆倒,膝蓋著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來繼續跑,直到接近二十九公里時,腫脹的膝蓋罷工,大腿骨折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是緣於內啡肽的麻痹和鎮定作用。

後來,也有科學家指出長跑者的內啡肽是無法進入大腦的。無論如何,當一個人心情低落時,他大腦裡產生「運動會讓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當他的雙腳踏實而輕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種化學物質是否瞬間在他的大腦中綻放,跑者都認為它奏效了。

所有運動都能讓人產生愉悅,比如打籃球、踢足球、跳廣場舞。為什麼中產會選擇長跑呢?

宣稱「跑步是種宗教」的中產沒有資格嘲笑跳廣場舞的大媽。除了裝備不如跑者,背景音樂落後了二十年,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區別:同樣歡愉,同樣缺乏對抗性,同樣切割城市空間,參與者同樣熱情地邀請你加入他們的隊伍,像傳教士一樣伸出雙手。

可鄙視鏈卻依然真實地存在著,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廣場舞不夠中產。中產需要自己小群體的階層認同。

當中產剛剛開始在俄國流行時,納博科夫是這樣刻薄他們的:「他們被兩種相抵觸的渴望煎熬著: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樣,用這個用那個,因為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麼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個特殊團體,某個組織、俱樂部,成為某個賓館的貴賓或者遠洋航班的乘客,然後因得知某集團的總裁或歐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邊而歡欣雀躍。」

跑步不僅僅時髦,而且像是某種成功人士的標配。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高層們為了顯示自己的追求,紛紛把馬拉松的奬牌當作自己的勳章。而中產選擇跑步而非廣場舞來鍛練身體,顯然是因為跑步更像是身分的象徵。

樂觀的人會把跑步的中產看作階級自我意識的覺醒。

中產在財富以外,開始關注健康,並且以此為起點,關注一些大於自身的東西,比如大氣環境、食品安全、醫療健康、公眾權利、財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種焦慮下的反應,也是一種自救。而跑者彼此取暖,更讓人有一個政治群體崛起的集結號已經吹響的想像。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開始追求一種戒糖、長跑、歲月靜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某種社會規則已經成為共識。而在中國,這種規則與底線並未形成,當奶粉出現問題,中產開始尋找代購;當疫苗出現問題,中產去香港打疫苗;當空氣出現問題,中產戴上口罩繼續長跑。

很多中產並不認為自己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而僅僅是想通過長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煉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們並沒有辦法指責中產的犬儒和自私。他們僅僅是無力,在無力與無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縫隙中,大腦借助運動產生內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悅與沈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2016.3.8(星期二)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基金會為我組織了一次和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題目是西木先生定的,叫《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西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他寫的小說其實是介乎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看了他得直木奬的小說《冰凍的眼》,講的是二戰時,男主角因為虐囚而被判處死刑。他的戀人為了幫助他,向著名的美裔棒球手求情。棒球手看似拒絕了她,實際上一直試圖幫助她的故事。

有意思的部分大概在於講故事的方式,有點像羅生門——由不同的人,一層一層剝開洋蔥皮,最後露出真相。

西木先生是一九四○年出生的,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但是看起來就五十歲上下,依然瀟灑、敏銳、聰明。對談過程中對我也非常友善,一直把話題拋向我,試圖讓觀眾喜歡我。

這不是我第一次面對外國讀者,其實每次都有些揮之不去的倦意——我深知說哪些話會引起讀者的嘩然與笑聲,比如「七歲寫作,九歲出書」這些我講膩了的故事。但是在我寫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這些故事來引起讀者對我的興趣,和表演吞火球、鑽火圈沒什麼區別。

每次公開講自己的寫作故事就會自厭,覺得自己是雜技演員,通過炫耀式的扭曲來博得滿堂彩。

想起這兩年參加的文學對談也不少,有新內容的講話越來越少。

一個作家是如何死亡的?從重複自己開始死亡。

對談效果不錯,基金會的人覺得很滿意。

晚上,跟西木先生和其他在日本筆會工作的作家、學者一起去吃飯——吃秋田縣的特產,因為西木先生是秋田人。秋田是盛產美女的地方,因為日照時間短,美女皮膚白嫩。餐廳的牆上貼著秋田美女佐佐木希的照片。吃飯時還有表演,餐廳的服務人員戴著扮鬼的面具,穿著稻草衣衝向食客,隔壁桌的外國小孩被嚇哭了。

筆會的作家對中國作家很熟悉,聊起莫言、閻連科、劉震雲等都顯得如數家珍。聊起來,發現日本作家其實也是很精於人情世故且刻薄的——我們總是習慣性地把外國人想天真了。

對談時的演講稿:

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國際交流基金安排的這次和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在對談前,我看了西木先生的小說《冰凍的眼》。這部小說出版的時間是一九八八 年。那一年,我父母親剛剛結婚,我還沒有出生。小說寫的是一個我從未存在過的世界,但閱讀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有很大的障礙,反而覺得自己像女主角的孫女一樣,一點點沿著回憶的線索,像是剝洋蔥一樣,慢慢露出一個感人的故事的真相,讓我非常感動。

這樣奇妙的小說敘述,也希望在接下來的對談中和西木先生交流。

首先,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出生於一九八九年,在中國湖北的一個小城市。和大多數中國父母一樣,我的母親希望這個家庭唯一的女兒能夠與眾不同,而不是重複她的命運。所以在一個夏日的晚上,我母親對我說:「中國法律規定,每個中國小學生在小學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

而我的父親是一名警察,他也順著我母親的話說:「是這樣的。如果沒有出版就會被抓進監獄。」說完,他拿出隨身帶著的手銬,假裝扣在我的手上。我嚇得大哭起來,在淚水中,我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寫作的道路。那一年我六歲半,正好是二十年前。

這次對談的主題是「在事實和真實之間」。看到這個題目,我開始回憶自己小時候的寫作。我所寫的,到底是真實,還是事實?

童年的時候,我對寫作的認識非常簡單:沒有分別地寫下我看到的一切。所以那時候我全是記敘自己身邊的事情,我的同學,我的父母。因為我個子很矮,我能看到的全是人們膝蓋以下的世界,我就寫我視野裡的那些膝蓋和鞋子。

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寫的全部是事實,書出版之後,大人們卻認為我寫的並不真實。比如,小學的時候我寫同班的一個女生抱著我,對我唱歌:「我要和你睡覺。」我寫我對自己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啊!我是同性戀嗎?大人讀到之後,覺得非常吃驚,甚至憤怒。他們想像中的孩子是純潔的、無知的、沒有性別的,怎麼可能會那樣?

僅僅是因為和自己的想像不一樣,人們便拒絕相信這種真實。因為事實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人們就認為是不可信的。

童年開始寫作的我,就這樣被認定是一個思想骯髒的孩子,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作家的艱難。

我童年的大部分寫作,都是在寫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雖然周圍人都把我叫作「少女作家」,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並不是一個作家,因為好的作家必須面對他所在的時代,正面直視一個龐大的世界,而不是背過臉去,僅僅看著自己的回憶。

所以,十八歲那一年,我寫了一部長的散文,叫作《審判童年》,來和自己過去的寫作、過去的生活告別。我其實是一個生活順遂的孩子,沒有經歷過挫折。家長們都讓他們的孩子向我學習。但當我開始回憶,回憶到的卻是很多恐懼;當我審判,審判到的卻是很多大人對孩子的不公平。

鋼琴家魯賓斯坦的回憶錄寫到自己的童年,他會忽然驚叫起來:「不!我不要寫!」趕緊從記憶中逃出來。我卻要把自己關回童年的監獄,誠實地寫出我所經歷的真實和事實。

在寫完《審判童年》之後,我覺得非常輕鬆,我終於可以和自己告別了。

二○○八年,我到北京上大學。那一年舉辦北京奧運會,北京的天空前所未有的藍,中國前所未有的驕傲。我所在的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也是中國走出國家領導人最多的學校。我周圍的同學,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國家裡最優秀的年輕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時代,相信自己擁有全世界。

那時,我發現了自己與周圍人的巨大不同。對於他們樂觀的事情,我很悲觀;對於他們相信的事情,我很懷疑;他們聽到的讚美和掌聲,我聽不到;他們聽不到的苦難和哭泣,我能聽到。

他們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懷疑中——這或許是我從小就寫作養成的習慣,當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願意鑽到月亮的背後,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為我一直認為,月亮的光明是幻覺,醜陋的表面才是真實。

我從去年開始從事小說的創作。對於一個新的小說家來說,我並不算老。對於一個已經寫作了二十年的作家來說,這個開始卻來得很晚。

我生活在變化多端的中國,我並沒有年輕得足以相信它,也沒有年老得有資格為它辯護。在中國寫小說,探索「真實和事實」的中間地帶,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

一方面,中國的快速變化已經超過了作家的想像力。中國的現實和作家的想像力同時賽跑,贏的是中國的現實,輸的是作家的想像力。

比如,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二○一○年,一艘山東的漁船載著三十三名船員去南美釣魚。出海八個月之後,當這艘漁船回到港口,船上只剩下十一名船員,他們殺死了二十二名同伴。這八個月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恐怖,人性的黑暗是小說家難以想像,或者說不願意去想像的。

再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中國東北的一個紡織廠在一九八七年發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們有的滿臉傷疤,有的失去了雙手,有的失去了乳房。直至今日,她們一直生活在兩座樓裡,這兩座樓就像孤島一樣,被周圍人稱作「鬼樓」。她們不曾離開那裡半步,依然唱著自己二十歲時的歌曲,彷彿被凝固在時光中。

這樣的事實,遠遠比作家的想像更有力量。

因此,在面對現實時,我常常覺得失望,因為無論我怎樣寫,都無法超過現實本身。

另一方面,在中國描述現實的挑戰是:有很多的事實我是無法直接描寫或者涉及的。

如果不能涉及事實,那又該怎樣描述真實?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無法對抗現實的時候,用虛構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比如《一九八四》給人的震撼勝過了任何一部紀實文學。我來日本之後,看了很多漫畫,覺得它們反烏托邦的幻想也很迷人。

這就是小說的魅力,它有點像攝影。當我們看到一張照片,體驗到的恰恰是真實事物的不真實性。這種不真實感,這種陌生感,會帶給讀者更大的震撼:原來我所身處的是這樣的世界啊!

對於西木老師,您如何處理真實和事實之間的關係?您的經驗會是我非常好奇並且願意學習的。

我喜歡魯迅的一句詩:「當我沈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

在事實和真實之間探索,在充實和空虛之間猶豫,這對我來說,就是寫作最大的魅力。

●2016.4.7(星期四)脫衣舞

被L老師帶去看了脫衣舞。

身為女性,活在世上的優勢並不多。其中一個優勢就是可以肆無忌憚地欣賞別的女性的身體,用目光舔過她們的身體,高聲談論她們的胸部和大腿。但你很難想像一個男性做同樣的事情——無論是對同性還是異性,而不遭受他人「大哥你離我遠一點」的目光。

感謝這性別的特權,近兩年我出國旅遊時開發出一個常規項目:看脫衣舞。我能夠聲如洪鐘地對同行的人提出要求:「帶我去看脫衣舞。」而不用像領導幹部一樣偷偷摸摸地低聲問導遊:

「下面……還有什麼節目啊?」

我第一次看脫衣舞是在莫斯科。

兩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去登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住在三千八百米的「汽油桶」營地,房間是一個個大鐵皮桶。每天一個俄羅斯大娘提供早晚兩餐,包括硬的麵包片、不甜的西紅柿、喝不下去的奶油湯。

我們吃完早飯,就出門在雪中步行幾個小時,緩慢地吃完隨身帶的三明治,然後返回營地,沒有網絡,沒有娛樂,每天唯一的景色就是雪。不到一周,我就覺得自己大腦也變成一片電視機雪花點。

登頂成功,我們從山腳回到莫斯科。大巴車上,登山教練開始盛讚他上次來時在莫斯科看的脫衣舞,他形容每個舞孃都美若天仙,身材比「維密天使」還要好,萬分嬌俏,萬分迷人。當時我們一伙兒的狀態有點像人猿泰山第一次進城,哪裡禁得住這等撩撥,同行的幾個女性立刻雀躍著表示晚上就要去看。

吃完晚飯,我們組團去看脫衣舞,找的地方叫作白熊酒吧,算是挺高檔的看脫衣舞的場所,入場券是一百美金,交給門口兩個魁梧凶惡的保鏢。他們長得太過類型化,就是電影裡隨時會把人像扔垃圾一樣扔到門口的那種。

脫衣舞池和想像中一樣,粉紅色燈光下的小小圓形舞台,台上一根鋼管。舞台周圍是一個個圓形沙發,觀眾不多,四五十人,使得我們這一隊人馬更加顯眼——十幾個人裡大部分是穿著螢光色登山服的年輕女性。

脫衣舞孃終於上台,的確是身高腿長,但是長得實在粗糙了一點,就是在北方街上經常能見到的俄羅斯大妞,眼神已然有些渾濁。她們穿著薄紗的睡衣和透明的高跟鞋,圍著鋼管跳舞。我每一次都期待下一個舞孃漂亮一些,但每次都失望。一共只有六個脫衣舞孃輪流上台,一個比一個不好看,最後一個紅牌舞孃,下顎的線條長得很生硬,非常男性化。我不知道是因為她的舞姿還是長相,她誘惑的姿態總讓人覺得有點淒涼。我往她的內褲側面塞了二十美金,其實是想讓她不要跳了。

同行看脫衣舞的幾個男性國人「葛優癱」在沙發裡,馬上就要睡著。我作為提出看脫衣舞的人,覺得有愧,想炒熱氣氛,就把錢塞進一個金髮舞孃的高跟鞋裡,讓她在我身上跳舞。

那是我最近距離和同性身體接觸,她跨坐在我身上,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我一動不敢動,只覺得她的皮膚滑膩得不正常,散髮出一股甜香,味道有點像老牌化妝品裡的鴨蛋粉,並不溫香軟膩,反而覺得像抱了一尊石灰塑像。

氣氛短暫地熱絡了一下,然後又變得沈寂。我們坐的區域一片低氣壓,有兩個同行的男性國人真的睡著了,抱著手臂,頭微微垂下,還開始打呼嚕。台上的舞孃不以為意,還是跳得賣力,肌肉畢現,我想她們大概見慣了這種奇怪的客人。

我第一次看脫衣舞的經歷就是這麼不刺激,感覺像參加單位的表彰大會,偶有精神一振的瞬間,但大部分時候都讓人昏昏欲睡。

第二次看脫衣舞是在巴黎,看全世界最負盛名的情色表演「瘋馬秀」,全世界最出名的脫衣舞孃蒂塔‧萬‧提斯就參加過「瘋馬秀」的表演。

我買的是最便宜的票,一百多歐元,原本以為座位是在最後一排,需要望遠鏡才能看清台上到底有幾個人,結果發現座位在第一排,我只能仰著脖子。因為不捨得花錢,所以面前連杯涼白開水都沒有,雙手平置膝蓋上,規矩得像看幼兒園文藝會演的小朋友。

演出開始,幕布掀開。我嚇了一跳,距離我一兩米的舞台前方整齊地站著十幾個身高一樣、腿長一樣、胸型一樣、肚臍到恥骨之間的距離一樣,蜜桃皮膚,濃妝艷抹的少女,宛如複製人。她們只有下身隱私部位貼了一塊黑膠布,衣著裸露,頭戴高高的儀仗隊

禮帽。音樂一響她們歡快地舞蹈起來,整齊劃一,向前踢著大腿,高跟鞋幾乎從我的頭上划過。

這種開場非常有趣,因為它是「反脫衣舞」的。

脫衣舞的色情之處,在於它的欲蓋彌彰,欲裸還蓋,先做出一種神秘的許諾,然後脫一點穿一點,赤裸的過程用一種緩慢而詩化的過程體現,速度就像人墮落的速度。赤裸本身沒什麼迷人的,迷人的是墮落。

但是「瘋馬秀」的開場就已經無衣可脫,用一種歡快的、沒有道德感的方式展現赤裸——舞台上的姑娘就像幼童,沒有意識到自己裸體的羞恥感,天真得不像話。

「瘋馬秀」的表演一共由好幾個舞蹈組成,我最喜歡的是一個以鏡子為道具的舞蹈,女人和她的鏡像共同表演,一個女人四條腿兒,兩個女人八條腿兒,再加上舞蹈演員身材體形一樣,虛實難辨。

看完演出,我問同行的兩個男性友人有沒有被誘惑出生理反應,他們都說沒有,反而表示休息環節一對雙胞胎男舞者表演的滑稽踢踏舞最好看。

姑且不把他們看作嘴硬,我想或許是因為「瘋馬秀」的情色太充盈和完美了吧,屬於「飽漢子飽」,但男性覺得被誘惑往往是因為「餓漢子飢」?我也不敢確定,男性在我看來雖然心思簡陋得一塌糊塗,但依然是個謎。

後來,我看一個「瘋馬秀」創始人的訪談,解釋了為什麼這個表演名頭是「世界上最極致的情色表演」,但是卻一點也不色情。他說:「我們既不脫,也不舞,我們在戲擬。我是個騙子。」

「瘋馬秀」的演出也不以追求極致的情色為目標,而是追求一種極致的肉體戲謔,希望觀眾被肉體的戲法弄得心神迷亂,而非燃起性衝動。這個追求顯然比一般的脫衣舞要更高級。

這回看脫衣舞,時間是下午,地點在淺草。

小而隱蔽的劇場,在周圍晃了二十分鐘才找到門。買票的時候我看到貼了一張告示,寫著「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半價」——也不知道這屬於尊老愛幼還是年齡歧視。

不打折的票價也不貴,大概兩三百人民幣。日本人的確認真,舞蹈開始之前,先給觀眾一人發了一張「演員介紹表」,介紹今天脫衣舞者的藝名、三圍、興趣愛好,以及第一次登台的時間——只有透過這一項可以大體猜出她們的年紀。我看到一個脫衣舞孃的興趣愛好和我一樣:讀書和音樂鑒賞,不禁惺惺相惜。

劇場不大,舞台主體是一個T台似的長形舞台,它延伸出來,連接一個可轉動的圓台。一百多個座位,只坐了二三十個觀眾,可能因為半價,大部分是老年人,只有兩個害羞的年輕女孩不時交頭接耳,看起來像是來業務學習的。

日本的脫衣舞好玩,它不像莫斯科的脫衣舞一樣缺乏編排——俄羅斯舞孃們的動作差不多都是在鋼管上爬高爬低,而日本的脫衣舞每個表演都有不同的主題,基本上是獨舞,主題符合舞者的氣質,但表演不像「瘋馬秀」那樣勞師動眾,過度編排。

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兩個表演。一個舞蹈本身並不出色,主演是一個看起來有些年紀的舞者。她雖然遠看身材依然纖細勻稱,但在殘酷的燈光下,觀眾卻能看到她身上所有的褶皺和鬆弛。跳到一半,從台下衝上一個觀眾給她獻花,兩人看起來很熟稔的樣子,年齡也相仿,大概是她多年的粉絲。

我看「演員介紹表」,這個舞者第一次登台是二十五年前,推算她現在最年輕也有四十五六歲。她下了班是什麼樣子?穿上更符合年齡的暗色系衣服和平底鞋,坐地鐵回家,路上再去超市買點菜?她家有孩子在等著她嗎?我簡直腦補出一部電影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舞蹈,主題是「陰陽師」,表演者是一個少女,沒有笑意,不嬌不媚,蛋形小臉,栗山千明的髮型,完全無瑕的雪白皮膚,完全無胸的少年身材。她穿著陰陽師的狩衣,表演與凶鬼鬥爭,時而被惡鬼附身,撕扯著自己的衣服;時而戰鬥正酣,舞動大腿,被看到她掀起的白袍裡未著內褲。有一幕她氣勢洶洶,表情肅穆地劍指台下,背景音樂有種沈鬱的輝煌。我看台下的大爺大伯神情也變得嚴肅,被少女澄明的眼神掃到了,彷彿自己污穢的靈魂受到了譴責。

其他舞蹈的編排雖然認真,但沒有太出色的。中場休息時,舞台上放了一段VCR,是脫衣舞女被面試甄選的短劇。面試者都穿黑色舞衣站成一排,被選中叫到名字的舞女激動地掩面哭泣,其情狀之勵志感人,不輸AKB48(日本大型少女偶像團體)的總決選。背景音樂我聽不懂,但我猜歌詞大概是「只要有夢想,誰都了不起」。

但這還不是最令我驚訝的,最令我驚訝和疑惑的是每個舞蹈都有一個「高潮」的環節,就是舞者跑到舞台最前端的圓形轉盤,側臥在地上,啪地打開大腿,兩腿呈七十五度角,展示她們沒有任何遮掩的隱私部位。轉盤旋轉一圈,確保每個角度的觀眾都能看到,像是一塊頂級金槍魚接受食客的檢閱和讚美,這時,觀眾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我一邊跟著其他觀眾熱烈鼓掌,一邊在想:我這是在幹嗎?

掌聲裡沒有任何淫蕩的意味,而是一種真心誠意的讚美,就像是給空翻之後穩穩落地的體操運動員的掌聲。可這個動作並沒有什麼技術難度,他們在稱讚什麼呢?舞者的勇氣,職業人的作風,還是那個部位的美麗?

或許鼓掌是出於日本性文化一直以來對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我看法國著名的後現代理論家波德里亞的《論誘惑》,裡面提到日本的一種陰道表演,比任何脫衣舞都要離奇:

姑娘們將大腿開架在表演台的邊緣,日本的勞動者身穿襯衣,可以將他們的鼻子和眼睛埋到姑娘的陰道處,以便看得更清楚。在這個過程中,姑娘要麼和顏悅色地與他們說話,要麼假惺惺地把他們推開。

同時,觀眾開始對各自看到的陰道評頭論足,輪番比較,這麼做時卻從不嬉笑,更不哄堂大笑,其神情死一般的嚴肅,也從來不想用手去碰。

沒有任何淫蕩的感覺:一種極其嚴肅而又孩童般的行為,一種對女性器官的鏡像的絕對著迷。

這種表演不知道是否已經失傳了,我看到的或許是它的變異。我雖然無法理解其中的美學,但也知道,任何民族的性文化都不能簡單地用「變態」兩個字概括。

很多直男讀者看到我寫這篇文章,分享自己對脫衣舞的興趣,肯定會給予「下半身作家」「你思春了吧」「思想真黃」這類評價。可我對於更色情、露骨、互動性更強的性表演並沒有興趣——我童年時在緬甸看過一場準色情的人妖表演,表演者露出兩種性徵的畫面給我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我回想起自己為什麼喜歡看脫衣舞,並不是出於性的萌動,不是體驗生活,不是獵奇心理,不是業務學習,我也沒有任何變成女同性戀者的徵兆,而是因為一張照片。

我記憶裡看過最動人的寫作狀態的照片,是二十世紀三○年代的脫衣舞皇后吉普賽‧羅斯‧李,她在寓所裡修改小說,穿著舒適的襯衣,地上一團團廢紙。我忽然發現寫作和脫衣舞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後,用寫作給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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