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演講永不完結：送別蘭迪，擁抱新夢想

3.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問題

聽到蘭迪罹患癌症的消息，我的反應是震驚與難以置信，我們的親人也是。為了幫助他們消化那個診斷結果牽涉到的所有事情，蘭迪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大家，在信中重述相關訊息。一如既往，面對癌症對我們的生活造成的立即衝擊與持續的威脅，蘭迪的態度泰然自若又有條不紊。他沒有為了強化戲劇效果，或是為了爭取家人的支持，而訴諸恐懼。他反而維持正面的觀點，選擇把焦點放在可能性上，不管那有多微小。以下就是他在二○○六年九月十二日寫的郵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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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這麼快速又衷心地主動說要幫忙，讓我和潔伊感動莫名，我們打算全盤接受！（請見下一段訊息。）
首先，我想在這裡提供些許這個疾病的相關資訊給大家，以平息一些可能引發的恐懼。我雖然討厭使用電子郵件，但它有個很不錯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從我這裡聽到一模一樣的內容。

1.雖然診斷結果很嚇人，可是我不打算很快就死！你們都必須知道，在我和潔伊對彼此的愛，以及來自雙方家庭充滿慈愛的支援加持之下，我倆矢志要戰勝逆境。

2.我想要清楚地聲明，如果我死了，潔伊和孩子不會成為你們任何人的經濟負擔。我們不僅有存款，房屋貸款也已經付清，而且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及外面的公司都有人壽保險，如果我過世了，這些都能提供潔伊財務上的保障。她會需要的是你們的情緒支持，而不是財務支援。我昨天跟卡內基美隆的校長見過面，他們在這整個過程裡會讓我維持全薪，而且只要幫得上忙的地方，他們都會出力協助。

3.我想分享一下我手頭上關於這個疾病的具體資訊：我的診斷結果是腺癌，是一種發生在胰臟的癌症。發現罹患這種癌症時，通常已經太遲，他們會在三到六個月之內就送人回家等著安返天國。

這類的病人裡，外科醫師可以動手術為其移除腫瘤的占百分之二十，幸運的是，我就屬於其中之一。我排定的開刀日期是九月十九日星期二，地點在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的雪迪賽醫院。這是個大手術，他們會移除我的腫瘤、膽囊、部分胰臟、部分小腸，可能也會摘除一部分的胃。住院兩到三個星期之後，我會在家臥床休養四個星期，而到那個階段，我的身體就會恢復百分之百的運作。

我們事先做過廣泛的調查，我和潔伊對我的外科醫師（這類手術他做過兩百五十多次）與這裡的設備都很滿意，大家都認為這裡是這類手術的「重量級」中心。順帶一提，我即將接受的是所謂「胰十二指腸切除術」，而因為這是一位姓惠普爾（Whipple）的醫生所發明的術式，所以也被叫作「惠普爾手術」（Whipple procedure）。

如果手術能把癌細胞全部移除乾淨，我就贏了，要不然，癌症終究會復發。就統計數字來看，長期的預後並不樂觀，接受過這項手術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可以存活五年之久。無庸贅言，我打算成為賴著不走的幸運兒之一！這個疾病患者的年齡中位數是六十六歲，所以有理由相信我的痊癒機會好過典型的病人（我四十五歲，身強體健），因此，他們在手術過後可以對我施以更強力的化療或放射線治療，或者以上兩者都進行。

我和潔伊現在完全把焦點放在短程目標及照顧孩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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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愛蘭迪寫的這段訊息，每次讀都會讓我漾起笑容，因為它體現了他在悲慘情境中的精神與正面觀點。在這封電子郵件裡，蘭迪首先做的就是接受並承認事實，並未閃避「癌症」這個字或這個疾病帶來的冷酷現實，信中也沒有一絲自憐或沮喪的跡象。他不曾露出憤怒或陰鬱的情緒，一次也沒有，因為他向來不會這樣。更重要的是，蘭迪並未表現出準備放棄的模樣，反而比較像個正在安排戰鬥計畫，並通知軍隊待命的將軍。他的訊息對所有親人來說很有穩定軍心的作用，但那並不是粉飾過後的真相，蘭迪並未編造童話般的版本來扭曲我們面臨的事實。我清楚地記得，蘭迪說他想要同時把這封電子郵件寄給我們家族的每一個人，以防挑起一場電話遊戲，不然我們的親人會輪番打電話給對方，傳達不正確的訊息。他們事後要怎麼處理這項資訊，不是他能控制的，但他至少可以主動提供清楚且真實的情報。

蘭迪對財務狀況這樣敏感的話題也說得很直白。我們不曾跟雙方家人談過金錢的事，但情勢逼人，讓他不得不主動提出這個話題。蘭迪天性節儉，即使研究生時期靠著微薄的獎學金生活，也想辦法攢下錢來，所以我們認識的時候，他已經有了一筆很不錯的積蓄。當我和他將各自的生活與收入結合起來時，也設法確保我們的儲蓄與退休帳戶有所增長，量入為出。而一直以來的精打細算，現在終於有了回報。知道即使自己發生最糟的狀況，家人也衣食無虞，讓蘭迪卸下了重擔，得以將心思集中在自己的健康與治療上。我想這也是他自豪的來源，因為這是他賣力工作與擅於規畫的成果。而我也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頭，鬆一口氣，因為我辭去工作之前的薪水永遠應付不了帳單，以及托兒所和課後照顧的費用。雖然在請求雙方親人協助我們度過蘭迪的術後復元期與種種治療時，我們的態度相當謙卑，但至少不用低聲下氣走到他們家門口討錢。

我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現在過的是「癌症時間」

對於壞消息，尤其是危及性命的疾病，人們有各式各樣的反應，有些人會沉溺在情緒中好一段時間。我知道當我聽見蘭迪罹患了一種甚具侵略性、有百分之八十的機率會在第一年就奪走他性命的癌症時，我的反應相當情緒化。關起門來遠離親朋好友時，我和蘭迪會彼此支持，盡情抒發自己的感受與恐懼。我們不會憋在心裡，而是找到安全的方式表達出來。我發現和親近的友人談談自己的感受，或是聊聊我們的困境中某個令人沮喪的轉變，對我來說助益甚大。我們從來不會放任情緒癱瘓自己，直到無法運作或無力因應局勢的地步。

要注意，有些癌症就是無法給你那種閒坐幾天、幾週或幾個月的餘裕，體認到這一點相當重要。我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現在過的是「癌症時間」，每個鐘頭的分分秒秒都比以前重要許多。不管希望多麼渺茫，我們都要趁機會之窗關上前緊緊抓住窗上的銅環。我和蘭迪迅速行動、勤做功課、自修目前最有效的療法，對於規畫這趟抗癌之旅很有幫助。如果我們因為恐懼繼續癱瘓下去，或是選擇按兵不動，在抗癌戰役上可能就會失去控制權，連帶失去讓蘭迪存活下去的寶貴時間。

在這個階段，癌症還沒在蘭迪身上留下可怕的破壞痕跡。他有黃疸症狀，血液裡累積的膽紅素讓他渾身發癢，不過因為我把指甲啃得太短，便由我母親替他搔癢，直到整個背部都是紅色的抓痕為止。搔背的時候，蘭迪會因為稍微從發癢的折磨中獲得解脫而發出嘆息。

我想，查出導致他嗜睡無力與其他症狀的起因，其實有讓他心裡好過一些。蘭迪是個行動派，光是現在可以做點事情——例如研究這個疾病和療法——就讓他精神振奮。雖然他的活力不如以往，但大多時候還能正常運作。他的食量沒有以前大，也完全停止運動了，但他白天會跟人碰面，在電腦上進行各式各樣的專案。他要確保旗下的博士生已經安置妥當，也要確認人壽保險受益人的用語正確，免得他在手術中或術後發生併發症突然過世。

要改善蘭迪的存活率，有一部分關乎找到對這種艱難手術經驗豐富的外科醫師。這位外科醫師必須隸屬於附設恢復中心的醫院，而這家恢復中心在幫助病人復元、應付術後常見的各種併發症必須非常得心應手。這些全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因為單是手術的死亡率最高就能達到百分之二十，最低則是百分之五。盡可能在各方面減低蘭迪承受的風險，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能遇到卓越的外科醫師賀柏特‧傑赫，是我們的運氣好，而且雪迪賽醫院設備優良，可以讓蘭迪就近在匹茲堡這裡休養。

承認癌症對我們家可能產生的衝擊

抗癌之戰的下一步決定好了以後，我們把焦點轉到我身上，看看該怎麼應付體力與情緒耗盡的可能性。在第二封電子郵件裡（同樣在二○○六年九月十二日發出），蘭迪細述把我當成家庭的主要照顧者、讓我負荷過度可能會發生的種種危險：

我們最關心的是確保有人可以幫忙潔伊。從九月十九日開始的兩個月期間，她不僅要以單親的狀態照顧四歲的孩子（狄倫）和二十三個月大的幼兒（羅根），還得替四個月大的嬰兒（克蘿怡）餵奶，然後還要到醫院探望我。即使在我返家休養時，她也同時要扛起照顧孩子的責任。
潔伊是我見過最堅強的女性之一，但她畢竟只是一個即將面對無比艱鉅任務的凡人，因此，我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避免讓潔伊「過勞」。
我們的初步計畫是，星期一到五雇用本地的幫手（我想我們已經擬出一個好計畫），然後全盤接受你們週末的主動幫忙。如果大家可以過來這裡，星期五下午或晚上抵達、星期一離開，是最有幫助的。我們家有不少空間可以容納訪客。
在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裡，潔伊會找你們商量、訂出時間表，確保我們涵蓋了所有時段，而我自己的家族也會盡全力幫忙。
在我們真正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們樂意伸出援手，願神保佑你們每一個人。

除了自學胰臟癌與治療選項的相關資訊外，我想我們做過最明智的事情之一，就是承認癌症會對我們的家庭產生衝擊。人們常常只把焦點放在病人身上，但癌症傷害到的不只一個人。蘭迪曾經說我是個強悍的女性，但我只是凡夫俗子。我們知道壓力加上這整個狀況的需求，非常可能把我壓垮，於是我們規畫了可以支援我的系統，這樣我才能好好照顧丈夫與孩子，並且希望讓我們的婚姻保持完整。
遺憾的是，許多腫瘤科醫師和癌症中心並未提供任何支援給病患的照顧者，於是在沒有資源可以幫忙的情況下，照顧者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招架不住。而不管是為了家人或朋友，我都不曾陷入這樣的處境，因此，考慮到我缺乏相關經驗，我們一定要未雨綢繆，請親朋好友來幫忙一起看護病人、照顧孩子、張羅三餐，以及打理家務（例如清洗衣物）。

誠實地面對孩子

通知完親人，也擬好作戰計畫之後，我們開始思考如何告訴孩子，又該跟他們說些什麼。才四個月大的克蘿怡顯然太小，無法理解眼前的狀況，而試著跟兩歲大的孩子解釋癌症，也不可能是什麼深度對談，於是我們把話說得簡短悅耳——羅根只能理解蘭迪「生病病」，必須看醫生，這就是他能消化的所有訊息，而他也只需要知道這些。

狄倫的狀況就不同了。雖然只有四歲半，但狄倫不只很敏銳，也可以理解複雜的話題。這孩子會貪婪地吸收關於恐龍的大量訊息，從牠們的生活方式、體型大小、飲食習慣，到牠們如何死亡、哪些動物從牠們演化而來等等。他會在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坐著靜靜傾聽資訊影片的內容，聽影片裡的科學家討論鳥類與恐龍之間的關連，或是白堊紀末期恐龍衰亡的理論。狄倫早熟又聰慧，單是跟他說爹地「生病病」是不夠的。

我們準備好了以後，就把狄倫帶到一個不會被他的弟弟妹妹打擾的安靜房間，然後告訴他，爸爸得了一種叫作癌症的病。我們向他解釋他不會像感冒一樣染上癌症，而蘭迪也說明，癌症就像花園裡的雜草，長了又長、不停增生，最後壓迫到其他植物，阻止它們得到土壤的養分；即使拔掉，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雜草有時依然會長回來。而爹地的身體裡也像長雜草一樣長了癌症，醫生必須拔掉它，爹地才不會一直不舒服。狄倫很快地問蘭迪是不是就要死去了，蘭迪向他保證說不會。為了讓狄倫放心，我們擁抱了他很多次，之後他又多問了幾個問題，然後就跳下床去跟弟弟玩了。這次的經驗搾乾了我和蘭迪的情緒，我們倚在對方身上尋求支持，直到我們可以再次站起身來，面對下一波挑戰。

蘭迪的開放心態為我們帶來了安慰

與癌症奮戰期間，蘭迪一直願意以切合實際但懷抱希望的方式討論自己的病情與治療方式，這點對我們一家人來說很有幫助。身為工程師，蘭迪傾向把焦點放在數字與百分比上，可是大多時候他也能參與情感的層次，討論個人的感受。不是每個受到癌症影響的人都像蘭迪這樣抱持開放的心態，有些人完全不想知道疾病的進展，也不想去衡量不同的治療選項。病人的否認會讓親人與照顧者陷入困難的處境，後者明知情勢如何，卻無法談論，也不能抒發絕症挑起的感受與恐懼，更不用說去因應即將來臨的死亡。比方說，我朋友的丈夫就選擇不要知道癌症的進展，醫生尊重他的意願，結果就得跟他太太私下會面，提前讓她知道她丈夫還有多久可活。我的朋友因此獨自受苦。想像一下她的兩難處境：她在診療室外面的走廊上聽到醫生給她的壞消息，卻還得回到丈夫身邊，裝出無知的幸福模樣。

我覺得自己真是幸運，因為蘭迪想要知道，也願意參與他的治療方式、安寧療護，甚至是喪禮的相關決定。而由於他對我敞開心胸，所以我能理解他做出某些選擇背後的原因，然後表達出自己的同感或驚恐不安。我和蘭迪從不對彼此隱瞞任何事情，也許我們不見得喜歡聽到對方說出口的每一句話，但永遠知道兩個人是站在同一陣線的。我們會相互扶持，而在那段充滿不確定與痛苦的時期，這樣做為我們帶來了安慰。

癌症帶來的壓力有時會引起兩人之間的摩擦

蘭迪最大的長處就是分析技巧與專注於解決問題的能力，不過，有時某樣好東西太多反倒會弄巧成拙。罹癌的消息讓蘭迪一股腦兒投入工程模式：評估情勢、查明選項、分析資料，然後做出最有可能解決問題的明智決定。在理智上，蘭迪曉得自己的死亡機率很高，並不會閃避醜陋的統計數字。對我個人的幸福與我們家的未來的擔憂，重重壓在他的心頭，如果他無法擊退癌症，也要盡可能讓全家人在未來沒有他的狀況下生活無虞。認定目標之後，蘭迪便開始絞盡腦汁地分析情勢，把個人感受擺在一旁。這個策略的好處是，他不會陷入陰鬱或歇斯底里的情緒，壞處則是，他的實用主義看起來可能冷酷又無情。有時候，他會說出深深刺進我心裡的話，比方說，他因為我在大學主修人文學科，沒受過科學訓練，而質疑我下決定的能力。隨著健康狀況逐漸走下坡，蘭迪變得極度仰賴自己的才智與幫助我們的許多專家，他信任自己受過訓練的腦袋，覺得他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最佳的解決方案，而那樣的做法有時會引起我倆之間的摩擦。

當我接手處理帳簿和償付帳單的工作時，蘭迪的態度變得專橫跋扈。家庭財務向來是他的職責，而隨著他的開刀日期迅速接近，他覺得我非摸熟我們的支票、儲蓄與退休帳戶，以及稅務、網路銀行登入密碼和家用預算公式不可。蘭迪把所有的支票帳戶資訊存在Excel表單裡，那張表單是他丟掉銀行的紙本支票登記簿之後自己設計的。他對Excel非常在行，但我不是，他的支票登錄方式極度複雜，遠超過我的能耐，但他堅持要我精通他平衡收支的方法。那種霸道的舉止很不符合他一貫的作風，然而我想，他所感受到的恐懼把他那種嚴厲工頭的特性帶了出來。我真的有必要學會蘭迪的Excel表單嗎？不，我必須發展出自己用得上手的系統，來管理我們的財務。可是，如果我學會蘭迪的系統，就可以讓他安心，抒解他感受到的一部分緊繃感。壓力與不確定感會帶出一個人身上的極端行為與態度，使得此人的伴侶在處理事情時備覺吃力。此時，我和蘭迪對這種狀況還很陌生，看不出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受到恐懼的驅使，也還不太懂得如何處理壓力。

擱置個人情緒，集中心思解決問題的蘭迪

蘭迪想要趕在開刀之前打理好個人事務，這種焦慮感又因為他可能在手術中或術後復元期死亡而火上添油。即使蘭迪從手術中存活下來的機率比死亡大，即使我們已經找到經驗豐富的優秀外科醫師與復元中心，他還是希望盡可能為自己的家庭做到最多，以便在發生最糟糕的狀況時，能夠減輕我們的負擔。蘭迪最愛的格言之一就是：「做好最壞的打算，盼望最好的結果。」而讓他很擔心的一點，就是我的單親身分：在大城市裡獨力撫養三個幼兒，身邊沒有親人。我相信，即使錯不在他，他還是對我的棘手處境充滿罪惡感。況且，他相信孩子需要由雙親扶養，這樣他們會受到比較好的照顧，因為會有兩雙人手——以及更多耐性。

二○○六年九月初，蘭迪針對減輕我身上的部分壓力，以及改善孩子的生活品質，來找我商談可能的解決辦法。我記得蘭迪當時垂著頭走進房裡，閃避我的目光——非常不像他的行事作風。在這段對話的開場白裡，他先說明他知道我會拒絕，但要我耐住性子聽他說完。接著，他要求我考慮放棄我們的女兒（就是四個月大的克蘿怡），讓人領養，以減輕我的負擔，並且讓其他兩個孩子有比較好的機會得到更多的關注與愛，以及更美好的童年。他的話彷彿朝我的肚子猛揍一拳。光是想到失去克蘿怡，就讓我覺得天旋地轉，我激動地拒絕了。蘭迪馬上表示默許，從未挑戰我的選擇，也不曾再提起這個話題。

如果你之前告訴我蘭迪某天會提議放棄自己的一個孩子，我會說你瘋了，他絕對不會做那種事！然而，蘭迪把心思集中在解決問題上，先擱置個人情緒，免得干擾自己的判斷力。我想，蘭迪看得出來自己的死亡會陷孩子於劣勢，我相信他正千方百計想讓他們可以享有更好的機會。也許他能看出我到時成為單親媽媽必然會經歷的掙扎——在發現他罹癌之前，我們就已經覺得三個幼兒照顧起來相當吃力了。蘭迪的「解決方案」跟他對女兒的感覺毫無關係，因為我內心深處知道他很愛克蘿怡，在正常情況下絕對不會考慮把她或任何一個孩子送人領養。羅根出生以後，他一直想要第三個孩子，也很高興我們生了個健康的女嬰。他對女兒與對兒子的愛是一樣的，很愛當他們的父親，但癌症帶來的壓力如此劇烈，讓我和蘭迪掙扎以對。對他而言，確保我們的安全是唯一的動力，而這樣的動力把他推到行為與判斷力的極端。我知道他不想失去克蘿怡的心，就跟他不想死去一樣強烈，但癌症本身及其足以奪走他性命的威力，是促使他提出極端要求的催化劑。

必須要有覺察力與因應技巧，才能學會處理那些面對癌症時排山倒海而來的感受與壓力，而我們是在對抗癌症的旅程中長途跋涉一陣子之後，才逐漸發展出這樣的覺察力與技巧。在整個過程裡，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都會變得緊張，有時會被推到臨界點。身為照顧者，我覺得自己被要求為丈夫和孩子做出讓步與犧牲，因此，如何不要在恐懼的漩渦與強烈情緒的波濤中失去全部的自我，是一種微妙的平衡。

在展開我們的抗癌之旅時，除了我平日為人母、為人妻的角色，我又加了另一項：為重病纏身可能死去的男人提供意見與情緒支援。我不知道會有什麼難以突破的磚牆阻擋在前，但為了幫助我的丈夫、照料我的孩子，我知道自己願意面對任何挑戰。蘭迪曾經給我那麼多幸福、幫助我成為更美好的人，這是我至少可以為他做的一點事。我崇拜他、尊敬他，不會閃避任何能夠幫上他忙的新需求，無論代價是什麼。當時我並不曉得代價會有多高，也不知道回報會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