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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業是父親
我的事業是「父親」
在介紹我自己之前，我要先介紹我的六個子女，因為對於一個未能親自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來說，「父親」就是我的終身事業和人生理想，子女就是我的最大榮耀。
如果有一張名片，我一定會在正面印上：蔡笑晚，頭銜：父親。
背面印上：
長子蔡天文，1967年生，1995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賓州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
次子蔡天武，1970年生，由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公派就讀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李政道主辦的CASPEA博士研究生，獲鐳射物理學博士學位，現在美國高盛公司出任副總裁；
三子蔡天師，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曾被美國聖約翰大學錄取，為家中唯一的創業家；
四子蔡天潤，華西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曾被美國阿肯色州立大學錄取為博士生，現正在上海籌備私立醫院；
五子蔡天君，中國科技大學碩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工作；
小女蔡天西，1977年生，14歲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8歲考入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22歲獲得哈佛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
「父親」，不得不做的事業
有人會奇怪，我的職業分明是醫生，在里安當地也有些名氣，為什麼還強調自己的事業是「父親」？個中緣由，說來話長。
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一九四一年，我出生在一個殷實的知識份子家庭。一九六二年，父親病逝，我從杭大物理系退學回家。那時，家中連一日三餐也成了問題。兄弟姊妹十人，留在家中的屬我年齡最長，不能不分擔家庭的重擔。
那時我二十二歲，正是風華正茂、躊躇滿志的年齡，但現實讓我一次又一次陷入絕境。我一個人跑到父親墳頭，跪在父親墳前暗暗發誓，身上要有一滴血冷下來，我就不是人！我一定要讓自己振作起來，讓整個家振作起來！
一九六七年，妻子小湘懷孕了。這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孩子。從那時起，我決定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讓一個二十六歲的熱血男兒拋棄自己的人生理想，將希望寄託在還未出生的孩子身上，聽上去多麼荒唐可笑，但在當時，這卻是我不得不作的選擇。我深知自己必須韜光養晦，把自己的智慧、知識、追求延續到下一代身上，轉化為下一代的發展優勢。
於是，我改名為「蔡笑晚」，不能在青春年少時開懷暢笑，就要讓自己笑在最晚，笑得最好！
機遇青睞有準備的頭腦
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十年時間裡，我一共生了五兒一女。對我來說，生兒育女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傳宗接代，更不是養兒防老，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對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我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
從杭大退學之後，有人建議我到生產隊做會計，到車木廠當車木工，到二姊夫家裡做篾工，到學校任代課老師，思前想後，我重拾了父親的職業——不為良相則為良醫。
對於從醫我有自己的考慮。作為個體醫生，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可以時時刻刻關注孩子的成長變化，實施早教、早讀、跳級的家庭教育方案。
對於早期教育的理念，不少人持反對態度。但是，我從第一個孩子開始就堅信並奉行這個理念。為了使農作物有好的收成，農民必須要抓住農時，該耕地播種的時候就耕地播種，該施肥除草的時候就施肥除草；教育孩子也是同樣，抓住最佳教育時機至關重要。我早早就為孩子們的成長規畫了一張清晰的藍圖。
剛行醫那幾年，我們一家人住在九里村一間租來的百年老屋裡。十六平方米的兩層樓，坐南朝北，夏熱冬冷，樓下是店堂，樓上是一家八口的臥室兼書房。房間龜裂老化的木板壁上拉開一條兩釐米寬的縫隙，完好的牆壁上貼著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頓等科學家的畫像。我只要有空，就輔導孩子們學習讀書，晚上更是雷打不動的自習時間。我和小湘幾乎犧牲了一切娛樂活動，連親戚朋友的婚宴喜酒也很少參加。一到夜幕降臨，全家人圍坐在燈下，我看我的專業書，他們看他們的課本，有不懂的就向我提問，每天自習到深夜。
孟母三遷為擇鄰，而我們多次舉家搬遷，從莘塍搬到南陳橋頭，又搬到九里村，再搬到里安，為的是讓孩子盡早入學、順利跳級。孩子入學時年齡小，正規小學不讓進，我就找簡陋的農村小學，讓兒女入了學再轉學。
大兒子天文六歲進了里安莘塍當時最簡陋、甚至連圍牆也殘缺不全的九里村小學，隨後轉入莘塍五七小學就讀。天文成績好，我打算不讓他讀「過渡班」就直接跳級上初中，但莘塍中學對年齡有限制，我只好先「曲線」將他轉到另一所中學讀初一，然後再轉回莘塍中學繼續學業。初三分快慢班時，成績優異的天文被分到了慢班，我心生疑惑，分到慢班一定會影響孩子的學習情緒，於是我又一次為天文辦了轉學手續。
在老大的影響下，老二天武只有四歲就吵著要跟哥哥去上學，哥哥在教室裡聽課，他就站在教室窗外旁聽，放學後跟哥哥一起回家。五歲我設法送他正式上學，十歲考入里安中學初中部。
對許多家長來說，讓孩子上中科大少年班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從老大開始就為孩子設計好了這條求學路。老大沒有如願，等到老二唸高一時，我自己就壯著膽子，寫信與中科大少年班連繫。七月七日考試，我們三月五日終於得到參加少年班考試的通知。在四個月零兩天的時間內，我陪天武啃完了一年半的書，天武順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兩個哥哥給弟弟妹妹樹立了榜樣，我的孩子一個比一個入學早，到小女兒天西，十四歲進入中科大少年班，二十二歲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常有家長問我，你的孩子個個成才，有什麼祕訣嗎？我想，我們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的準備更早更長遠，機遇青睞有準備的頭腦，的確如此。
在我的抽屜裡珍藏著小女兒天西的一封家書，信裡抄錄了一句詩詞：「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當時有人問女兒，從小這麼高強度的讀書學習，會不會累，會不會後悔？女兒用這句詩做了回答。女兒的回答令我感動，更令我驕傲。
現在的父母總抱怨孩子的逆反心理太強，不願和父母溝通。在我看來，這是家長的教育方法存在問題。把自己的意志轉化為子女的自覺行為，需要技巧和藝術。
記得上世紀七○、八○年代那會兒，一天之中的清晨是我們家最熱鬧的時候。六點鐘光景，我開始在樓下拉二胡，二胡的聲音悠悠揚揚地飄進孩子們的耳朵裡。不用多久，樓上開始窸窸窣窣，孩子們陸陸續續地起床。那時候清晨廣播裡播放英語、日語節目，我把廣播聲音放大，孩子們每天聽，漸漸對外語產生了興趣。後來我就乾脆每天用外語廣播節目來叫孩子們起床。
我們家還有個傳統，六個孩子每人都有一張我給他們製作的「存摺」。這個「存摺」存的不是錢，而是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和一點一滴的進步。逢年過節，孩子們就把「存摺」上的數位兌換成零花錢，高高興興地挑選自己喜愛的東西。
當然，在與子女的溝通上，我也不是沒有遇到過困難。就像現在流行「超級女聲」一樣，上世紀八○年代初，《霍元甲》、《少林寺》等武俠片風靡大陸，李連傑成了老四天潤崇拜的偶像，天天嚷嚷著要練功習武、除惡揚善，周圍人怎麼勸阻都無濟於事。
一九八六年九月的一個清晨，老四鄭重其事地向我們道別，獨自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學習正宗武術。對於兒子的決定，我心中也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膽，但我沒有阻攔他，而是告訴他：做自己想做的，做有個性的你，但是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要留心體察社會。個性倔強的老四當場寫下保證書：今生絕不後悔。
老四走後，我們父子之間一直保持著通信，終於有一天，他在信中寫道：「習武雖有用，但是未來社會，還是先掌握知識要緊。」離家一年以後，老四又回到了高三課堂，後來考上了重點大學。
出人才，不出書呆子
「三十三天天外天，白雲裡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如今，我的孫子孫女常圍在膝前用童稚的聲音朗誦這首兒歌，這是我當年教兒女的第一首兒歌。
如今，六個孩子個個成才，成績不俗，多少人投來豔羨的目光，多少人稱我們的孩子為天才。但是，我心裡很清楚，人的智力相差無幾，真正決定成才的，是經常為人們所忽略的非智力，諸如意志、道德、健康、社會交往能力等素質。我的六個孩子，之所以個個成才，而不是成為書呆子，關鍵在此。
鼓勵孩子們從小立志，是我教子的第一步。我的六個孩子個個都有小名，依次叫孟子、孫子、荀子、潤子、曾子（後改為君子）、西子。有人說我給孩子取的名字狂妄，但是我就要用這些不平凡的名字來激勵他們從小立大志。
年輕時，我最崇拜愛因斯坦，因為崇拜，我如饑似渴地研習他的相對論，還曾經把寫成的厚厚一遝論文投寄給國內外知名的科學家，科學家錢學森就曾回信鼓勵我。所以，孩子出生以後，我們家裡到處貼有愛因斯坦、牛頓、居里夫人等科學家的頭像，科學家的故事孩子們耳熟能詳。小女兒天西五歲就口口聲聲對我說，要當「中國的居里夫人」。
要做「居里夫人」，沒有健康的體魄不行。孩子剛出生那幾年，「文革」還沒結束，我每天戰戰兢兢偷看幾個病號，掙得一點錢，買回滿滿一籃子既便宜又新鮮的海鮮，讓孩子們吃個夠。家裡沒有運動設施，我就自己動手做了一張多功能乒乓球桌，撐起來是球桌，放下來就是張床。放學回來，兄妹六人常常圍著這張桌子鏖戰一番。
一家三口外出旅行在當今司空見慣。但是，在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和小湘就自己設計旅遊路線，帶著天文、天武、天師、天西四個孩子走遍了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並渡過松花江登上太陽島，接著又去了赤峰、錦州、北京、天津、秦皇島、北戴河、青島、上海。一九八五年的旅遊更是與眾不同，我們一家人帶著乾糧和飲用水，一路風餐露宿，浩浩蕩蕩向杭州進發，在岳王廟「盡忠報國」的題詞前，一家人莊重地留影紀念。
像這樣大規模的關內關外、大江南北的旅遊，對孩子的成長意義重大。雖然在班級裡，他們年紀偏小，但是在見識閱歷上，他們並不稚嫩。相反地，他們興趣廣泛，視野開闊，顯示出一般孩子所不具備的自強自立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能夠經受得起漫長歲月的各種考驗。
總之，我們把教子成才當做自己的人生事業去追求，做了一些人們沒有想到或者不敢想的事情，犧牲了一些人們不願犧牲或者不敢犧牲的東西。有道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正所謂「世事如棋，一著爭來千古業」。
在介紹我自己之前，我要先介紹我的六個子女，因為對於一個未能親自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來說，「父親」就是我的終身事業和人生理想，子女就是我的最大榮耀。
如果有一張名片，我一定會在正面印上：蔡笑晚，頭銜：父親。
背面印上：
長子蔡天文，1967年生，1995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賓州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
次子蔡天武，1970年生，由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公派就讀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李政道主辦的CASPEA博士研究生，獲鐳射物理學博士學位，現在美國高盛公司出任副總裁；
三子蔡天師，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曾被美國聖約翰大學錄取，為家中唯一的創業家；
四子蔡天潤，華西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曾被美國阿肯色州立大學錄取為博士生，現正在上海籌備私立醫院；
五子蔡天君，中國科技大學碩士，現在中國建設銀行工作；
小女蔡天西，1977年生，14歲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8歲考入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22歲獲得哈佛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
「父親」，不得不做的事業
有人會奇怪，我的職業分明是醫生，在里安當地也有些名氣，為什麼還強調自己的事業是「父親」？個中緣由，說來話長。
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一九四一年，我出生在一個殷實的知識份子家庭。一九六二年，父親病逝，我從杭大物理系退學回家。那時，家中連一日三餐也成了問題。兄弟姊妹十人，留在家中的屬我年齡最長，不能不分擔家庭的重擔。
那時我二十二歲，正是風華正茂、躊躇滿志的年齡，但現實讓我一次又一次陷入絕境。我一個人跑到父親墳頭，跪在父親墳前暗暗發誓，身上要有一滴血冷下來，我就不是人！我一定要讓自己振作起來，讓整個家振作起來！
一九六七年，妻子小湘懷孕了。這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孩子。從那時起，我決定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讓一個二十六歲的熱血男兒拋棄自己的人生理想，將希望寄託在還未出生的孩子身上，聽上去多麼荒唐可笑，但在當時，這卻是我不得不作的選擇。我深知自己必須韜光養晦，把自己的智慧、知識、追求延續到下一代身上，轉化為下一代的發展優勢。
於是，我改名為「蔡笑晚」，不能在青春年少時開懷暢笑，就要讓自己笑在最晚，笑得最好！
機遇青睞有準備的頭腦
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十年時間裡，我一共生了五兒一女。對我來說，生兒育女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傳宗接代，更不是養兒防老，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對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我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
從杭大退學之後，有人建議我到生產隊做會計，到車木廠當車木工，到二姊夫家裡做篾工，到學校任代課老師，思前想後，我重拾了父親的職業——不為良相則為良醫。
對於從醫我有自己的考慮。作為個體醫生，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可以時時刻刻關注孩子的成長變化，實施早教、早讀、跳級的家庭教育方案。
對於早期教育的理念，不少人持反對態度。但是，我從第一個孩子開始就堅信並奉行這個理念。為了使農作物有好的收成，農民必須要抓住農時，該耕地播種的時候就耕地播種，該施肥除草的時候就施肥除草；教育孩子也是同樣，抓住最佳教育時機至關重要。我早早就為孩子們的成長規畫了一張清晰的藍圖。
剛行醫那幾年，我們一家人住在九里村一間租來的百年老屋裡。十六平方米的兩層樓，坐南朝北，夏熱冬冷，樓下是店堂，樓上是一家八口的臥室兼書房。房間龜裂老化的木板壁上拉開一條兩釐米寬的縫隙，完好的牆壁上貼著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頓等科學家的畫像。我只要有空，就輔導孩子們學習讀書，晚上更是雷打不動的自習時間。我和小湘幾乎犧牲了一切娛樂活動，連親戚朋友的婚宴喜酒也很少參加。一到夜幕降臨，全家人圍坐在燈下，我看我的專業書，他們看他們的課本，有不懂的就向我提問，每天自習到深夜。
孟母三遷為擇鄰，而我們多次舉家搬遷，從莘塍搬到南陳橋頭，又搬到九里村，再搬到里安，為的是讓孩子盡早入學、順利跳級。孩子入學時年齡小，正規小學不讓進，我就找簡陋的農村小學，讓兒女入了學再轉學。
大兒子天文六歲進了里安莘塍當時最簡陋、甚至連圍牆也殘缺不全的九里村小學，隨後轉入莘塍五七小學就讀。天文成績好，我打算不讓他讀「過渡班」就直接跳級上初中，但莘塍中學對年齡有限制，我只好先「曲線」將他轉到另一所中學讀初一，然後再轉回莘塍中學繼續學業。初三分快慢班時，成績優異的天文被分到了慢班，我心生疑惑，分到慢班一定會影響孩子的學習情緒，於是我又一次為天文辦了轉學手續。
在老大的影響下，老二天武只有四歲就吵著要跟哥哥去上學，哥哥在教室裡聽課，他就站在教室窗外旁聽，放學後跟哥哥一起回家。五歲我設法送他正式上學，十歲考入里安中學初中部。
對許多家長來說，讓孩子上中科大少年班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從老大開始就為孩子設計好了這條求學路。老大沒有如願，等到老二唸高一時，我自己就壯著膽子，寫信與中科大少年班連繫。七月七日考試，我們三月五日終於得到參加少年班考試的通知。在四個月零兩天的時間內，我陪天武啃完了一年半的書，天武順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兩個哥哥給弟弟妹妹樹立了榜樣，我的孩子一個比一個入學早，到小女兒天西，十四歲進入中科大少年班，二十二歲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常有家長問我，你的孩子個個成才，有什麼祕訣嗎？我想，我們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的準備更早更長遠，機遇青睞有準備的頭腦，的確如此。
在我的抽屜裡珍藏著小女兒天西的一封家書，信裡抄錄了一句詩詞：「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當時有人問女兒，從小這麼高強度的讀書學習，會不會累，會不會後悔？女兒用這句詩做了回答。女兒的回答令我感動，更令我驕傲。
現在的父母總抱怨孩子的逆反心理太強，不願和父母溝通。在我看來，這是家長的教育方法存在問題。把自己的意志轉化為子女的自覺行為，需要技巧和藝術。
記得上世紀七○、八○年代那會兒，一天之中的清晨是我們家最熱鬧的時候。六點鐘光景，我開始在樓下拉二胡，二胡的聲音悠悠揚揚地飄進孩子們的耳朵裡。不用多久，樓上開始窸窸窣窣，孩子們陸陸續續地起床。那時候清晨廣播裡播放英語、日語節目，我把廣播聲音放大，孩子們每天聽，漸漸對外語產生了興趣。後來我就乾脆每天用外語廣播節目來叫孩子們起床。
我們家還有個傳統，六個孩子每人都有一張我給他們製作的「存摺」。這個「存摺」存的不是錢，而是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和一點一滴的進步。逢年過節，孩子們就把「存摺」上的數位兌換成零花錢，高高興興地挑選自己喜愛的東西。
當然，在與子女的溝通上，我也不是沒有遇到過困難。就像現在流行「超級女聲」一樣，上世紀八○年代初，《霍元甲》、《少林寺》等武俠片風靡大陸，李連傑成了老四天潤崇拜的偶像，天天嚷嚷著要練功習武、除惡揚善，周圍人怎麼勸阻都無濟於事。
一九八六年九月的一個清晨，老四鄭重其事地向我們道別，獨自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學習正宗武術。對於兒子的決定，我心中也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膽，但我沒有阻攔他，而是告訴他：做自己想做的，做有個性的你，但是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要留心體察社會。個性倔強的老四當場寫下保證書：今生絕不後悔。
老四走後，我們父子之間一直保持著通信，終於有一天，他在信中寫道：「習武雖有用，但是未來社會，還是先掌握知識要緊。」離家一年以後，老四又回到了高三課堂，後來考上了重點大學。
出人才，不出書呆子
「三十三天天外天，白雲裡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如今，我的孫子孫女常圍在膝前用童稚的聲音朗誦這首兒歌，這是我當年教兒女的第一首兒歌。
如今，六個孩子個個成才，成績不俗，多少人投來豔羨的目光，多少人稱我們的孩子為天才。但是，我心裡很清楚，人的智力相差無幾，真正決定成才的，是經常為人們所忽略的非智力，諸如意志、道德、健康、社會交往能力等素質。我的六個孩子，之所以個個成才，而不是成為書呆子，關鍵在此。
鼓勵孩子們從小立志，是我教子的第一步。我的六個孩子個個都有小名，依次叫孟子、孫子、荀子、潤子、曾子（後改為君子）、西子。有人說我給孩子取的名字狂妄，但是我就要用這些不平凡的名字來激勵他們從小立大志。
年輕時，我最崇拜愛因斯坦，因為崇拜，我如饑似渴地研習他的相對論，還曾經把寫成的厚厚一遝論文投寄給國內外知名的科學家，科學家錢學森就曾回信鼓勵我。所以，孩子出生以後，我們家裡到處貼有愛因斯坦、牛頓、居里夫人等科學家的頭像，科學家的故事孩子們耳熟能詳。小女兒天西五歲就口口聲聲對我說，要當「中國的居里夫人」。
要做「居里夫人」，沒有健康的體魄不行。孩子剛出生那幾年，「文革」還沒結束，我每天戰戰兢兢偷看幾個病號，掙得一點錢，買回滿滿一籃子既便宜又新鮮的海鮮，讓孩子們吃個夠。家裡沒有運動設施，我就自己動手做了一張多功能乒乓球桌，撐起來是球桌，放下來就是張床。放學回來，兄妹六人常常圍著這張桌子鏖戰一番。
一家三口外出旅行在當今司空見慣。但是，在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和小湘就自己設計旅遊路線，帶著天文、天武、天師、天西四個孩子走遍了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並渡過松花江登上太陽島，接著又去了赤峰、錦州、北京、天津、秦皇島、北戴河、青島、上海。一九八五年的旅遊更是與眾不同，我們一家人帶著乾糧和飲用水，一路風餐露宿，浩浩蕩蕩向杭州進發，在岳王廟「盡忠報國」的題詞前，一家人莊重地留影紀念。
像這樣大規模的關內關外、大江南北的旅遊，對孩子的成長意義重大。雖然在班級裡，他們年紀偏小，但是在見識閱歷上，他們並不稚嫩。相反地，他們興趣廣泛，視野開闊，顯示出一般孩子所不具備的自強自立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能夠經受得起漫長歲月的各種考驗。
總之，我們把教子成才當做自己的人生事業去追求，做了一些人們沒有想到或者不敢想的事情，犧牲了一些人們不願犧牲或者不敢犧牲的東西。有道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正所謂「世事如棋，一著爭來千古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