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2年之後,桑德爾教授在2017年6月快閃台灣,又帶來了幾個問題:年金該不該改革?核廢料可以放在哪裡?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電腦演算推薦你三個可結婚的對象?

執行法律,可以用金錢來交換嗎?如果不行,那麼,可不可以付點錢「升等」換一間乾淨的監獄牢房?可不可以付錢請人排隊或取得優先插隊?可不可以付權利金然後汙染一點環境?可不可以付補償金然後把核廢料放在你家?可不可以先幫陌生人付保費,日後取得理賠金?發放現金鼓勵小孩念書或鼓勵胖子減重,會造成什麼影響?

有些東西是有錢也買不到的,但近年來,這種東西已經不多了。現在,幾乎每樣東西都可以拿來賣。

我們清楚的知道,不可以買一個小孩,不可以買一個器官。但如何劃分,可以請一個代理孕母利用她的身體呢?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確認範圍與距離呢?這就是身為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的桑德爾,迫切想要提醒大家公眾討論的課題。他在哈佛開設的「正義」思辨課程,轟動程度造成該校第一次將課程公開錄製節目播出;他的最新主題,就是討論那些「錢買不到的東西」。

以下這幾題思考是非曲直,相較於快速淺薄的資訊來說有點長,但絕對值得您細細過癮的咀嚼。


沒有人喜歡排隊。有時候你可以付錢插隊。餐廳不會在門口貼著告示,宣布:願意給領班五十美元小費的客人,可以立刻有位子。不過近年來,出售這種插隊的權利已經從暗處現身,成為大家熟悉的作業模式了。

⊙付費切入快速道

航空公司開始提供經濟艙旅客,以單一費用購買插隊權的機會。只要多付三十九美元,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就會賣給你從丹佛到波士頓的優先登機權,還附帶安檢插隊權。

有人批評,機場安檢的快速通道不該拿來賣錢。他們認為,安全檢查是國家安全事務,跟較寬敞的放腳空間或優先登機的禮遇不一樣。防止恐怖份子進入飛機的責任,應該要由全體乘客一起分擔。航空公司對此的答覆是:每個人都會接受相同程度的檢查,只不過等待的時間會因價格而不同。他們堅持,只要每個人都接受相同的全身掃瞄,在安檢隊伍中縮短的排隊時間,應該是航空公司可以自由販賣的一種便利。

主題樂園也開始銷售插隊權。只要你願意支付約一般門票兩倍的價格,園方就會賣給你排在隊伍最前面的入場證。或許在道德上,這並不像機場安檢的特權通道般嚴重,但是仍有人為這種手段感到痛心,他們認為這會敗壞健全的公民習慣。

⊙當特權呼嘯而過

在美國境內的各高速公路,這種快速道的趨勢也愈來愈明顯。有愈來愈多通勤族只要願意花點錢,就可以在暢行無阻的快速道上行駛,以避免陷入動彈不得的車陣之中。在交通尖峰時間,單人駕駛最多只要花十美元,就可以買到行駛於共乘道上的權利。聖地牙哥、明尼亞波里斯、休士頓、丹佛、邁阿密、西雅圖及舊金山等,都是目前發售快速車道行駛權的城市。

有人反對這種付錢插隊的構想。他們指出,快速道的增設會增加富有者的優勢,並把貧窮者拋到隊伍的最後面去。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對加快服務收費,一點錯都沒有。聯邦快遞的隔日交件服務要加收費用,乾洗店也會對當天交件服務收取額外的費用,可是並沒有人抱怨,聯邦快遞優先運送你的包裹或乾洗店先洗你的襯衫是不公平的。

對經濟學家而言,排長隊去取得商品或服務,是浪費且缺乏效率的,而且這也表示價格體系無法調節供給及需求。讓人們在機場、主題樂園或高速公路付費享受快速服務,可以透過讓人們為自己的時間定價,而改善經濟效率。


 

⊙醫師看診的黃牛市場

收費代人排隊並不是在美國才有的現象。我去中國時,聽說在北京最好的醫院裡,代客排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過去二十年的市場改革,削減了對公立醫院及診所的補助,尤其是鄉村地區,所以,住在鄉村的病患,現在都得跑到首都的公立大醫院。掛號大廳裡於是出現了長長的排隊隊伍。人們得徹夜排隊,有時候甚至要排上好幾天,才能拿到醫師看診的單子。

掛號單算是非常便宜--只要十四元人民幣(約二美元),可是要真正拿到一張其實也並不容易。有些病患非常急著需要看醫生,沒辦法在隊伍裡等幾天幾夜,於是就會去向黃牛買。黃牛其實就是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距中找到生路。他們會雇人排隊去掛醫師的號,然後再以數百元的價格轉售,這種價格比一般佃農好幾個月的收入還多。頂尖專科醫師的掛號有特別的定價,而且就像棒球聯盟的包廂票一樣,會被黃牛哄抬。

看醫生還要買黃牛票,總讓人覺得很討厭。

第一,在這種制度中獲利的是令人反感的中間人,而不是提供醫療照護的人。假設風濕免疫科的掛號單價值一百元,那為什麼這些錢的絕大部分都歸給黃牛,而不是給他或他所屬的醫院?經濟學家可能會同意並建議醫院調高掛號費。事實上,有些北京的醫院已經增設了特別掛號窗口,這些窗口的掛號費比較貴,排隊的隊伍也短得多。這種高價掛號窗口就是主題樂園中不需等候的加價門票,或機場安檢快速道的醫院版,是一種付費插隊的機會。

但是,無論到底是黃牛或醫院因過大的需求而從中得利,就醫的快速管道引發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病患是否應該只因為付得起,就可以插隊提前獲得醫療服務?


⊙排隊,成了一門生意

即使是在不准付費插隊的地方,有時候還是可以雇人為你排隊。每年夏天,紐約市公立戲院都會在中央公園舉辦免費的戶外莎士比亞劇表演。晚上演出的門票,從下午一點鐘起開放索票,但早在數小時之前,就已經出現排隊的隊伍。2010年,艾爾.帕契諾飾演《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時,市民對門票的需求更為殷切。

這種困境催生了一種新產業的崛起,那就是,有人會為願意付錢買方便的人提供排隊的服務。排隊者在網站上刊登廣告,他們能幫客戶排隊,索取免費的表演門票,並忍受等待之苦,換來的是,向忙碌的客人收取最高達125美元的費用。

戲院試圖阻止代客排隊者做這種生意,他們指出:「這樣就不符合『公園裡的莎士比亞』的精神了。」公營劇場接受公家補助,是非營利事業,其使命就是讓來自社會各行各業的民眾都能親近偉大的戲劇。當時庫歐默擔任紐約檢察總長,他要求業者停止刊登售票及代客排隊服務的廣告。他說:「銷售原本該是免費的票,等於是剝奪了紐約市民享受這項由納稅人贊助機構所提供的福利。」

代客排隊者的生財機會不只在中央公園。


國會在針對立法建議案舉行公聽會時,會保留一些座位給媒體,剩餘座位則開放給大眾,並依到場的先後順序分配。企業的說客非常想參與這些公聽會,因為他們希望能在休息時間找機會跟立法委員聊一聊,並了解會影響其產業的法規的發展狀況。他們的解決對策就是:花個幾千元聘請專業代客排隊業者,而這些業者會找專人來代替他們排隊,例如退休者或是遊民。就在聽證會即將舉行之前不久,衣著光鮮的富有說客抵達現場,與衣衫襤褸的代客排隊者交換位子,取得會議室中的座位。

代客排隊業者向說客收取的價格是每小時36至60美元不等。至於在隊伍中代客排隊者,每小時的酬勞是10至20美元。《華盛頓郵報》曾以社論公開譴責這項業務,認為它「貶低」國會及「藐視大眾」。這項業務最近已經由國會擴展至最高法院。如果你願意付錢,就可以雇用代客排隊者,替你在最高法院裡取得近臺區最好的位子。

販賣插隊權並不是這股趨勢中最令人無法忍受的例子,但是檢討代客排隊、黃牛票以及其他形式的插隊的是非曲直,可以幫助我們粗略了解市場推論的道德力量,以及道德極限。


⊙腐化是怎麼發生的

思考公立劇場夏季莎士比亞劇免費演出的例子。發言人是這麼說的:「我們希望讓大家免費享有這樣的體驗。」這說明了該劇場反對雇用代客排隊者的立場。可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一旦門票是透過買賣取得,觀賞的體驗就會被破壞?當然,對於想欣賞表演卻買不起黃牛票的人而言,這種體驗的確會遭到傷害,但可能受傷害的不只是公平性而已。當免費的公立劇場表演被轉變為市場商品時,有某些東西就此消失了,那是比因價格而被迫無法參與者所感受到的失望更嚴重的一些東西。

公立劇場將免費的戶外演出視為一場公開的慶典,是一場獻給市民的慶祝活動。可以說,它是這個城市送給自己的一份禮物。當然,座位並不是無限的,因此並不是城市裡的每個人都可以隨意來參與。但該組織的理念就是,不需考量經濟能力,每個人都可以免費親近莎士比亞。門票收費或允許黃牛從這份禮物中牟利,與演出的初衷背道而馳,將一項大眾的慶典活動轉變為生意或私人獲利的工具。這就如同市政府要求市民付費觀賞國慶煙火一樣。

類似的考量也可以用來解釋在國會山莊收費代客排隊的問題何在。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允許大眾免費參加國會聽證會,是「低估」了這項財貨,並導致排隊的現象。代客排隊產業則是藉由建立市場價格來糾正這種無效率的現象。它將聽證室中的座位分配給願意出最高價的人,只不過,這是以錯誤的方式去珍惜代議政體這項財貨。

假設國會決定,聽證會第一排座位門票價格定為一千美元。許多人會反對,理由不只是因為這樣的門票費用對無力負擔的人而言不公平,而且可以說是一種腐化。

我們常會將「腐化」與「不義之財」聯想在一起。腐化指的其實不只是賄賂和非法付款。若要腐化某種財貨或社會事務,就是去降低其層次,也就是以較低、而非適當的衡量模式來看待它。

從這個觀點而言,對國會聽證會的門票收費,就是一種腐化,因為它把國會當成了一門行業,而不是代議政體的機構。


⊙搖滾歌手的平價演唱會

不過,如果是具有部分商業性質的活動呢?二○○九年,斯普林斯汀在他的家鄉紐澤西舉辦了兩場演唱會。他將最高票價定為九十五美元。其實即便他把票價再提高更多,演唱會也一定會爆滿。這種平抑票價的決策造成黃牛票的猖獗,並且使斯普林斯汀無端被剝奪了許多收入。

那麼為什麼他不把票價定在市場行情價呢?對斯普林斯汀而言,將票價維持在相對低的水準,是表達他信守對勞工階級歌迷的承諾,也是表達他對演唱會的內涵有特定的了解。演唱會是一項營利的活動,這點無庸置疑,但營利只是其中一部分,演唱會也是歡樂慶祝的活動,其成功與否端視觀眾的特質與組成。表演者演出的不只是歌曲,還包括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共同營造出來的精神。

《紐約客》雜誌中,有一篇文章討論搖滾演唱會的經濟學,西布魯克指出,現場演唱會並不完全是商品或市場貨品。如果視之為商品或市場貨品,就是貶低了它們。他說:「唱片是商品,演唱會則是社會事件。若試圖將這種現場的經驗化為商品,就有破壞掉整個經驗的風險。」他引用經濟學家克魯格的話:「搖滾演唱會仍擁有一種比較像派對,而不是商品市場的特質。」克魯格解釋,斯普林斯汀演唱會的門票,不只是一件市場貨品。就某個角度而言,它是一份禮物。如果斯普林斯汀把票價定在市場可以忍受的最高水準,就會破壞他與粉絲之間的禮物關係。

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不過是在搞公關,是一種放棄今天部分收入以維持聲譽,藉以將長期營收擴大到最高點的策略罷了。不過這並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或許斯普林斯汀相信,而且他這麼相信是對的:將自己的現場演出視為純粹市場貨品的話,就會貶低這場演出,也就是以錯誤的方式去珍惜它。

如果在隊伍最後方的人給我們10美元,要求和我們換位子?如果我的房子要賣,我也沒有義務一定要接受第一個出價?有時候,基準會改變,而且我們不確定哪一個原則會勝出。這些都是三十年前完全無法想像的事。在這幾個領域中排隊的式微,或許看起來是個有趣的擔憂,但市場可不只是侵入這幾個地方而已。

 

──本文節錄自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錢買不到的東西》第一章部分。精彩思辨內文,詳見全書。本書亦獲選為金石堂年度影響力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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