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過久居瑞典的吳媛媛,分享瑞典人的日常思考之後,對於無論政府或自己工作上的邏輯或決策方式,是來自於「印象」還是來自於「數據」,有很多機會來練習觀察。



我們舉兩個例子:

一,行為經濟學之父理察.塞勒,曾經請班上同學匿名回答:你本人有沒有iphone?你認為班上同學有多少比例擁有iphone?結果擁有蘋果的人認為絕大多數同學都有,沒有的人則以為擁有蘋果的人只是少數。

塞勒博士說明這種「錯誤共識效應」,一般人傾向其他人與自己的偏好相同。

二,在瑞典教育,老師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請學生粗略估計每年全世界因鯊魚和空難的死亡人數,以及因交通事故或某種疾病的死亡人數。很普遍的現象是,學生總是高估了前者,而低估了因交通事故和疾病的死亡人數。這樣的地位,通常是來自於我們的恐懼和媒體的渲染。


正因為我們用直覺看待事物時產生的直觀印象,很容易受感性或外力因素而扭曲。吳媛媛是從台灣教育長大,結果到了瑞典生活,天天都有如當頭棒喝,她解析瑞典人的「數據思考」,並與台灣讀者互勉生活各層面,不是只繼續追求小確幸,卻與真正屬於自己的權益失之交臂。

瑞典人對數據的熱情,可以從瑞典公共衛生部最近宣布,將展開「為期三年的瑞典性生活調查」一窺。上一次做調查,可是20年前了。瑞典人為什麼要調查家務事?導致性生活下降的原因,會跟生育政策(人口數)、健康政策(壓力問題)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瑞典人真的會照實回答這個隱私性很高的問題嗎?

吳媛媛發現,瑞典人其實很害羞,但是對於「性」的想法很認真,就跟吃飯和健康一樣重要。比方說在瑞典可以免費申請威而鋼,因為他們覺得那是基本人權。

習慣仔細思考並幫助政府民調,也跟他們從小在教育中就被訓練的「數據思考」習慣有關。吳媛媛直指:

第一, 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象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

第二, 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




◆瑞典人的助選法:這是我們的數據與政策,請您再比較一次。

有一天我在家裡工作,突然有人來按門鈴,打開門,是兩個瑞典左派黨的助選員。

他們劈頭就問我:「地方政府選舉,妳打算投左派黨嗎?」我說:「不,我打算投社民黨。」

他們進一步問:「左派黨的預算案要怎麼提,才會讓妳改變主意投左派黨?」

我回答:「如果能減少中等學校的私有化,我就會考慮。」

其中一位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另一位遞給我一張傳單,指著上面的網址說,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目前不同政黨針對我的城市提出的預算案,也強調左派黨在教育上的預算是最高的,請我再仔細比較一次後再做決定。這時我的貓走出來,他們和我的貓玩了一下,就去按下一戶的門鈴了。

我在瑞典經歷過兩次大選,在激烈的選舉期間,時常遇到助選員的訪問,也常聽他們和民眾談話,談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如此。從來不曾在瑞典聽到有人喊誰誰誰凍蒜,或是試著說服民眾哪個候選人誠實有熱忱。

他們嘴裡說的,總是由數據資料交織而成的具體方針。

◆瑞典人的大數據:對蒐集和整理數據的熱情執著超乎尋常

剛到瑞典,搭公車時偶爾會看見穿著背心的人拿紙筆在公車上做記錄,他們記錄上下車的人數,有時候也拿問卷給乘客回答。他們的背心上寫著SCB,瑞典數據局。瑞典數據局總共有1,000多名職員,在22個部門下工作。從數據局的規模和工作內容,都可以看出瑞典人對蒐集和整理數據的熱情執著超乎尋常。包括使用公車的人潮、時間帶,以至國內初生嬰兒父母的飲酒習慣等等,各種數據都翔實紀錄,並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呈現在線上資料庫,以及自1914年開始每年出版的瑞典年度統計書中。

我可以直接使用大學職員帳號登入高等教育數據庫,查到每學期每個大學課程的申請紀錄,同時清楚看到申請人數的消長和申請學生組成等等。藉由這些數據,學校和老師可以更有效的預估隔年的申請情況,進而調整預算和分配資源。

那些看似零碎的公車搭乘人數和父母飲酒習慣的統計,對公共交通的規畫和酒精販賣及勸導政策有著直接的影響。

瑞典人用數據思考、分析的習慣從政治、工作到生活,處處可見。在這個現象的背後,教育也是很大的推手。

◆中學生的數學科要口試?解釋圖形的涵義和應用生活

幾年前我為了修稅法課,在瑞典的高中補修社會科和商科需要的數學學分。記得那時翻開課本,我大大鬆了一口氣,這門數學課比我在臺灣學的文組數學內容要簡單太多了。

學期末,我拿到了全國統一期末考試的時間表:四小時的筆試,以及筆試後的三十分鐘口試。

數學期末考要考四個半小時?而且還要考口試?

原來筆試中除了演算題以外,還包含了許多敘述式的簡答題,必須花時間回答。口試是三到四個學生一組,我們拿到幾個二次方程式的曲線圖,題目本身不難,但我們必須輪流用自己的話解釋不同圖形的涵義,並討論如何將此概念應用於生活中。

我自認解題速度絕不輸瑞典學生,然而坐在口試現場,我這顆在臺灣訓練有素的頭腦卻失靈了。將書本上的數學知識透過語言使其產生意義的過程,我從其他學生回答的神情中,看得出來他們已習以為常,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


◆用數據思考的選民

為什麼瑞典這麼重視數據的彙整和教育?我想有兩個理由:

第一,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象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

第二,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我們用直覺看待事物時產生的直觀印象,很容易受感性或外力因素而扭曲。在瑞典的課堂上,老師最喜歡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

老師會請學生粗略估計每年全世界因鯊魚和空難的死亡人數,以及因交通事故或某種疾病的死亡人數。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學生總是高估因鯊魚和空難而死去的人數,而低估了因交通事故和疾病的死亡人數。

(注:這個討論的用意不在比較意外死亡人數的多寡,而是比較人們心中對不同意外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印象。儘管死於鯊魚和空難的人數比交通事故少很多,若請人們粗估前者人數,得到的答案通常比實際數值高很多;相對的,人們粗估的普遍意外或疾病致死人數,通常比實際數值低很多)

鯊魚和空難的危險形象之所以在人們心中占有如此的地位,就是來自我們本身的恐懼,以及新聞媒體渲染釀造出的結果。

記得以前曾經看過一張照片,一個菲律賓孩子在街上利用麥當勞的燈光勤奮寫作業,畫面十分感人。在各國社群網站上,這張照片被冠上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或是「看看他,你還要繼續怨天尤人嗎?」等勵志小語,被瘋狂轉貼與按讚。

不過,我發現這張照片卻沒有在瑞典造成同樣的迴響。


(情境圖片)

我想當瑞典人看到這張照片時,他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有多少孩子家裡沒有電燈?這個用功的孩子,和其他千千萬萬我們看不到的底層孩子,在現實中能脫離底層的機率又有多大呢?

討論這些政策的現實面和社會成本,靠的不是在造勢晚會高聲齊呼,而是沉著冷靜的盤算。


瑞典政治的廉潔和透明度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要歸功於立法、執法機關的素質。而公家機關的素質,仰賴的更是整體選民的判斷和檢視,而今天瑞典選民能擁有某種程度的判斷力,教育的力量功不可沒。

瑞典的學校教出了一批習慣用數據思考的選民,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因為他們沒那麼容易被感動。

候選人個人的誠意和政治魅力對他們來說都只是表象,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政治人物在審議和表決時會站在哪一邊?會提出什麼樣的具體方針?


(全文未完。摘自《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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