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骨─法國第一女律師的故事

我宣誓就職已有半個多世紀。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以女律師的身份，也就是說，女人加上律師，在疑問中闢路前行，在原則上跌跌撞撞，反覆審視自己的選擇。 

為了正義。或毋寧說是我的正義。要知道，冠上了「我的」二字，從此，我與決心要生活的世界大致接軌融合。我的正義，那麼，這樣的正義和學校及實習場合中前輩所灌輸我們的諄諄教誨，可否相提並論？ 
 
問題就出在教育上。 
 
我在初期幾次辯論的希望及失望情緒中，在對抗酷刑的官司所帶來的震驚中四處尋求答案。除此之外，我更在那些凸顯社會差距、種族及性別歧視問題的抗辯中思尋解決之道。 
 
為追求真知，我必須與被師長遮掩起來的事實搏鬥。他們教導了我什麼？關於法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無論這法律壓迫人民還是保護人民。關於法官之職？法官大人公正無私，高高在上，不容任何懷疑，應該受到義無反顧的尊敬。被告呢？應保持距離。人世真理？律師不講道理，或者說，必須緊急地、明白地，與情理劃清界限。這是（律師們的）至上準則。 
 
在逐漸累積普通民法官司、社會或政治案件的辯護經驗之後，我向司法正義討求公道。而為了日後能與司法單獨坦然面對，我著手一項雙重層次的計畫：瓦解理論以便建立真相事實。 
 
正義與我。這種親密關係，既私己，又陌異。一對一地，我單獨質問司法正義。它給我答案。我再度質問。重新質問自己。如同一對老夫老妻叨叨解釋，好事壞事歷歷在目。為了應付這樣的面對面，首先，我必須毫髮無傷。誠如眾所皆知，地球並非真如詩人所說那般黑白顛倒，但確實充滿兇殺、血腥、令人窒息。那麼我還不如重新從零出發。以反骨當成手段，讓自己的頑固成為怪癖。 
 
唯獨堅持一個要求：講究人權，同時不忽視女權。女權的脆弱不彰尚待提升補強。婦女的權益才剛剛起步，勉強惹人垂憐。 
 
這內心深處的尋覓，負載著我生命的重量。 
 
身為女性這個特點，與我職業生涯中每一次重要的行動息息相關。每當我機械式地寫下「女律師吉賽兒‧艾里米」，「女律師」一詞便同時背負起我兩段糾葛不清的經歷。這兩種經歷的混合，既有緩和作用（某種被遺忘、沒有原則的正義所帶來的衝擊），卻也使事態惡化（加重失落感、恍惚，甚至覺得自身有某個部分叛離脫逃）。加入巴黎律師團體所組成的空中橋樑隊伍，替阿爾及利亞的國家主義派辯護，不也就是下定決心，不再以女性生活、兩個年幼孩子的母親角色為優先？但是沒有我，其他人也能滿足辯護的所需。將近八年，在這段期間中，以及隨後的幾年內，我從未去回答這個問題，我在逃避。 
 
經常就在我達成各項奇特壯舉當天，發現大兒子進了兒童之家，狀況很糟；或小兒子得了急性盲腸炎住進巴黎某家醫院，而我人遠在阿爾及利亞，出席軍事法庭。 
 
我不只是個律師，還是一個分身乏術的女律師，在職業和女性母愛這兩者的迫切性之間掙扎。兩項嚴苛的要求，佔據我整個身心，我被夾在其間。而這兩者孰輕孰重，難以斷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在阿爾及爾的軍事突擊行動中，我遭到法國暴動者逮捕，瘋狂的叛軍揚言要槍斃我。前一天晚上，我以為那是我的最後一夜了，我徹夜嚴酷地責備自己。我扮演雙重角色，兩面不是人，但這並非我的選擇。我聚精會神，極力思索，但眼角是乾涸的││因覺醒到我的錯誤而乾涸，愧對我的兩個兒子，一個六歲一個三歲，被遺棄在那麼遙遠的地方，丟給那些「唯利是圖的女傭」，這是我母親芙麗特娜用來形容照顧我兒子的女學生或女雇員的說法。而這話更讓我心如刀割。 
 
和我一起被捕的還有一位朋友，皮耶‧布朗，他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同事，也是共產黨員。在這間原是峭壁賭場的酷刑大牢裡，我不知道隔壁牢房的他用什麼想法來調適等待的煎熬。然而我確定，他對自己致力投身於這項工作毫不後悔。我想，在阿爾及利亞為人辯護，是他義無反顧的抉擇。他度過那「最後一夜」時的感受必然與我完全不同。 
 
因為，即使置身這些歷史高潮之外，即使日復一日在例行公事中爭取司法正義，律師就只是律師。 
 
而我身為一個女律師，為了辯護，還必須牽扯到女人的一生、伴侶，以及孩子。而這一切，在法庭上並看不見。 
 
關於辯護，我始終僅零碎地談論到幾個片段。至此為止，我只提及女律師的心路歷程。 
 
法律規範下的女律師，被女性命運羈絆的女律師。 
 
我沒有訴說生涯初期幾場辯護所帶來的激動情緒，在宣判之後，那種挫敗感利如刀鋒，斬斷一切希望。 
 
我也沒吐露司法上的特殊案例和處決手段所帶來的衝擊。我更沒有抽絲剝繭，解開糾結心頭的疑惑。所描述的，是反抗、是學習。詳實記載的，是那些特別之處；它們使我去質疑一項幾近神秘的一生承諾，同時又使這項承諾在我身上生根。 
 
律師有什麼用處？那麼一位女律師呢？會做得更好還是較糟？而若是一位反骨的女律師，情況又如何？ 
 
閱讀此書時，請勿費心找尋時間脈絡或事實的客觀重要性。紙頁間寫的是刻意的、主觀認定的選擇。那些事蹟，讓我從昔日皈依新宗法的女學徒蛻變成今天的女律師……經驗，成熟度，瞭解事態的複雜（司法正義、政治、男性及女性的複雜……）。 
 
不把官方機構放在眼裡的女律師，她可曾偶爾受到司法的尊重？讀者可在書中看到，剛果那樁法案將這個問題的特性完全凸顯出來，並以其自有的方式提出解答。 
 
另外還有，從刻意遺忘、塵封的記憶深處（否則如何保護自己不受傷？），挖掘出瑪麗亞的故事。那是一場以我當時初生之犢的自信，不了解矛盾、辯證和激情的力量所引出的一場悲劇。 
 
還有，該如何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