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 1/2

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含著銀湯匙出生的瑞典人

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先生說他記憶中有印象的第一場瑞典大選,是一九八五年、他剛滿七歲的那年。當時他看到電視上有兩個最大的陣營:一個偏紅色,叫做社會民主黨;一個偏藍色,叫做溫和黨。他問爸爸這兩個陣營有什麼不一樣?爸爸說:「紅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所有人都過不錯的生活。不管有沒有努力、有沒有資質,都不會有人窮到不能生活;藍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好生活是一種獎勵,必須要努力爭取才能得到,這樣大家就會越來越努力。我不贊成藍色的那一邊,我覺得這樣只會讓那些有好生活的人過得越來越好,讓生活不好的人過得越來越差。」於是他又問爸爸:「所以你支持社會民主黨囉?」爸爸指著另一個更深紅色的小黨說:「我支持的是這個:左派黨。他們的方向和社民黨一樣,但是覺得社民黨做得還不夠好、不夠多。」

記得另一個瑞典朋友也曾說,他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有天問媽媽什麼是社會主義。媽媽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都被那些懶惰的人拿去享受。」

從遠處觀望一個國家和社會時,我們為求便利常常會試圖簡化、一體化該國家或社會裡所有的人。然而若我們把鏡頭不斷拉近,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個人,在民主越發達的社會,越是如此。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嗎?

在北歐社會,儘管多數輿論傾向支持健全的社會福利,但每一個人對於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場的競爭基調,以及又該允許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會福利抗衡自由市場的不公平,都抱持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們在評論一個議題或報章雜誌在分析報導時,通常也會在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清楚的定位,讓參與討論的人能大致掌握這些論點的出發點。

本書行文至此,我想讀者都已經看出我的立場是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這種立場的人最常面對的質疑,大概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了吧。在回應這個質疑之前,我想先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一個叫約翰,一個叫培爾,他們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爾都來自中產家庭,約翰則來自藍領家庭,他們的人生在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分歧。約翰的媽媽在他和弟弟小學的時候過世了,約翰的爸爸則有酗酒和情緒不穩的問題,但還是盡力把孩子帶大,直到約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時候,他卻突然辭世。一直到中學階段,約翰和兩個死黨在校表現都不相上下。進入高中以後,無意升學的約翰學習意願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維持在及格邊緣,除了歷史科。因為這三個男孩從小就沉迷於戰爭史,對一次、二次大戰的所有歐洲戰場和細節都瞭若指掌,直到現在他們每年還是會開著車到歐洲各戰場參訪旅遊。

無意升學在瑞典並不是件壞事,即使對升學沒興趣,還有很多其他的職涯選擇。約翰高中畢業後就在木材加工廠工作,二十歲出頭時結了婚,和妻子在鄉村買了一棟小房子過日子。沒過幾年,約翰開始經常向工廠請病假,婚姻也出了問題。他後來被診斷出罹患憂鬱症,於是向工廠請了長期病假,並和妻子離婚,搬到鎮上的一間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認識約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請了長達兩年的長期病假,靠著剛好足夠生活的病假津貼維持生活,每天都坐在電腦前玩電腦遊戲。那時我先生和培爾都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他們三人的感情還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訪。我只去過約翰的公寓一次,被他髒亂失序的生活嚇得拒絕再踏進那間公寓一步。約翰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弱視惡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醫療保險以接近免費的價格提供他昂貴的矯正鏡片。從小就是田徑健將的他,後來竟胖到讓我先生和培爾都快認不出來,每天拖著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軀,只要走幾步路就喘得像頭牛,我完全不相信約翰曾經是全年級跑得最快的男孩。

我很不喜歡約翰,也不喜歡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和這樣的朋友來往,覺得這是「壞影響」。我也不喜歡瑞典的長期病假制度,讓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罷了,竟然還能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心理諮商和視力矯正,這不是米蟲是什麼?

當我這麼跟先生說的時候,他總是說:「對啊,我也這麼覺得,約翰更是比誰都這麼覺得,所以這兩年來他試圖振作了好幾次,但是都失敗了。約翰他經歷了一個比較艱難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們談起這些,在我們面前常常拿他的憂鬱症開玩笑,想表現出豁達的樣子,但是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

後來如我先生說的,約翰就像許多陷入長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樣,漸漸回到了生活的常軌。我現在回想,其實這個改變的階段很早就開始了,但他總是進兩步退三步,讓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開始申請了大專資工課程,讀得不順利,一年後換到了社工系。大約在同時,他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囤積非法的抗憂鬱藥物而被警局搜查,並且上法庭受審。瑞典的罰款是按收入累進計算的,沒有收入也幾乎身無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罰款,得到一年後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條前科,就返家了。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聽到他的近況,都讓我不禁苦笑著搖搖頭。

後來有一天,他傳簡訊給死黨們,說他排到了縮短腸道的減肥手術,這種手術原本價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價提供給重度病態性肥胖者。約翰在手術後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飲食運動,體重漸漸減輕,也開始恢復了活力。

瑞典人在結婚前常會安排一整天的單身派對活動,在先生的單身派對那天,他的朋友們合租了一個田徑場,安排一場田徑錦標賽。這個比賽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爛醉,好看他出糗,不過其他參賽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施展身手。

約翰那時已經恢復了堪稱正常的體態,但沒有以往那麼矯健,接連幾個項目的成績都墊底。然而在他從小最拿手的跳高項目,竟以黑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先生說當約翰漂亮的躍過橫杆、落在軟墊上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約翰十七歲時在學校運動場上的英姿,並和培爾兩人不約而同的跑上前和約翰擁抱歡呼。大概只有這幾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能體會約翰當時的心境吧。

後來約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轉直上來形容。他在老家鎮上認識了一個也曾罹患憂鬱症的女醫生,兩人陷入熱戀,而在他們結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學業。現在他在社會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間可以看到海的美麗公寓。已經遊歷過所有歐洲戰場的三個死黨,現在正計畫明年要一起去美國探訪南北戰爭的景點。

前幾天小侄子滿周歲,婆婆苦思良久要送什麼禮物給什麼都不缺的孫子,後來她把一支家傳的小銀湯匙擦得晶亮,送給了愛孫。婆婆說,她想讓孫子記得,每一個在瑞典出生的孩子,都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

約翰這一路走來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阻礙,也犯下許多錯誤,父母早逝、選錯職業科系、憂鬱,甚至犯罪,如果他身處其他國家的社會,或許絆到其中一、兩個石頭,就足以讓他無法再調整步伐、實現自我。然而瑞典社會不但幫他把這些絆腳石一個個移開,並耐心等他做足準備,重新再起。約翰和其他國家的人比起來,在某種意義上,不也是個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孩子嗎?而瑞典讓約翰吃了那麼多白吃的午餐,最後獲益的到底是誰呢?

我們都知道要讓驢子跑,有紅蘿蔔和鞭子兩種手段。對於那些不想跑、跑得慢的驢子,為什麼要給他們蘿蔔?應該用鞭子去鞭策他們才對吧?然而在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最後落入了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的窘境,而這個窘境,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有很高的機率陷入同樣的命運。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許多人視為社會公義的真理,然而試圖用鞭子去激勵飢餓的人們,反而會為社會埋下不斷重複的悲劇和危機。更別說有太多追求這種「社會公義」的人們,仰賴著優渥的環境和裙帶關係白吃了一堆好料,一邊喊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時,自己的嘴都還沒抹乾淨呢!

瑞典有沒有吃福利政策豆腐的人呢?當然有!在報章雜誌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能看到令人髮指的案例。有記者揭發一個申請了好幾年殘疾津貼的人,那人在臉書上貼了環遊世界的照片;有父母濫用育兒假,小孩稍有不適就藉口不來上班……但這些案例目前仍屬少數,而人們在生活周遭親眼目睹、深刻感受到的,往往是像約翰這樣的例子。曾經我用冷眼旁觀的角度,認為他是個國家的米蟲、扶不起的阿斗,但如果我們更貼近了解這樣一個人的故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瑞典人仍相信,付出社會成本將會帶來物超所值的結果。


瑞典家庭的Mysig時光

我試著回想自己和臺灣家人Mysa的回憶,大概用手指頭數得出來。對於媽媽含辛茹苦的奉獻,我曾感到沉重;媽媽眼中的擔憂、嘴裡的叨唸,讓女兒把許多內心話都吞下了肚裡。

剛畢業時,我曾經在瑞典當了一年的保母。我照顧的兩個孩子的爸爸是機師,媽媽是空服員,當兩人都必須離家工作時,就由我去幼稚園接六歲的蘇菲和兩歲的盧卡斯回家。每次我忙著煮飯的時候,蘇菲總會走過來跟我再三確認:「我們等一下要一起Mysa哦!」

Mysa是一個瑞典特有的詞,形容詞態是Mysig,可以形容一個環境很舒適平靜,也可以形容人與人之間舒適的相處。動詞態Mysa,則意指人們一起度過親密愉快的時光。我一開始以為Mysa的意思就是相處,覺得很納悶,我人不是一直待在這裡嗎,為什麼蘇菲還要特別過來跟我「預約」相處呢?

吃完晚飯,收拾好廚房,蘇菲宣布Mysa開始。我和姊弟倆爬到沙發上,唸一本書給他們聽,也聊著在幼稚園發生的事。那時我懂的瑞典語還不多,記得有一次我聽不懂「盪鞦韆」這個詞,蘇菲二話不說跳下沙發表演盪鞦韆的動作給我看,把我和盧卡斯逗得樂不可支。Mysa結束時,蘇菲總會說:「Oh, it was mysig.」(跟妳度過的時間真開心。)

家人間以血緣聯繫的情感,是全人類共有、放諸四海皆準的。但是其感情根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制度下所呈現的面貌都不盡相同。我以前從沒有細想過臺灣的家庭觀,反而是當身處在瑞典這個陌生的環境時,才開始反思從小視為理所當然的臺灣家庭模式。這篇文章是我單純從家人的角度出發所做的觀察,有發現,有感動,也嘗試從制度面去思考。

和家人相處太久會累?

我先生和家人見面並不是非常頻繁,但是每一到兩個月總會記得要聚一聚。今年仲夏節(注:夏至來臨時的慶祝活動,是北歐的重要節日),婆婆從幾個星期前就開始安排家庭聚會,張羅得不亦樂乎。結果前一天,先生接到婆婆打來的電話,只聽她帶著濃濃鼻音說:「我得了重感冒,聚會先取消吧。」我先生說:「那妳好好休息,我們擇期再約。」我聽了急著說:「你媽媽生病了,我們更應該要去探望她呀!」我先生說:「她現在沒有精神,我們去枯坐在她旁邊,她也不會覺得Mysig。」

後來婆婆病好了,我們約她和先生的弟弟、弟媳來家裡吃飯。吃飯時我們聊到了人生中的抉擇,大家輪流說著那些讓自己思索「如果當時選了另一條路,現在會是什麼光景?」的人生分歧點。這個話題似乎觸動了婆婆的心弦,她打開話匣子,向大家述說了許多年輕時的回憶,我聽得津津有味。不過看得出來在座的兒子們都已聽過這些故事許多次了,但他們還是耐心聽著,偶爾還會開玩笑挖苦她。

後來不知為什麼我說起了朋友的LINE帳號被盜用,要我去買iTunes點數卡的事,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婆婆一個字都聽不懂。經過大家費勁唇舌解釋,婆婆才說:「所以那個詐騙集團的人很喜歡聽音樂囉?」大家哭笑不得。接著又聊到了政治,這個家庭每個人的政治傾向都有點不一樣,針鋒相對了一陣,最後也一笑置之。天南地北的聊到了深夜,婆婆突然走到門口穿起外衣和鞋子,笑著跟大家說:「It was mysig,謝謝你們。」然後很乾脆的回家了。後來我開始思考Mysa這個詞的意義。問瑞典人,他們答不上來,對他們來說Mysa就是Mysa,於是我只好用自己的語言邏輯去理解。Mysa就是人們在日常問候與關心之餘,和他人進行的純粹的交流。我在廚房做飯的時候,七分心思放在家務上,只有三分放在蘇菲和盧卡斯身上,但是和他們Mysa的時候,我們三個人都要投入百分之百的專注。這種交流看似放鬆,但也不能完全放鬆,必須耐心傾聽,努力理解,時時確定大家都是主角,也沒有人高高在上。因為是家人,所以毫不保留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因為是家人,所以意見不合也笑著包容。這樣的交流很愉快,但時間拉太長會有點累,所以重視的不是量,而是質。

和家人相處太久居然會累?這種說法也許會讓臺灣人覺得太「見外」了。臺灣的家庭相處模式,就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是一種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角色扮演,是一種陪伴和責任的混合體,而最高的情感表現在於羈絆和奉獻:例如給孩子煮的一碗麵,幾句叨唸,抑或是付給補習班那疊厚厚的鈔票,買給爸媽的按摩沙發……這種羈絆和付出的表現,又何嘗不真摯美麗?

兩種模式各有其淵源,也各有優劣。剛來到瑞典,看到夫妻五五分帳,大部分父母親不會幫下一代存錢、買房,孩子也沒有所謂「盡孝道」的觀念。看到婆婆在孩子接連離巢,並和公公分居以後,獨自住在一間小公寓裡。有時我覺得,似乎臺灣的親情溫暖多了?

記得有一次上瑞典語課,課堂上大家討論到家庭價值。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很激動的說:「我覺得瑞典人的家庭根本沒有愛!我老公剛畢業,還在找正式的工作,我公公婆婆明明有錢,居然不資助他,讓他去工廠打工!他們明明有能力幫我們付房貸頭期款,卻忍心讓我們租房!他們這麼對孩子,怎麼期待孩子以後孝順他們?」在座的歐洲同學聽了啞然失笑,而來自亞洲和中東的同學們卻點頭如搗蒜。

其實,瑞典年輕人不管來自什麼樣的家庭,在找到正式工作前,在基層行業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我先生碩士畢業後一邊投履歷,一邊在利樂包工廠的生產線上折飲料包裝;我的碩士班同學畢業後,有的在養老機構,有的在超市櫃檯打工。按當時景氣和工作職缺多寡而定,有時這樣的臨時工一做就是一年半載。瑞典年輕人不問職種,積極加入勞動市場的現象,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強調「勞動」的理念,這是和許多人對福利社會「好逸惡勞」的印象背道而馳的。

「東方人比西方人更重視家庭價值」,這句話說起來很順口,但是越想破綻就越多。沒錯,東方家庭成員基於傳統角色分配的使命感,對彼此的付出一般來說比西方家庭來得多,然而這難道就是「重視家庭價值」嗎?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讓人們時而跳脫了兒女、父母等傳統角色,也不啻是為人們打開了另一個交流模式的窗口。我認為這其間家庭價值並未因此被削弱,而是轉型了。

先生的小弟和弟媳交往十餘年,公婆從來沒有問過他們什麼時候要結婚,什麼時候要生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信任和深刻的了解。幾年前,懷孕數個月的弟媳不幸流產,小弟打電話和婆婆報告,婆婆故作鎮定,簡短回答:「知道了,要她好好休息。」就掛了電話。掛了電話之後,婆婆一個人坐在陽臺靜靜流淚。過了幾分鐘,小弟又打了一通電話給婆婆,問她心情怎麼樣。婆婆邊哭邊說:「其實我很難過。」小弟說:「我知道。」婆婆又說:「我難過的不是孩子,而是感受到你們兩個人心裡的痛,為你們心疼。」小弟說:「我知道。」

理解了Mysa的意義後,我試著回想自己和臺灣家人Mysa的回憶,大概用手指頭數得出來。對於媽媽含辛茹苦的奉獻,我曾感到沉重;媽媽眼中的擔憂、嘴裡的叨唸,讓女兒把許多內心話都吞下了肚裡。小時候長輩問我考上哪所學校,長大了改問我何時結婚、何時生子……各種傳統角色的期待,就像一道解不開的緊箍咒。

輪流為奶奶寫日記

先生的奶奶在另一半過世後,一直獨自住在公寓,接受家庭到訪服務。根據實際需求,家庭服務人員會定時幫她買東西、做家事,或是一起散步、聊天。照顧老人,也是瑞典學生主要打工兼職的項目,我有不少朋友都曾擔任家庭服務員或養老院的員工,這個工作固然辛苦,卻也不乏溫馨的互動。

一位朋友常在研究這個星期要為她照顧的老太太梳什麼髮型,她說那個老太太有一頭雪白的長髮,幫她梳頭就像在幫芭比梳頭一樣有趣。另一個朋友很喜歡聽他照顧的老人講述五、六○年代的瑞典社會,就像在上歷史課一樣。記得有一次我在瑞典藥局買了一包海綿,覺得大小質料都很適合用來清潔廚房。後來陸續幾個朋友來家裡玩,友人看到我用那種海綿擦拭流理臺,都驚訝的說,那是用來擦老人屁股的耶!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種海綿是專為老人照護設計的,而且在許多養老設施中都十分常見。看似養尊處優、在富裕國度裡長大的瑞典年輕人,竟然有這麼多人親手擦過老人的屁股,這是一種多麼謙卑的經驗。

後來奶奶的意識越來越模糊,從公寓搬進了養老院。奶奶的三個子女也都各有三個子女,一到會客時間,總有家屬來探病陪伴,有時甚至把她小小的客廳擠得水洩不通。每次去探望奶奶,就看到護理人員忙進忙出為奶奶打理生活,家人們主要是坐在一旁陪她聊天。奶奶的房間裡有一本冊子,每一個去看奶奶的家人都會在冊子上寫下他們去看奶奶的情景。奶奶說了什麼、心情如何等等,都翔實記錄,這樣下一個來看奶奶的人,就可以掌握她的情況,以及合適的話題和她互動。

有一次我坐在奶奶房裡看著大家有說有笑,突然體會到不同領域的社會福利,是如何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因為育兒福利,所以每個家庭多生幾個也不擔心;因為勞工權益受到保障,所以大家有充分的休閒時間分配給奶奶和其他家人。儘管會客時間有限,但每分每秒都是扎扎實實的Mysig時光。而在臺灣,有多少同住的親人,因為生活壓力早出晚歸,彼此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或在難分難解的經濟鏈中,讓本應單純的感情染上了銅臭味?

西方國家對社會福利的重視程度高低不一,卻普遍能看到相對自由開放的家庭秩序,如前文所述,我認為這和民主價值的滲透有很大的關係。在這個大前提下,高度的福利制度又更進一步的重新定位了每個家庭和個人:以社會資源制衡家庭差異、緩和階級複製,並結構性的解放了傳統的性別角色。

再回到奶奶。奶奶一直都獨立開朗,然而到了最後幾次探訪,看得出她的身心越來越脆弱。每當會客時間差不多要結束時,奶奶那雙已經幾乎看不見的雙眼中會閃過一絲寂寞。雖然她嘴裡會不斷重複:「你們下次什麼時候來?」但是到了說再見的時刻,毅然揮手道別的奶奶,總是讓我刮目相看。最後一次去看奶奶的時候,我把那本冊子翻開來,看著一頁頁密密麻麻的紀錄,以及字裡行間透出的關懷和深情,不禁紅了眼眶。我開始想,等自己老了之後,能不能像奶奶一樣壓抑自己對家人的擔心以及對陪伴的渴望,以求給彼此更多的空間?在臺灣,照顧老人是另一半、媳婦,甚至是印傭的責任嗎?而當老人的「家人」又是誰的責任?臺灣人真的比瑞典人更重視家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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