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遺骨記

引言：青山何處埋忠骨

最近幾年，我們一直在做著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雖然艱苦，卻也苦中有樂。只是沒有想到，卻惹上了這樣一場官司，這官司，打得我們身心疲憊，十分的無奈。本來，我們是想把調查和思考好了的有關「三農」的另一本書，一鼓作氣地完成，但是，力不從心，我們感到難度太大，也有諸多的不便，不得不先把它放一放。
可我們畢竟是作家，作家就不能停下手中的筆，何況許多讀者也希望我們拿出新的作品，於是便決定寫一點閒筆，這就想起了過去的一段經歷。
世紀之交的一九九九年，正是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在那個即將跨進新千年的熱鬧非凡的歲月裡，我們曾經沉下心來，以一種十分平靜的心情，翻閱過一個人的命運。這人，便是家喻戶曉的「包青天」，包拯。
其實，對包拯，大家更習慣稱他為「包公」。他生於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即西元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正是他的千年誕辰。一千年過去了，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出現過多少指點江山的風雲人物，如今都消失在了歷史的深處，很少再被人們提起。但是，包公卻是個例外。他雖為官只是二品，卻逾千年而享有盛名。每當世風日下，腐敗彌漫，忠貞之士遭受壓抑，勞苦大眾溺於水火，正氣不得伸、有冤無處訴的時候，人民便會想到這位敢說真話、敢鬥邪惡、為民請命的著名清官。他好像承載著一個民族的夙願與希冀，抑或成為華夏兒女的精神支柱，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人走過那漫長而苦難的歷史征程。
人是不能沒有夢想的。包公實際上已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正直之神」。
老百姓喜歡「清官」。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有的專家則說，國人的這個傳統實在不可誇耀，因為把希望寄託在「人」（官）的自律上，而不是法律的他律上，終歸還是一種「人治」的陋習。但是，老百姓的觀念總是來自直覺，而直覺往往又是合情合理的。朱鎔基顯然深諳其道，他在當國務院總理後的第一次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就說，他的目標是「做一個清官」。不少人都有過不解：堂堂一個大國的總理，怎麼可以把「做一個清官」確定為目標呢？現在看來，要真的做好一個「清官」，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國人的這種「清官」情結，是否有悖以法治國，其實，這種爭議沒有多大意義。說到底，就是在法治的社會裡，說法律是最高權威，實際上就是在說法官具有最高權威。特別當法律被違反或對法律有爭議時，尤其如此。再說，法律是靠「人」來制定的，又是靠「人」來執行的，法官的自律問題同樣不能迴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人治還是法治社會，對「清官」的企盼應該都是永恆的主題。
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就是包公的家鄉。身為包公故里的作家，在迎來包公千年誕辰的日子裡，不可能不對包公其人其事無動於衷。當然，包公雖出生在合肥，但他的許許多多廣為流傳的故事，卻大多是與合肥無關的；更不用說，傳來傳去，傳到今天的那麼多故事，早就把他傳成了無所不能的神，他白天能判人間是非，晚上還可以去斷陰間曲直，那些原本別人幹過的事，甚至壓根就不曾發生過的事，都編排到了他的頭上，因此，我們最初做這項調查時，最想知道的是，真實的包公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當我們走近本書的主人公——合肥市一位文物工作者——去聽他講述有關清理發掘包公墓的那許多陳年往事，我們並沒有想到要寫一本書。因為，我們認為，沒誰會對挖墓的事感興趣，想想那個場面，就會使不少人敗了胃口。可是，不得不承認，聽著聽著，我們竟被發掘包公墓的故事吸引了，以致被打動。在這之前，只知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可沒想到竟會有人在專門研究「墳墓」，並成為知名專家；更想不到在清理包公墓的過程中，會出現那麼多的坎坎坷坷、曲曲直直，冒出了那麼多奇怪之事、意外之事、令人髮指之事、不可思議之事、讓人淒然淚下之事、使人拍案而起之事、感人至深之事、發人深思之事。
合肥一家鋼鐵廠只是要建一座石灰窯，舉世聞名的包公墓就得搬走，可以說，這算得上中國的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件事了。當然，這事只能發生在以批清官海瑞揭開序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掘中，一批可敬可愛的文物工作者，冒著那年頭特有的風險，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敬業精神，不僅清理出包公的遷葬墓和原葬墓，還發現了包公的「疑塚」、「衣冠塚」甚或「張冠李戴塚」，最後把包公一家老小三代人的墓群一個不剩地全都給發掘出來，這在世界的考古史上也屬罕見。

發掘中非但出土了包公墓誌，還出土了包夫人董氏、長媳崔氏、次子包綬、次媳文氏、長孫包永年六方墓誌，計八千餘字。這些長年被深埋在地下的珍貴的文字，記載了包公前後七代人的婚嫁喪葬、任職政績；特別是包公墓誌那洋洋灑灑三千多字，幾乎是《宋史》中〈包拯傳〉文字的三倍，這是包公辭世九百多年以來，唯一被發現，最全面、最豐富也是最真實的文獻資料，它不僅讓我們了解到一個真實的包公，還對《宋史》以及包氏家譜記載中的謬誤，作了權威性的校正，從而開創了包公文化研究的新紀元！
發掘中人們發現：地下的世界原來是那般的撲朔迷離，埋藏的簡直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秘史！當後來我們調查的範圍不斷擴大，調查工作進一步深入時，便越覺得怪事迭出，謎團叢生，甚至不能不發出人生的感歎：這個世界也真的太複雜，複雜得讓人永遠琢磨不透！
包公在西元一○六二年病歿開封，第二年歸葬合肥，直到一九七三年被強行「遷墳」，這中間，歷經了多少回社會動盪，多少個王朝的更迭，多少場兵燹的侵擾，但他的遺骨尚能完好地留存下來。然而，誰也想不到，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裡，在冠以「建設」的名義下，包青天的遺骨卻會橫遭厄運。我們早在兒時就曾拜讀過陸游「青山是處可埋骨」的詩句，知道蘇軾在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也有「是處青山可埋骨」的句子；後來，在杭州，在岳飛廟，還看到過「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的著名楹聯；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引用過「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這同一詩句，這些詩，說的其實是同一個意思，這就是：國家之大，疆土萬里，青山處處，「是處」都是能夠「埋忠骨」的。即便在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成了「地富反壞」的「四類分子」，就是被押回原籍，總還是允許葉落歸根的。
但是，被挖出的包公遺骨，已經被送回了他的故里大包村，當地政府卻不准入土，成了「死無葬身之地」。這位曾經使得那些為非作歹的皇親國戚都感到聞風喪膽的一世名臣、千古忠魂，竟只能在合肥一處民房的山牆邊上，在臨時搭起的一間漏雨透風的「披廈」中，度過了一段屈辱與辛酸的日子。後來，在一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寒冷的冬夜，包氏的後裔才將包公的遺骨秘密運回家鄉的龍山，偷偷埋葬了。「文革」結束之後，當合肥市政府決定重建包公墓，並設法將包公的遺骨「遷安」時，卻終因歷史造成的遺憾已無法彌補，包公最後落了個「身首異處」。
這一個個可歌可泣又讓人一嗟三歎的故事，因為大家都能想到的原因，就這樣遭到長期的封殺，至今鮮為人知。雖然這以後，我們改做了中國農民的調查與寫作，但有關包公墓的這段往事，卻一直凝滯在心，以致耿耿於懷。現在，因為我們別的東西不便去寫，於是就萌生出了將這段往事記錄下來，並寫成一本書的念頭。
我們相信，我們在這裡講述的，或許是你從未接觸過的一個生活領域。這些故事，看上去充滿了傳奇，甚至還有一些宿命的成分，但我們要告訴你的卻是一個真實的包公，以及包公一家幾代命運多舛的真實的故事。自古道，蓋棺定論，我們在這裡要告訴你的是，即便「蓋棺」，到頭來也未必就能「定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