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過？：挪威的生命之書，人生7個終極領悟

▍探求生命的意義，讓人之所以為人

在上個世紀末的某個星期五晚上，我和一位年長的同事喝了幾杯啤酒。社會人類學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時，話題往往會東拉西扯，這一晚也不例外。人類學這門學問有時會讓討論瘋狂離題，只是把困惑推到更高的層次。但另一方面，它也讓思緒翻騰、靈感湧現，激發想像力。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有時並不容易分辨。

我們從中非的祭祀儀式聊到亞馬遜流域原住民族的宇宙觀，再跳到日本的離婚率和曼哈頓的生活滿意度，話題雖然龐雜卻饒富趣味。這時，我的同事似乎頓悟了什麼，盯著手中半滿的啤酒喃喃說道：「湯瑪斯，你知道生命的意義由三件事組成：信主、生兒育女，還有……我好像忘了第三件事是什麼。」

這番言論出自一個沒孩子的不可知論者，原本不該當真，但他顯然觸碰到某個重要問題。這第三件事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話題並不新鮮。至少從語言誕生以來，人類就一直在宇宙中尋找完整性和自己存在的方向。事實上，探求生命的意義，正是讓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先進的人工智慧機器人和演算法能在西洋棋對奕中輕易擊敗你、向你說明不丹的經濟體制或里斯本的旅遊景點。它們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法律系和醫學系的大學畢業考。然而，它們無法思考生命的意義，因為它們沒有生命、沒有軀體、沒有童年回憶、沒有情感、對鄰居沒有道德責任，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終將死亡。

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也有一道類似的界線。就算是最聰明的黑猩猩、狗或豬也不會和同伴坐下來，在無垠蒼穹下感受到自己的渺小，還做夢似的低聲對朋友說：「我爸窮歸窮，但起碼很誠實。」可是人類經常說出這樣的話，而且這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

我對這個主題特別感興趣，是有私人理由的。我在四十多年前愛上社會人類學，至今仍舊熱愛它。也因此，我成年後一直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長時間的交流。只要有機會思考，無論哪個地方的人都會熱中於思索生命的意義，但給出的答案就大不相同。對有些人來說，生命的意義在於行虔誠或慈善之舉，好讓自己在生命結束後能前往更美好的地方。對另外一些人而言，最高目標是做個好孩子或好父母。還有些人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享受並感謝自己擁有的事物，無論那是電動車、摯愛的伴侶，或是雨林散發的勃勃生氣和撩人氣味。我從不覺得這些答案有哪個是錯的，甚至不認為它們彼此牴觸，因為意義是由語境決定的。

然而，生命的意義這個問題對我格外沉重，因為我從二○一六年起就一直努力與癌症搏鬥，被迫以嶄新、有時甚至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認識自己的軟弱和生命有限性。一次又一次的病重時期，給了我大量的慢時間任我隨意消磨，而慢下來正是認識自己、進而理解自己和周遭萬物之間連結的必要條件。

 

▍匱乏帶來動力，也激發欲望

匱乏帶來動力，也激發欲望。我在模里西斯漁村做田野調查時，只要給村裡那些小蘿蔔頭一點零錢去買糖果，他們就樂不可支，他們的哥哥姊姊則是一直期盼週六派對的到來。他們幾乎一無所有，但十九歲、身高一八○的法蘭斯瓦──比我小五歲，個子比我矮七、八公分──會穿上白T恤、白色愛迪達運動鞋出席派對，這身行頭是他保留給特別場合的。他長相俊俏，笑容帶點調皮，眼神閃閃發亮。他生活拮据，心靈卻很富有，無論走到哪裡，都帶來夢想與希望。勇於做夢和懷抱希望的能力，在當今富裕社會已成了一種稀缺資源。一百年前誰會想到竟有這樣的情況呢？世上最珍貴的，莫過於長時間期待某個可能永遠得不到的東西。少了希望，也就沒有盼望，這會讓人絕望。絕望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窮到什麼都沒有，另一種是富到什麼都有。兩者都失去了希望，但理由正好相反。

涂爾幹在二十世紀初提出一個看似普通，卻能引發廣泛思考的觀察。他指出，給某一群人權利與福利很容易，但之後想收回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要求富人減少消費為何如此困難的原因。我們歷經數千年的奮鬥，好不容易才擺脫物質匱乏的狀態，現在又何必重新引入減少消費的觀念呢？雖然我們可能得像想聽海妖歌聲但意志薄弱的尤利西斯那樣，把自己綁在船桅上，才能強迫自己戒除消費，不過，或許我們不必這樣做。當代有數億人經歷了史無前例的豐衣足食，這卻帶來了另一種匱乏──我們缺乏對「未來」這種特定時間的感受。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讓我們看得見自己與後代的連結。

要說服全球中產與上層階級放棄那些他們認為是靠自己汗水換來的物質，並不可行。問題不在於可能失去什麼，而是潛在的收穫會是什麼。與能得到什麼相比，失去什麼根本不重要。我們在這方面或許能向「尚未被工業社會訓練成聽話的消費者」的民族學習。沒有國家的民族時常被描述為守舊、原始、迷信、落後，現代國家的公民常認為，這些人唯有靠北大西洋世界的幫忙，教他們使用開罐器、通過考試、為別人工作，才能過得好。這種狹隘的看法一直沒能說服我。當然，我們也不該美化貧窮，或是責備那些夢想擁有一條牛仔褲或一支iPhone的人。很多批評高度資本主義的人對社會的不滿，最後常落入一個陷阱：把原住民族變成他們鄙視自身處境的犧牲品。

現在該是分清楚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的時刻了。原住民族和其他「非主導族群」確實代表有別於消費主義社會的其他可行選擇，但是他們的生活正被種植園、購物中心、礦場和高速公路侵蝕──這些開發剝奪他們選擇自己命運的權利，卻聲稱要解決一些被假定的「匱乏」，例如：缺少衛生紙。這些小型、沒有國家的民族之所以常生活在邊緣地帶，比如北極半荒漠、雨林深處，是因為他們被一步步趕到這些地方。最初是被擴張農地的農民排擠，後來是被一味追求成長、著迷於用水泥建設一切的國家政府驅趕。鋪天蓋地的宣傳，為國家和大財團的計畫說話，抹除了其他替代的選項，假裝唯一存在的匱乏就是眼睛看得到的那些。這完全是誤導，而且明顯是錯誤的答案。

在富裕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是：他人的關注和時間、跟外界的可靠連結、認識自我的慢時間，以及用心維護、珍惜這些連結。

 

▍好祖先的責任

從古希臘到當代的新幾內亞，眾人傳頌著偉大的英雄傳說──他們在遙遠昏暗的神話時代擊敗敵人、建立秩序。他們是那個世代，甚至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運動員和最英勇的戰士。有一天，這個身材魁梧的年輕小伙子面臨抉擇。一位天神或祖靈來訪，警告他浩劫將至。如同故事常見的開頭，這名英雄搖搖頭，說他現在有家庭要照顧，渴望過平靜的生活。天神說：「好吧，你有兩個選擇。你可以讓妻兒愛你，孫輩談論你，但你終將被遺忘。你也可以上戰場拯救蒼生。你也許會戰死沙場，但五百年後仍會有人頌揚你。你選哪一個？」

換成是你，你會如何抉擇呢？在尋找生命意義的當下，兩百年、三百年，甚至五百年後的後人是否還記得我們，真的重要嗎？在這類討論當中，時常有人提起莫札特。他愛發牢騷，貪戀享樂，與康絲坦茲的婚姻一團糟，疏於照顧倖存的兩個孩子，又債台高築，即便如此，他仍是那個時代最有才華、也備受崇敬的作曲家。三十六歲那年，他在完成最有力量也最感動人心的作品《安魂曲》後，因肺炎而撒手人寰。我們不禁思考，他會不會寧願自己是個略遜一籌的作曲家，脾氣不那麼暴躁易怒，只在薩爾斯堡出名、卻在莫斯科沒沒無聞，換得活到八十歲，一生行善積德，忠於妻子，疼愛孩子與孫子，過著和樂融融的生活？如果莫札特並沒有在天上俯瞰人間，而是得知他死後九個世代，冠上他名字的巧克力球在世界各地的機場販售，這能帶給他什麼意義？

莫札特的創作動力來自他對音樂之美的熱愛，他短暫的一生始終追求完美。他絕不會僅為了多享受四十年的美酒與詩歌，就放棄自己的使命。我們無從確定他是否曾想要成為好祖先，但他會這麼想的可能性並不高。莫札特的生命被無數場首演、宴會和截稿期限切分成許多短暫片刻。

也許那些不覺得自己很特別的人，反而更容易融入地球與人類累積的漫長歷史當中吧？我相信是如此。他們認為自己是普通人，盡力呵護並珍惜彼此相連的脆弱細絲。有些人夢想成為不朽的模範，但成功者寥寥可數。成名的夢想可以是一股動力，但它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重要。對大多數人來說，成為一個平凡的祖靈，讓好幾個世代的子孫懷念、讚揚與敬重，就已足夠。他們滿足於留下雪泥鴻爪，讓後人能接續前行。每個人都需要成為比自身更宏大事物的一部分，對多數人而言，能成為生命長河的一個小齒輪或一粒塵埃，足矣。既然知道這個時代的人類已走到破壞多過創造的地步，我們的目標應當是戰勝自己的即時衝動、驕傲自大，以及扭曲又矛盾的成功，這樣的成功曾是如此耀眼，如今幾乎就要反噬自身了。

我說過，我們必須訓練自己思考長遠的未來和反思過往。緩慢就像肌肉，不常使用就會萎縮。意義不是零和遊戲。生命的豐富與厚度取決於你能建立起的連結數量與品質，視野提升得更高也不代表會失去眼前的親密和細膩。不過，這一切都得慢慢來。

長遠當下基金會是一個聚集深思熟慮者的菁英社團，成員多是與加州有淵源的白人男性，包括環保運動家史都華．布蘭德和音樂人布萊恩．伊諾。他們一致認為應在全球普遍使用的西元紀年前多加一個「○」。意思是，我在○二○二三年寫下這些文字，莫札特死於○一七九一年。這麼做的用意，在於讓眾人習慣以萬年、而非千年的尺度思考時間。該基金會正在美國德州山上建造一座萬年鐘。巧合的是，全世界最長壽的生物大盆地刺果松就生長在這一帶。這座鐘會定時報時，持續運作一萬年，偶爾還會演奏由伊諾編寫的獨特旋律，而且同一首曲子不會演奏兩次。

為什麼要建造這樣的時鐘呢？董事會成員凱文．凱利說，正因為有這項計畫，人們才有機會思考這個問題。這個構想最初誕生於○一九九五年，當時的計畫是蓋一座咕咕鐘，讓布穀鳥在每個千禧年的轉換之際現身報時。俗話說，只要略施耐心就夠了，彷彿耐心是一種能塗抹的面霜似的。除了其他指針，這座萬年鐘還有一根「世紀針」，每過一百年才移動一格。

如果萬年鐘可以成為世界各地的常態設施—這正是該基金會的長遠目標—也許人們終將習慣以更長遠的時間視野看待事物。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具體想像某個未來，比如○二二○○年或○三○○○年，至少有這樣的可能性。這樣的思考轉換並非不可能，現代歷史早已證明，人確實可能為了素未謀面的人而上戰場、奮戰，甚至犧牲生命—而這往往是打著愛國或宗教的名義。

比這更實際、但同樣前瞻的行動，是設立種子銀行。其中最知名的，當屬坐落在挪威斯匹茲卑爾根島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為了在自然的生態韌性被種植園開發、汙染、基礎建設和戰爭破壞殆盡後仍保有一線希望，人們在那裡為遙遠的未來保存生態多樣性。庫中的種子彷彿冷凍的恐龍蛋，但目前面臨的嚴峻問題是，氣候變遷可能威脅種子銀行的保存溫度。或許這樣的長遠願景也會在未來的幾十年間走向崩解。

另一個規模雖小、卻秉持相同理念的計畫，是由藝術家凱蒂．帕特森發起的「未來圖書館」。帕特森的藝術創作圍繞在時間的流逝，以及擺脫「現在論」的必要性。二○一四年，她在挪威奧斯陸北郊的諾德馬卡森林種下一千株雲杉樹苗。從那裡步行到地鐵弗隆納塞特倫站約需三十分鐘，該站是這條蜿蜒上行的奧斯陸地鐵線的終點站，列車能在不到一小時內，載著旅客從海平面來到海拔四○○公尺的高度。我年輕時，這條地鐵線的車廂設有固定滑雪板的皮帶，直到如今，每逢二月的晴朗星期天，哪怕是不滑雪的人也會對狹小車廂竟能塞進這麼多滑雪板和狗兒大感驚訝。

「未來圖書館」計畫自二○一四年起的一百年間，每年邀請一位作家提供手稿，這些作品會被密封保存，直到二一一四年才公開。屆時那些在二○一四年種下的雲杉樹苗將長成二十公尺高、富含纖維素的大樹，而所有手稿都會印刷在用這些樹製成的紙張上。首批響應的兩位作家是瑪格麗特．愛特伍和大衛．米契爾，隨後陸續加入的有艾莉芙．夏法克（二○一七年）、韓江（二○一八年）、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二○一九年）、王鷗行（二○二○年）、齊西．丹加倫芭（二○二一年），以及茱迪思．夏朗斯基（二○二二年）。

這些手稿被收藏在奧斯陸公立圖書館—戴希曼圖書館頂樓「默室」的一排排狹長保管抽屜中。這間全木造書室使用的木材，來自為了騰出空間給二○一四年新種幼苗而被伐除的林木。

對這個計畫，有人可能會質疑，到了○二一一四年，紙本書可能已不復存在。我們無法得知這項預測是否準確，但是到目前為止，紙本書仍然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倘若那時數位媒介已完全取代紙本，古老的紙本形式或許更能凸顯「聆聽來自過去的聲音」這種體驗。這些聲音具體呈現在舊書中，由○二○○○年代的人書寫，而這些作家永遠不會與他們的任何一位讀者相遇。

像長遠當下基金會和未來圖書館這樣的計畫可能會被視為無關緊要、沒有實際效用的噱頭，但我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儘管這些計畫規模不大，但它們讓原本花俏空泛的「未來」概念變得具體可感，也讓延伸至遙遠未來的連結變得清楚可見，提醒那些願意關心的人：未來的生命跟過去的生命同樣真實；人人皆有責任確保在西元三○二三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動物、植物和真菌的權利都能獲得尊重。

這並非人類想像力無法企及的壯舉。過去幾千年來，數百萬人甘願成為各種抽象共同體的成員。這讓他們與永遠不會相見、甚至說著陌生語言的其他人建立起意義的連結。在傳教型宗教盛行許久之後，民族主義也以類似方式促成另一種抽象共同體—康乃爾大學名譽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在其同名著作中，稱為「想像的共同體」，鼓勵人民為國家而生、而死，鮮活地想像國家輝煌的過去，也彷彿感受到自己和同胞隸屬於同一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