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 1/2

世界太精采,請你趕快站出來:30世代的勇氣與挑戰

台北 Part 1 

我們在這裡努力著,希望被全世界看見  

台灣,30 世代,美麗不少,哀愁更多

比起上個世代,我們能動力強,
不斷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
卻越找越茫然,卻步地望著台灣以外的世界,
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寫這篇文章時,台北氣溫低而濕氣重,我剛播完新聞下來,一邊整理稿子,一邊從臉書訊息上,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有人從蒙古做完固沙志工正準備回到台灣、有人在北京,幫時尚雜誌封面修李冰冰的第 218 張照片、還有人為了圓導演夢,泡下今天的第二碗泡麵,好節省一些開銷來拍電影:那是一碗統一肉燥麵,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還有我們習慣的廚房的味道……

這些,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坐在教室的那幾年,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還分不出來誰是誰,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

生活際遇不同,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生長在台灣、永遠把台灣當成家的 30 世代年輕人。我們是那種在張懸拿起巨幅國旗時,內心砰砰跳地震耳欲聾;而在被甘比亞斷交時,會再默默把台灣邦交國複習一遍的年輕人。

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我們足跡走得更遠:19 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22 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email 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 YouTube 連結;在《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中文版尚未問市之前,我們便迫不及待用 Kindle 電子閱讀器看英文版的《Eat, Pray, Love》;在風行網上搜尋《The Voice》《紙牌屋》和《中國好聲音》;如果有幾分閒錢,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從峇厘島按摩、韓國東大門血拚到紐西蘭高空彈跳……等,都在願望清單。

我們說台語、英語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我們瘋的周杰倫在 R&B 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第一次聽演唱會的主角五月天,在英國BBC 作了專訪,被譽為「華人披頭四」—快要 30 歲,我們的世代,靈活而不斷游移,快速多變,追求自我的自由。

***  20 幾歲的十年,我們能動力強,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轉換生活的城市,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改變專業跑道,改變情人……在還是 20 幾歲的時候,這些變動發生得都很自然,因為成本不高,報酬卻很豐厚。只是,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盤據心思的念頭,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野心、熱望,轉變成一個又一個,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

「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很灰心。」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三至五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產業衰退狀況嚴重,職位上做著做著很無力。」 「煩惱事業和感情,這個世代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 「頭上是一群和時代脫鉤的政客,輪到我們當家還要幫他們接爛攤子。」 「財務狀況穩定不下來,無法結婚。」 「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的朋友,繞了一圈,說來說去,在快要逼近 30 歲的此時此刻,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

我又想到了,剛剛播到的新聞,2015 的 6 月台灣的失業率為 3.71%,15 年來同月最高,而薪資水準,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回到了民國 87 年的水準:剛好,那一年,我們國小快畢業,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得一模一樣。當時的我們,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會這麼嚴峻嗎?

這跟在新加坡、在北京、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在北京,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那個北大學生,百分百相信自己會開出一間中國的阿里巴巴來影響全世界。這個夢想,他會直接霸氣地說出來,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每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 700 萬名畢業生,這當中,還能再產出多少個騰訊、百度、Amazon 或是 Google?

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最新「保障房」的規畫,讓家庭月入在1000 新元(約 24,000 新台幣)左右的上班族,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我們聽不太到「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所以乾脆留在家」的案例。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把西裝熨得筆直的上班去,認真工作,也認真玩樂。

台灣呢?

而的確,台灣 30 世代,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所以我們留學、交換、外派,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殊不知,生活在台灣時,目光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但好不容易到了異地,又會難為情地頻頻想起家鄉。這一瞬間,我們記得了外面的好,另一瞬間,我們又記起了外面的不好:生活永遠在他方。台灣轉變成一座圍城:裡頭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兩邊的人,都不快樂。矛盾互相傾軋,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感覺」、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30 歲的我們,太多問號,變得敏感纖細而不敢言說。於是在迷惑和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下,轉而追求小確幸。常常忘我地討論一集《康熙來了》,或是咖啡的溫度,或是檸檬與糖的比例,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小確幸容易掌握多了。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不敢言說,這個代價是:30 歲的我們,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沒有前後文,也沒有對照組;代價是,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力,逐漸顯得輕薄、散漫而失重。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心理焦躁感越大,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惡性循環,雪球越滾越髒。當想及,現在 30 世代的年輕人,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那接下來台灣的面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如果再去比較,在新加坡、曼谷、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跟我們一樣年紀,卻帶著他們的篤定、樂觀、和信心繼續成長,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我們心慌著面對向前來的劇烈挑戰,我們憂心哀愁。

但同一時間,問題其實是一個立體的球面,不是「台灣vs.世界」的兩極,而是「把世界帶來台灣,並從台灣看到世界」。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都做了許多努力—有 20 歲的年輕男子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音樂大賽中奪牌,得主感謝一直低調贊助他的企業;觀光局邀請男神木村拓哉來台拍攝觀光影片,當世界頂級設計雜誌《Monocle》推出的時候,政府就曾經安排他們和台灣接軌,專文介紹台灣的人文、景色、美食。

說到紊亂的媒體現象,天下雜誌財經記者創辦的《換日線 Crossing》,集結海外有著豐沛故事的才子佳人,聊生活、聊價值、聊國外工作選擇除了 MBA 和外商總經理,還有什麼別的。有人從哲學系畢業一路做到了國際銀行副總、哈佛高材生不當醫生而到了紐約麥肯錫打拚公共政策,只因為他心中想著台灣、想回台灣找防疫和健保補救。我們都是媒體人,我們都在一個被抨擊弱智的生態圈下日復日工作,理當對這個環境更喪志、更悲觀,但悲觀很容易,「做些什麼」是一個更難的選擇。

這樣的例子,我還可以再講出 10 個、20 個……台灣就是這樣,可能所有的藝人都去中國大陸做實境節目了(也把髮妝師帶去了),但空閒的時候,一定還是在聊台灣的好,一定還在想念著台灣。想起台灣的美麗,同時想起台灣的哀愁。大家同時都沒有放棄,都正在找美麗與哀愁的解答。

包括我,我的朋友、同儕,都快要 30 歲了,馬上台灣就是我們要負責的。我看著你、你們、身邊的每一個人:結婚、升遷、照顧家人、發展事業,重心千千百百種,唯一一種不變的,就是我們愛這片讓我們長大的土地,心裡知道她的好沒有人能替代。這片土地把我們養大,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做些比自己還更重要的事。

「你跟你的事業一樣偉大;跟你的夢想一樣年輕」,我們一起做些什麼。  


北京 Part 2 

不自我設限的底氣 

你不知道 Google 培養接班人的秘方

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
Google 給他們最需要的: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
這些人,只要有 20% 還留在 Google 裡面,
就是值得的投資;但就算 80% 的人外流,
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 Google 買走的公司……  

「如果有什麼人可以贏得過我或布林或佩吉,那個人,應該在這一群人當中。」很難相像,這句話竟然是從 Google 的執行董事艾瑞克.史密特嘴中說出。而他口中所說的、可能會贏過他的「這一群人」,指的是 Google 從 2002 年開始執行的 APM 計畫(專案經理助理)所篩選出來的菁英。

這個 APM 的概念,是由現任創新工廠執行長、前Google 亞太區總裁李開復在一次晚餐會告訴我的。他說他還在北京的時候,就幫著當時的 Google 副執行長梅莉莎.梅爾(Marissa Mayer)跟她所帶領的 APM 們交流。我們常常在討論要有更好的年輕人再教育,找出下一世代有為、有想像力的人才,或許 Google 的做法能夠有些啟發。

APM 計畫是什麼呢?它的概念相當簡單,每年 Google 會選出 20 個最有發展潛力、幾乎是才剛畢業的年輕人,立刻安排他們每人負責一條重要的 Google 產品線,從 Gmail、AdWords 到 Maps……等。此外,安排每人和一位有經驗的、資深的經理人配對,這些經理人就成為 APM 們可以請益解惑的導師,而這些導師也監督 APM們的發展。目標是讓他們於兩年時間內,在全球各個城市盡量地實地考察或是職務輪調,從國際市場第一手直接學習。

 這些 APM 有的「血統純正」,加州長大、史丹佛電機系畢業、大學就開始自己創業;也有的沒有科技背景,李開復回憶,一位 26 歲剛從柏克萊政治系畢業的女生,就是他看到的 APM 成員之一。APM 共同有的幾個特色,一是年輕,22 至 27 歲,可塑性極高。二是他們非常、非常的積極、充滿好奇,而且主動學習,根本停不下來。「停不下來」是梅爾最常形容 APM 的字眼,並且還說過,就是因為停不下來,APM 跟布林和佩吉「有著同樣的基因」。

訓練 APM 們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讓他們在兩年內到不同的城市和國家,直接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他們在印度班加羅爾跟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必須長時間照顧作物的農夫聊天,試圖理解在當地文化下,什麼服務是真正被需要的。有一天,這群 APM 被分組,每組人拿到 100 美元,功課是在限時內盡可能買到整座城市最古怪的電子商品,他們還被要求要跟當地的商人殺價,有人竟然買回得用 USB 充電的電子菸灰缸;他們去東京六本木、以色列特拉維夫,當然他們來到了北京,試圖理解中國的互聯網生態。

有一次,李開復和梅爾一起接待 APM,16 天的時間,APM 們已經走訪了4個不同的城市,當中還有一位美國《新聞週刊》的專欄作家史帝芬.李維隨行記錄報導。梅爾親自負責行程規畫,她希望每一次會議、活動、對話都是設計精良、饒富意義,不能浪費,連調時差睡覺的時間都不可以有。有一天晚上,在吃完烤鴨後,梅爾跟APM 說:「現在,你們只有兩個選擇,可以去當地的夜店跳舞,或選擇陪伴我跟開復一起喝茶。就這兩個,回去飯店房間睡覺不是一個選項。」大部分的 APM 後來都跟著一起喝茶,不過其中有幾位,在茶上來之前就先打了瞌睡。還有一年,李開復跟 APM 晚餐的形式是,李開復發表了 10 分鐘的講話之後,就要到每桌回答 APM 的問題,每個 APM 都可以問問題,但每上一道新的菜,李開復就要換到下一桌,回答別人的。那一天晚上李開復回答了快 60 個問題,菜倒是沒吃到一口。

APM 的行程也包含遊戲和親身體驗。李開復曾經被要求過要請每一位 Google 北京的員工,一人帶著一個 APM到一個「特別」的家庭裡用晚餐。這種特別的家庭可能是:全家人都沒有用電腦的習慣,根本不了解什麼是「互聯網」;或是另一種極端,全家都是競爭對手公司產品的死忠擁護者,在這些情境裡頭,要怎麼進行晚餐是很特別的考驗。還有一次,APM 們一人拿到 1000 元人民幣,全部被丟到中關村,看看他們在限時之內能買到什麼「寶物」,誰最會殺價等。有人竟然買到了山寨版的迷你小 iPhone,大小是 iPhone4 的一半;也有人買到了手機投影機,只要帶著手機,影像就可以被投射出來。對 APM 來說,最真實的學習,發生在這些最真實的互動和談話中間。

值得一提的是,讓 APM 親自到不同國家,重點就是要了解不同文化,因此策略上,可以完全不用同意,甚至推翻總部的規定。例如,總公司政策是不允許上電視推銷產品、刺激流量,總公司認為要做,就要在互聯網的渠道做,針對鎖定的目標觀眾傳播。但是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知識分子少,草根群眾多,大眾還是透過看電視來獲得資訊,因此行銷如果從互聯網開始做,效果反而不大。李開復為了證明這件事,還特地組了一隊「Google 精英隊」,上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紅牌節目《天天向上》,這是一個在中國非常受歡迎,討論禮儀和輕鬆話題的綜藝節目,台灣藝人歐弟還是主持人。李開復希望能夠用新的方法拓展品牌印象,後來事實證明刺激出巨大的流量。

即便是李開復離開 Google 之後,梅爾還是常常要他跟APM 說話,李開復發現他們感情也變得非常緊密,這對公司、對他們自己的人生,都是十分有助益的事情。這些年輕 APM,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在計畫結束後五年還待在 Google。但是透過這樣的計畫,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Google 給他們最需要的: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並且透過信任的放權,讓他們一畢業就挑起重擔,擔任重要產品團隊的經理人,這等於又給了他們實戰經驗。各方各面都訓練他們迅速成為領導者。這些人,有人後來帶領發布了 Google Maps,有人後來帶領價值數百萬美金的 AdWords 再創下新高,成績斐然。梅爾當時跟我說過,APM 只要有 20% 還留在Google 裡面,對 Google 來說就是好事,但就算 80% 的人外流,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 Google 買走的公司。

整個計畫的設計,放在今天來看,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我們為什麼要大量的跟國際接軌?為什麼要盡可能走出去?因為這是我們最快貼近市場脈動、同時自我發展的捷徑。最聰明的畢業生在進入 Google 後被這麼訓練,是有它的原因的。整個APM 計畫的負責人傑夫.佛格森說過:「到現在,只要給我五秒鐘,我就知道申請者是不是一塊 APM 的料。」他只要五秒鐘,就能判別一個年輕人有沒有可塑性、積極度,以及適當的心理素質能自我成長,最終才有潛力成為偉大的領導者,進而改變世界。而這種人,就是艾瑞克.史密特說的「可能會贏過他的人」。期待各行業、各國家都能從 APM 的計畫當中學習取經,讓下一世代的明星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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