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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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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對的事，把事做對
政黨輪替的前夜
歷史性的會面
二○○○年三月十日，透著寒意的春天下午，台大校友會館裡數十台攝影機已經擺開，等待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
二點三十分，備受敬重的中研院長李遠哲匆匆到場，面對圍上來的記者，他簡短地說，回台灣六年多，為了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他獲得許多嘉許，對於這場選舉，他想說的是任何人只要有理想、願意為改革努力，他都願意和他討論。他說完以後我引導他直接走向三樓的小房間，那裡面只佈置了一盆鮮花，一角坐著當時編號五號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他的臉上有一種即將承擔責任的嚴肅。
他們兩個人迅速握了手，然後坐了下來。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和守在門外的數十位記者沒有人敢離開半步，電視機前也有數十萬觀眾收看著隨時插播最新狀況的轉播連線。我像任何一個關心時事的台灣民眾一樣，專心感受著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我知道，漫長的黑夜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混沌中看見曙光
二○○○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是台灣第二次直接由人民選舉總統，當時有包含李敖、許信良在內的五組候選人參選，其中宋楚瑜、連戰和陳水扁三人的民調數字已有一段時間呈現拉鋸局面。在最後一段時間，中國發表了嚴峻的「對台政策白皮書」，國民黨連蕭陣營的文宣也打出了「陳水扁做總統，台灣戰爭，阿共打過來」，使得陳水扁的「終結黑金」訴求相形之下顯得黯淡許多。
雖然對外總是抱持信心，民進黨陣營內部對於這場選戰也不敢樂觀。先不說「新中間路線」在內部反應不如預期，即使做最樂觀的估計，黨內對選贏後的政府組成也沒有共識，當時出現了強調責任政治的少數政府和強調合作的聯合政府兩種意見，但兩種想法顯然都觸及了民進黨執政人才不足的痛腳。陳水扁在選戰後期雖然提出「全民政府」的口號，但是實際內涵還有待充實。
這一切要等到李遠哲院長和其他國政顧問團成員站出來以後，選戰的主軸才從政治人物虛構的戰爭威脅回到人民具體的改革期待上，「全民政府、清流共治」這張藍圖也才有了足以與國民黨百年老店抗衡的實力。
國政顧問團籌組前後
民進黨在選舉期間做了許多民意調查發現，「李遠哲因素」是決定勝負的重大關鍵。但是李遠哲院長究竟是怎麼站出來的？相信是民眾、政治觀察家和未來的歷史學家有興趣探究的謎題。
一九九九年四月，在李登輝前總統舉辦的音樂會中，我陪同許文龍先生去見李遠哲院長。第一次有機會探詢到李遠哲院長的心意，他關心的不只是科學的未來，而是整個台灣的未來，「政黨輪替」，可以使台灣邁入正常民主國家的軌道，也是他支持的理念之一。
這次見面的結果讓我們一些關心時政的朋友感到興奮，我們持續與李遠哲院長保持聯絡，同時思考著李院長的心願與台灣社會的改革動能如何接軌，才能達到創造歷史的效應。
這個答案在同年十月陳水扁被提名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後逐漸浮現，碩士論文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社會基礎」為題的我，十分篤定只有民進黨贏得這次選戰，達成政黨輪替的使命，才能夠使台灣越過改革的門檻繼續前進。我們越來越清楚促成李院長公開支持陳水扁是影響選戰的關鍵，也是學界義不容辭的使命。
經過再三的游說，加上陳水扁親自拜訪，李遠哲院長終於透露了有意支持陳水扁的想法。但是當時的時機和方式都有待更精密的策劃，因為在三人角逐的局面，氣勢太弱怕有棄保效應，氣勢太強則怕對手結合；另一方面，李遠哲院長在理念支持之外，並無意擔任行政院長等職務，使得支持的方式更需要設計。
因此，我們幾位朋友組成「ＡＢ計畫」（阿扁計畫），密切觀察選情。在這個高度機密的運作過程中，陳水扁與李遠哲各授權一個人作為聯繫窗口，陳水扁授權馬永成，李遠哲則請我協助傳遞訊息。很巧的是，我和馬永成是台大政治系的前後屆同學，十幾年前還曾經共同輔選另一位同學羅文嘉擔任台大第一屆學生會會長，十幾年後再度合作，相較之下這次任務卻是無比的沉重。
籌組「國政顧問團」是李遠哲院長的構想，他認為這個社會上應該有一群人，和他的想法一樣，不問黨派、不求官位，只想在國家社會發展的關鍵點上無私地站出來。在協助李院長聯絡的過程中，我發現李院長的想法是正確的，許多企業家與學者在明明知道表態對自己並沒有好處的情況下痛快答應了。李院長在與陳水扁見面後立即辭去中研院院長職務，以求維持中研院「學術中立」的形象，而國政顧問團的企業家在表態後立即受到中共當局的壓力，甚至有些國政顧問一直到選戰結束後都飽受暴力恐嚇的威脅。
我深刻地認識到，儘管台灣社會經過五十年的一黨統治，民眾被鼓勵往各種領域發展唯獨不要參與政治，但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畢竟已經形成，不管是菁英還是草根，民眾心中的公共性在適當時刻就會展現出來，匯聚成龐大的社會力。相信民眾心中的公共性、信任這個社會的公民社會特質，我對台灣民主的信心有一部分即來自於此。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國政顧問團第一批、第二批名單順利產生了，在社會掀起了巨大的漣漪，雖然在三月十五日中共總理朱鎔基給予台灣民眾強硬的恫嚇，但這只有更加強民眾尋求徹底改革的堅強決心。在選前最後一天，中山足球場擠滿了有史以來最多的民眾，無法入場的民眾佔據了中山北路，我深深知道台灣歷史將永遠地改變了。
陳總統在《世紀首航》一書中寫道，「選前最後一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站出來挺扁，號召許多知識份子和社會賢達、文化清流，共同組成國政顧問團，大家才能共同創造歷史。」
一生中難忘的畫面
每一個人心中總有一兩個畫面，當你灰心、失望的時候，用內心之眼注視著它，就會得到源源不絕的力量。對我來說，李遠哲院長和作為候選人的陳水扁握手的那一幕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看到一個知識份子放下與現實的「距離」，勇敢地介入歷史；我看到一個政治人物跳開短期政治利益的計算，堅定地承擔創造歷史的責任。
當我回頭看著這個畫面，我看到和我一樣的台灣新生代，在政黨輪替的第一道曙光誕生，對於原來以學術志業為終身職志的我，這不只是將手放在歷史舵輪的光榮感，而是介入歷史、承擔責任的使命感。
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在美國獨立時曾講過一段令人動容的話：「我之所以必須學習軍事與外交，是為了讓我的孩子能學習哲學、數理和建築，也是為了讓我的孩子的孩子有機會學習美術、音樂與陶瓷。」我為能夠將我的一生奉獻給台灣民主而深感榮幸。
叫我「民主小子」
在學運世代逐漸受到矚目之後，許多媒體朋友喜歡介紹我是「學運大老」，其實在內心深處，我認為自己是熱愛民主的「民主小子」。
我的政治啟蒙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在熟讀《孫文全集》和透過有限資訊管道逐漸了解「美麗島事件」真相的詭異交錯中展開，在很短的時間內，施明德、林義雄、張俊宏、許信良、黃信介、姚嘉文、呂秀蓮、康寧祥這些民主前輩的名字，就進入我的生活之中，而那些自由主義與追求民主的書籍，如雷震與殷海光的著作、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江南的《蔣經國傳》等，字字句句甚至進入我的血液之中。
一九八二年我進入台大政治系，在當時戒嚴的氣氛下，被媒體稱為「四大寇」的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教授對於時政的批評、對於自由主義的堅持，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開始發動「自由之愛」爭取校園言論自由後，黃武雄、蕭新煌、瞿海源、張國龍、施信民這幾位站在社會改革第一線的教授，也與年輕的我們建立起為共同理想努力、奮鬥的革命情感。
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我的愛情
現在想起來，年輕時的我，既是個書呆子，又是行動派，留給自己的時間很少，留給愛情的時間更少。
我大學時的女朋友和我現在的妻子婉如，兩個人都是我青春歲月的革命伴侶。也許是我的生命主題老早就選定的緣故，有時候人生是因緣際會，革命跟愛情很難兩分。
我記得當兵的時候正是野百合學運最烈之際，我和廣場上的好友們都心急如焚卻又不能常見面討論，我一有機會放假，大家就聯絡好到我女朋友家開會，她爽朗磊落、無怨無悔。
等到出國後，命運將我帶到婉如面前，才一談戀愛，又碰上學運海外串連的高峰期。婉如純真、熱情、自然，她不但與我作伴，還是很好的司機，有時為了找朋友，我們會連續開五、六個小時的車，我那時想著，也許我們就這樣開到天涯海角、白頭偕老。
我何其幸運，能有志投意合的伴侶；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回憶與我的未來，都跟台灣的民主分不開，也不想分開。
書摘（2）
裁縫師之子
我的第一套「西裝」
我在新聞局長任內，經常穿著一件灰藍色的西裝，它的樣式剪裁比較老式，而且年代久遠，穿起來顯得有些緊身。有些朋友常跟我唸，說我在鏡頭前看起來「不太帥」。
但很少人知道，這件西裝是父親親手為我做的，它對我的意義絕對不只是一件西裝。
許多人以為我的家境很好，其實，我來自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小時候家裡幾乎一無所有。父親是雲林麥寮人，當時鄉下種的就是像蕃薯、花生與西瓜之類沒有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所以父親跟很多雲林人一樣，必須離鄉背井，到外地打拚。他們的血液裡有一種很堅毅的生命力，到了外地都是白手起家，也有很多心酸的故事。
父親畢業於省立虎尾中學，當年他原本有機會保送高中，但是他很有志氣，想去台北考建中，身上坐火車的錢不夠，他就用跳車的方式，一路跳到台北。那個年代生活很辛苦，唸書時沒錢吃飯，就趁半夜跑到廚房去吃隔夜飯，能賒就賒，等有錢了再還。可是南部來的孩子，英文比較差，他考了一個接近鴨蛋的成績，就此結束他的建中夢，所幸後來我幫他完成了這個夢。
早年台灣找工作流行「剪刀、菜刀、剃頭刀」，父親最後做了一個決定，跑去學裁縫，在大稻埕一家有名的「男裝社」（西服店），從學徒做起。
「男裝社」是從日本時代以來就非常有名的西服店，他們生意非常好，都是做高級的客戶，包括一些日本人，他們整個學徒制非常的嚴謹，一定是做學徒三年。
在同輩裁縫師中，父親是手藝極為出色的一位，他自我要求很高，對細節很堅持，無論是駝背或是我們台語說的「大小身」（高低肩），父親都有辦法剪裁出一套合身的西裝，他的師傅和結拜兄弟都很稱讚他。
和許多雲林人一樣，父親個性正直，對事情好惡分明。他相信「嚴師出高徒」，借錢創業當了師傅之後，對學徒要求嚴格，印象中工廠裡隨時都有許多裁縫尺，是我們行為的準則。但他也生性耿介，對顧客多收的錢他一定退還；他也不喜歡與人勾心鬥角。雖然在成長過程中無法獲得父母的栽培，但創業之後，父親不但一肩挑起家族的財務負擔，盡力奉養中風的阿公、年邁的阿嬤以及長年有病的三阿姨，也照顧一群黑白雜處、浪跡天涯的同鄉人。
父親不是一個善於表達感情的人，但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場景，只要一回首，他總會在那裡。學運要被記過時，椰林大道上，父親跟家人就遠遠站在另一頭；出國留學的通關口，在送行的朋友與家人當中，父親也是站得遠一些，像一個背景一樣，但我知道他對我的關愛不會因此而模糊。
父親是得了肺腺癌過世的，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三期。你會很遺憾，為什麼沒有早去做處理。
父親過世那年，有一天到我大直的家裡，幫我試穿打好的西裝樣板，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難忘那一天父親離開的時候，他緩慢移動的背影。老年以後，他的背總有一點駝，穿著一件西裝。他一生總是穿著西裝。
三、四歲的時候，父親幫我做了第一套西裝。小時候家裡為了省錢，總會把做西服剩餘的布料省下來，那些剩布料子很好，做大人的衣服不夠，做小孩的差不多。所以那是一套長袖的西裝上衣，也因為剩布不夠，西裝褲做成短的。我穿著它，和弟弟在街坊「遊行」。
由於父母親都做裁縫，所以從小聯繫我們家人感情的也是裁縫。我的很多衣服都是父親親手做的；每當過年工作太忙的時候，母親會要我幫忙縫褲管；我出國的時候，姊姊會幫我做西裝褲。這些都是我們家非常特殊的「傳統」，一針一線穿梭縫製的濃密親情，儼然全家人歷久彌新的記憶。
直到現在，我還保留著父親為我做的第一套西裝，那讓我想起父親的剪裁歲月，一種在剩布中打拚的責任與感情，在剪刀和裁縫機中流逝的成長記憶。
母親的大鍋菜
我出生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號，那一天是農曆大年初一。出生前一天，母親還在趕工。
過年，是裁縫師家庭最忙碌的季節，要趕工給很多訂製西裝的人，那個時節的價格也最好，如果沒趕出來，人家過年就沒有新衣穿，所以母親是工作到除夕夜，隔天請產婆來接生。
我是家裡第一個男孩，在我之前是兩個姊姊，所以當時家裡的人都很高興，包括阿公阿嬤、父母親、左右鄰居和親友。因為我是在龍年的大年初一來報到，家人就喊我是「小龍子」，父母為了討吉祥就為我取名為「佳龍」。
聽說我小時候長得滿可愛的，也不哭鬧，所以大人都喜歡來抱我。父母因為工廠忙，就把我放在工廠的搖籃裡，所以從早到晚把我抱來抱去的都是工廠裡的大哥哥大姊姊，或是左鄰右舍。
母親是彰化鹿港人，跟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從小就給人家做養女，小學畢業後就在鄉下幫忙。嫁給父親後，母親就是嫁雞隨雞，和父親在台北打天下。
一九六○年代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要工業化的一個階段，移民特別多，大家從貧窮的農村到都市來發展。想要上進，就是要學一技之長，父親在「男裝社」做了一段時間後，決定要自己開店。那時候阿公的負債還沒有還清，也沒有錢，所以母親去借錢，幫父親把工廠開了起來。
從我有記憶開始，家裡的經濟環境並不是很好。那時候不是租房子就是住違章，因為阿公經商失敗欠了很多錢，他後來又中風，所以經濟負擔就落在父母親的身上。為了還債，父母一天工作都超過十五個小時，所以母親在物質上並沒有享受過好日子，但她是一個精神上很自足的偉大女性，也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
見過我母親的人都很喜歡她，她身上有一種很溫暖的氣質，而且喜歡分享，她做的菜，許多從小到大的同學和朋友都吃過。國小的時候，家裡的後門剛好連著學校的停車場；大學時我跟鍾佳濱、陳志柔住景美，那時候母親也常常準備許多冷凍處理好的食物，分裝成一包一包，解凍加熱就可以吃，而且一定會多準備朋友的份。兩個老人家就這樣騎著父親那部老舊的摩托車，一路噗噗噗的騎到景美送來給我們。
母親從小就很注意小孩的穿著，而且跟父親一樣，他們那一代的人，對古老的手工技藝有一種堅持，很像日本或英國十九世紀手工師父的職業尊嚴與美德（Craftmanship）。父親過世後，母親對我後來買的西裝都不滿意，她始終覺得那些成衣沒有手工的好。
姊姊的告別式
一九九○年中旬退伍後，我回到台大攻讀政研所博士班。三月學運之後，到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之間，也是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之一，各種學運與政治抗爭不斷。
但我的人生，也在這段期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從小照顧我的大姊，在這段期間過世。
姊姊是肺腺癌過世的，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三期。
姊姊大我四歲，因為父母親必須照料工廠，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是大姊在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我的襯衫與西裝褲，都是大姊幫我燙的。我的二姊大我兩歲，個性就像小男生，又是籃球隊員，也是整天在外面玩，所以從小我跟大姊感情很親，她就像是我的半個媽媽。
姊姊的個性充滿愛心，一生都是在付出。從小因為家裡的需要，姊姊沒有選擇升學，而是就讀補校夜間部，以便照顧家庭。那是一條艱苦的路，也是一個時代的女性縮影。有時我遭遇到重要困難，很低潮沮喪，姊姊的身影會浮現在我心裡，讓我感受到溫暖和愛。
女孩子過去在西服店沒有資格做西裝，只能做褲子，西裝是屬於男人的特權，所以姊姊在裁縫店裡學的是做褲子。但是她個性堅毅，跟那些師傅一樣，一步一步按著嚴格的學徒要求學了上來。工廠裡有一個父親教的師傅，個性敦厚穩重，姊姊就嫁給了他。
姊姊對我的感情很深，對我的呵護，就好像捍衛家道的香火是她的責任。大學聯考時，我在建中應考，姊姊有一個補校同學剛好在建中打工，姊姊就特別跑去拜託人家，借了一間有冷氣的辦公室讓我在裡面安靜讀書。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一日，我跟一群「自由之愛」的朋友被校方懲戒，姊姊跟家人就遠遠站在椰林大道的另一頭支持著我。一九九○年三月學運期間，部隊經常打電話到家裡來，姊姊擔心我被抓，幾乎是天天到廣場上來。姊姊來並不是一定要見到我，只要確定我沒事，她默默的來，默默的去。每天總有人傳來一袋東西，有時候是食物，有時候是乾淨的衣服。只要看到一袋傳來的東西，我就知道那天姊姊來過了。
三月學運期間，姊姊其實已經懷孕。她育有一女，一直盼望能生一個男孩子。那懷胎的十個月中，姊姊一直喘得很厲害，明明已經忍受不住了，但為了腹中的孩子她不肯去照Ｘ光。那時她知道我要出國，一邊喘還一邊幫我做了五件西裝褲，連醫生都在問：「她怎麼可能忍那麼久？怎麼可能忍得住？」
一九九○年十一月，姊姊終於如願產下一子，但是醫生也發現她得了癌症。全家沒有人敢告訴她，生與死是如此貼近。那段期間，姊姊的眼神總會靜靜的望著我，最後是我告訴了她。
姊姊是一九九○年十二月過世的。那年，姊姊三十歲，她的小男孩一個多月前才剛剛出生。我第一次在眾人眼前哭了起來。
絕食與生命的天人交戰
可能是上天有意要考驗我對生命的領悟，姊姊過世沒多久，在一九九一年民進黨退出國民大會所發起的「四一七大遊行」中，我陷入了是否延續學生絕食的天人交戰。
三月學運不久，我跟一群研究生朋友組成了「憲改會」，這是一個以研究生為主的學運論述團體，我們深入與各個社運團體共組讀書會，研擬各種民間憲章的版本，為當時各種抗爭運動建立理論的制高點，並與台灣教授協會合組「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提出主權、制憲、社會改造三大主張，全力推動制憲運動。
四一七遊行歷經十五個小時後，國民黨、民進黨徹夜談判。國民黨同意在國安會等三機構的組織法加入落日條款，民進黨於是解散遊行群眾，但學生非常憤怒失望，無法同意將動員戡亂時期的黑機關法制化。我們覺得被民進黨出賣了，因此回到台大校門口絕食抗議，林義雄與一些學者也加入學生的行列。
但絕食進入到第七、八天時，有些人已經失去了感覺，不但神經麻痺，器官活動也變得衰弱。是否繼續絕食，變成了理想與現實的兩難。有的絕食者認為必須對自己負責，想要繼續絕食下去；有的則認為再下去就會嚴重傷害身體，不應該壯志未酬成鬼雄。
大家都在等待我的最後決定，但我卻陷入了天人交戰。
絕食是最神聖的抗爭方式。我理解絕食者的信念，人生的某些重大歷史時刻，有時候必須犧牲自己，才能突顯體制的壓迫，那是一種偉大無私的情操。年輕時我們都讀過譚嗣同的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人無熱情枉少年。
但姊姊的過世，帶給我跟家人難言的悲傷，也使我對生命有了不同的體會。
大陸六四天安門學運時，學運領導者認為絕食抗爭已經告一落段，但後來陸續加入的學生卻覺得正要開始，所以激進者逐漸取得學運的主導權，最後終於衝破統治者的紅線，而遭到武力鎮壓。
運動領導者能不能把同志的生命，當成抗爭工具？
我以無比沉重的心情，思考著生命與運動倫理的複雜課題。
最後，生命價值佔了上風，我決定停止絕食。在結束抗爭活動的告別演講上，我談到自己這段反省的經歷，邊說淚水就一邊流了下來。我向同志們承諾，我們一定會有下一波抗爭行動，我們對抗不義體制的理想，不會就此熄滅。這是一種嚴肅的誓言。
書摘（3）
自序
這本書是我四十年生命的回顧。
一個乖小孩、好學生，因緣際會地變成學運份子；留學返國後，歸隊民主運動，在政黨輪替的關鍵時刻又得以參與政府，歷經總統府國安會、政府發言人、新聞局長等難得的磨練機會。這本書記錄了這些寶貴的經驗，以及我的心路歷程。
我們這一代很幸運，得以目睹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威權到民主，旋乾轉坤的巨大變化。
美國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有個「三代論」。他說：開國的第一代人物，應該致力於外交與軍事，以確立國家的基礎；第二代應學習建築、科學，以建設富強的國家；第三代則應學習詩歌、音樂，以充實文化、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我看台灣也有「三代論」：黨外和美麗島前輩是台灣民主的第一代，有他們的犧牲奉獻，才有今日的民主；第二代是學運世代，責任是保護民主的果實、壯大民主；第三代則要開始建設國家，發展社會。我大概是在二、三代之間吧！
我本是個熱愛學術的政治學者，身處變局中，覺得肩負重任，便一步一步走向第一線，要把政治理想付諸實現。
不論是國安會諮詢委員、政府發言人還是新聞局長，規劃的都是國家的整體政策。但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地方的草根民主與基礎建設。
我決定在台中市參選，不只因為當年大度山成功嶺的美好印象，也不只因為台中的文化氣息吸引了我，而是我看到了台中將是未來台灣的樞紐。
高鐵完成後，台灣的南北隔閡將被打破，西海岸整個成為一個生活圈，就像個大都市一樣。台中就是市中心，統攝南北，重要性不可限量。
曾經是台灣文化與政治中心的台中市，由於歷史因素，政治中心北移，剛好避開了像台北縣市那樣因為太快速發展，而導致擁擠、污染與混亂的命運。當台中的重要性重新被發現時，她的方向必須慎重。一方面要有前瞻性，將台中當作國家的中心來建設；另一方面又要有歷史感，讓台中成為台灣歷久彌新的文化首都。一方面要蓬勃經濟，引進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另一方面又要維護生活品質，讓台中永遠陽光普照，空氣清淨，泉水甜美。
台灣的發展有個軌跡。一九九五年陳水扁市長創造了台北時代、一九九八年是謝長廷建設海洋首都的高雄時代，二○○五年則輪到台中時代上台。
我欣逢其盛，決定承擔重任、面對挑戰，所依賴的除了長輩的期許、朋友的鼓勵，以及我的太太婉如的支持外，最主要的還是這本書中所寫的磨練與經驗，給了我信心。
我帶來的是學運世代捍衛真理的熱忱，以及政務官的視野、魄力與追求績效的決心。我要打破四年多來市政建設停頓的狀態，讓台中市動起來。
鑼聲響起，台中時代即將來臨！
歷史性的會面
二○○○年三月十日，透著寒意的春天下午，台大校友會館裡數十台攝影機已經擺開，等待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
二點三十分，備受敬重的中研院長李遠哲匆匆到場，面對圍上來的記者，他簡短地說，回台灣六年多，為了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他獲得許多嘉許，對於這場選舉，他想說的是任何人只要有理想、願意為改革努力，他都願意和他討論。他說完以後我引導他直接走向三樓的小房間，那裡面只佈置了一盆鮮花，一角坐著當時編號五號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他的臉上有一種即將承擔責任的嚴肅。
他們兩個人迅速握了手，然後坐了下來。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和守在門外的數十位記者沒有人敢離開半步，電視機前也有數十萬觀眾收看著隨時插播最新狀況的轉播連線。我像任何一個關心時事的台灣民眾一樣，專心感受著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我知道，漫長的黑夜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混沌中看見曙光
二○○○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是台灣第二次直接由人民選舉總統，當時有包含李敖、許信良在內的五組候選人參選，其中宋楚瑜、連戰和陳水扁三人的民調數字已有一段時間呈現拉鋸局面。在最後一段時間，中國發表了嚴峻的「對台政策白皮書」，國民黨連蕭陣營的文宣也打出了「陳水扁做總統，台灣戰爭，阿共打過來」，使得陳水扁的「終結黑金」訴求相形之下顯得黯淡許多。
雖然對外總是抱持信心，民進黨陣營內部對於這場選戰也不敢樂觀。先不說「新中間路線」在內部反應不如預期，即使做最樂觀的估計，黨內對選贏後的政府組成也沒有共識，當時出現了強調責任政治的少數政府和強調合作的聯合政府兩種意見，但兩種想法顯然都觸及了民進黨執政人才不足的痛腳。陳水扁在選戰後期雖然提出「全民政府」的口號，但是實際內涵還有待充實。
這一切要等到李遠哲院長和其他國政顧問團成員站出來以後，選戰的主軸才從政治人物虛構的戰爭威脅回到人民具體的改革期待上，「全民政府、清流共治」這張藍圖也才有了足以與國民黨百年老店抗衡的實力。
國政顧問團籌組前後
民進黨在選舉期間做了許多民意調查發現，「李遠哲因素」是決定勝負的重大關鍵。但是李遠哲院長究竟是怎麼站出來的？相信是民眾、政治觀察家和未來的歷史學家有興趣探究的謎題。
一九九九年四月，在李登輝前總統舉辦的音樂會中，我陪同許文龍先生去見李遠哲院長。第一次有機會探詢到李遠哲院長的心意，他關心的不只是科學的未來，而是整個台灣的未來，「政黨輪替」，可以使台灣邁入正常民主國家的軌道，也是他支持的理念之一。
這次見面的結果讓我們一些關心時政的朋友感到興奮，我們持續與李遠哲院長保持聯絡，同時思考著李院長的心願與台灣社會的改革動能如何接軌，才能達到創造歷史的效應。
這個答案在同年十月陳水扁被提名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後逐漸浮現，碩士論文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社會基礎」為題的我，十分篤定只有民進黨贏得這次選戰，達成政黨輪替的使命，才能夠使台灣越過改革的門檻繼續前進。我們越來越清楚促成李院長公開支持陳水扁是影響選戰的關鍵，也是學界義不容辭的使命。
經過再三的游說，加上陳水扁親自拜訪，李遠哲院長終於透露了有意支持陳水扁的想法。但是當時的時機和方式都有待更精密的策劃，因為在三人角逐的局面，氣勢太弱怕有棄保效應，氣勢太強則怕對手結合；另一方面，李遠哲院長在理念支持之外，並無意擔任行政院長等職務，使得支持的方式更需要設計。
因此，我們幾位朋友組成「ＡＢ計畫」（阿扁計畫），密切觀察選情。在這個高度機密的運作過程中，陳水扁與李遠哲各授權一個人作為聯繫窗口，陳水扁授權馬永成，李遠哲則請我協助傳遞訊息。很巧的是，我和馬永成是台大政治系的前後屆同學，十幾年前還曾經共同輔選另一位同學羅文嘉擔任台大第一屆學生會會長，十幾年後再度合作，相較之下這次任務卻是無比的沉重。
籌組「國政顧問團」是李遠哲院長的構想，他認為這個社會上應該有一群人，和他的想法一樣，不問黨派、不求官位，只想在國家社會發展的關鍵點上無私地站出來。在協助李院長聯絡的過程中，我發現李院長的想法是正確的，許多企業家與學者在明明知道表態對自己並沒有好處的情況下痛快答應了。李院長在與陳水扁見面後立即辭去中研院院長職務，以求維持中研院「學術中立」的形象，而國政顧問團的企業家在表態後立即受到中共當局的壓力，甚至有些國政顧問一直到選戰結束後都飽受暴力恐嚇的威脅。
我深刻地認識到，儘管台灣社會經過五十年的一黨統治，民眾被鼓勵往各種領域發展唯獨不要參與政治，但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畢竟已經形成，不管是菁英還是草根，民眾心中的公共性在適當時刻就會展現出來，匯聚成龐大的社會力。相信民眾心中的公共性、信任這個社會的公民社會特質，我對台灣民主的信心有一部分即來自於此。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國政顧問團第一批、第二批名單順利產生了，在社會掀起了巨大的漣漪，雖然在三月十五日中共總理朱鎔基給予台灣民眾強硬的恫嚇，但這只有更加強民眾尋求徹底改革的堅強決心。在選前最後一天，中山足球場擠滿了有史以來最多的民眾，無法入場的民眾佔據了中山北路，我深深知道台灣歷史將永遠地改變了。
陳總統在《世紀首航》一書中寫道，「選前最後一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站出來挺扁，號召許多知識份子和社會賢達、文化清流，共同組成國政顧問團，大家才能共同創造歷史。」
一生中難忘的畫面
每一個人心中總有一兩個畫面，當你灰心、失望的時候，用內心之眼注視著它，就會得到源源不絕的力量。對我來說，李遠哲院長和作為候選人的陳水扁握手的那一幕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看到一個知識份子放下與現實的「距離」，勇敢地介入歷史；我看到一個政治人物跳開短期政治利益的計算，堅定地承擔創造歷史的責任。
當我回頭看著這個畫面，我看到和我一樣的台灣新生代，在政黨輪替的第一道曙光誕生，對於原來以學術志業為終身職志的我，這不只是將手放在歷史舵輪的光榮感，而是介入歷史、承擔責任的使命感。
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在美國獨立時曾講過一段令人動容的話：「我之所以必須學習軍事與外交，是為了讓我的孩子能學習哲學、數理和建築，也是為了讓我的孩子的孩子有機會學習美術、音樂與陶瓷。」我為能夠將我的一生奉獻給台灣民主而深感榮幸。
叫我「民主小子」
在學運世代逐漸受到矚目之後，許多媒體朋友喜歡介紹我是「學運大老」，其實在內心深處，我認為自己是熱愛民主的「民主小子」。
我的政治啟蒙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在熟讀《孫文全集》和透過有限資訊管道逐漸了解「美麗島事件」真相的詭異交錯中展開，在很短的時間內，施明德、林義雄、張俊宏、許信良、黃信介、姚嘉文、呂秀蓮、康寧祥這些民主前輩的名字，就進入我的生活之中，而那些自由主義與追求民主的書籍，如雷震與殷海光的著作、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江南的《蔣經國傳》等，字字句句甚至進入我的血液之中。
一九八二年我進入台大政治系，在當時戒嚴的氣氛下，被媒體稱為「四大寇」的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教授對於時政的批評、對於自由主義的堅持，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開始發動「自由之愛」爭取校園言論自由後，黃武雄、蕭新煌、瞿海源、張國龍、施信民這幾位站在社會改革第一線的教授，也與年輕的我們建立起為共同理想努力、奮鬥的革命情感。
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我的愛情
現在想起來，年輕時的我，既是個書呆子，又是行動派，留給自己的時間很少，留給愛情的時間更少。
我大學時的女朋友和我現在的妻子婉如，兩個人都是我青春歲月的革命伴侶。也許是我的生命主題老早就選定的緣故，有時候人生是因緣際會，革命跟愛情很難兩分。
我記得當兵的時候正是野百合學運最烈之際，我和廣場上的好友們都心急如焚卻又不能常見面討論，我一有機會放假，大家就聯絡好到我女朋友家開會，她爽朗磊落、無怨無悔。
等到出國後，命運將我帶到婉如面前，才一談戀愛，又碰上學運海外串連的高峰期。婉如純真、熱情、自然，她不但與我作伴，還是很好的司機，有時為了找朋友，我們會連續開五、六個小時的車，我那時想著，也許我們就這樣開到天涯海角、白頭偕老。
我何其幸運，能有志投意合的伴侶；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回憶與我的未來，都跟台灣的民主分不開，也不想分開。
書摘（2）
裁縫師之子
我的第一套「西裝」
我在新聞局長任內，經常穿著一件灰藍色的西裝，它的樣式剪裁比較老式，而且年代久遠，穿起來顯得有些緊身。有些朋友常跟我唸，說我在鏡頭前看起來「不太帥」。
但很少人知道，這件西裝是父親親手為我做的，它對我的意義絕對不只是一件西裝。
許多人以為我的家境很好，其實，我來自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小時候家裡幾乎一無所有。父親是雲林麥寮人，當時鄉下種的就是像蕃薯、花生與西瓜之類沒有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所以父親跟很多雲林人一樣，必須離鄉背井，到外地打拚。他們的血液裡有一種很堅毅的生命力，到了外地都是白手起家，也有很多心酸的故事。
父親畢業於省立虎尾中學，當年他原本有機會保送高中，但是他很有志氣，想去台北考建中，身上坐火車的錢不夠，他就用跳車的方式，一路跳到台北。那個年代生活很辛苦，唸書時沒錢吃飯，就趁半夜跑到廚房去吃隔夜飯，能賒就賒，等有錢了再還。可是南部來的孩子，英文比較差，他考了一個接近鴨蛋的成績，就此結束他的建中夢，所幸後來我幫他完成了這個夢。
早年台灣找工作流行「剪刀、菜刀、剃頭刀」，父親最後做了一個決定，跑去學裁縫，在大稻埕一家有名的「男裝社」（西服店），從學徒做起。
「男裝社」是從日本時代以來就非常有名的西服店，他們生意非常好，都是做高級的客戶，包括一些日本人，他們整個學徒制非常的嚴謹，一定是做學徒三年。
在同輩裁縫師中，父親是手藝極為出色的一位，他自我要求很高，對細節很堅持，無論是駝背或是我們台語說的「大小身」（高低肩），父親都有辦法剪裁出一套合身的西裝，他的師傅和結拜兄弟都很稱讚他。
和許多雲林人一樣，父親個性正直，對事情好惡分明。他相信「嚴師出高徒」，借錢創業當了師傅之後，對學徒要求嚴格，印象中工廠裡隨時都有許多裁縫尺，是我們行為的準則。但他也生性耿介，對顧客多收的錢他一定退還；他也不喜歡與人勾心鬥角。雖然在成長過程中無法獲得父母的栽培，但創業之後，父親不但一肩挑起家族的財務負擔，盡力奉養中風的阿公、年邁的阿嬤以及長年有病的三阿姨，也照顧一群黑白雜處、浪跡天涯的同鄉人。
父親不是一個善於表達感情的人，但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場景，只要一回首，他總會在那裡。學運要被記過時，椰林大道上，父親跟家人就遠遠站在另一頭；出國留學的通關口，在送行的朋友與家人當中，父親也是站得遠一些，像一個背景一樣，但我知道他對我的關愛不會因此而模糊。
父親是得了肺腺癌過世的，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三期。你會很遺憾，為什麼沒有早去做處理。
父親過世那年，有一天到我大直的家裡，幫我試穿打好的西裝樣板，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難忘那一天父親離開的時候，他緩慢移動的背影。老年以後，他的背總有一點駝，穿著一件西裝。他一生總是穿著西裝。
三、四歲的時候，父親幫我做了第一套西裝。小時候家裡為了省錢，總會把做西服剩餘的布料省下來，那些剩布料子很好，做大人的衣服不夠，做小孩的差不多。所以那是一套長袖的西裝上衣，也因為剩布不夠，西裝褲做成短的。我穿著它，和弟弟在街坊「遊行」。
由於父母親都做裁縫，所以從小聯繫我們家人感情的也是裁縫。我的很多衣服都是父親親手做的；每當過年工作太忙的時候，母親會要我幫忙縫褲管；我出國的時候，姊姊會幫我做西裝褲。這些都是我們家非常特殊的「傳統」，一針一線穿梭縫製的濃密親情，儼然全家人歷久彌新的記憶。
直到現在，我還保留著父親為我做的第一套西裝，那讓我想起父親的剪裁歲月，一種在剩布中打拚的責任與感情，在剪刀和裁縫機中流逝的成長記憶。
母親的大鍋菜
我出生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號，那一天是農曆大年初一。出生前一天，母親還在趕工。
過年，是裁縫師家庭最忙碌的季節，要趕工給很多訂製西裝的人，那個時節的價格也最好，如果沒趕出來，人家過年就沒有新衣穿，所以母親是工作到除夕夜，隔天請產婆來接生。
我是家裡第一個男孩，在我之前是兩個姊姊，所以當時家裡的人都很高興，包括阿公阿嬤、父母親、左右鄰居和親友。因為我是在龍年的大年初一來報到，家人就喊我是「小龍子」，父母為了討吉祥就為我取名為「佳龍」。
聽說我小時候長得滿可愛的，也不哭鬧，所以大人都喜歡來抱我。父母因為工廠忙，就把我放在工廠的搖籃裡，所以從早到晚把我抱來抱去的都是工廠裡的大哥哥大姊姊，或是左鄰右舍。
母親是彰化鹿港人，跟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從小就給人家做養女，小學畢業後就在鄉下幫忙。嫁給父親後，母親就是嫁雞隨雞，和父親在台北打天下。
一九六○年代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要工業化的一個階段，移民特別多，大家從貧窮的農村到都市來發展。想要上進，就是要學一技之長，父親在「男裝社」做了一段時間後，決定要自己開店。那時候阿公的負債還沒有還清，也沒有錢，所以母親去借錢，幫父親把工廠開了起來。
從我有記憶開始，家裡的經濟環境並不是很好。那時候不是租房子就是住違章，因為阿公經商失敗欠了很多錢，他後來又中風，所以經濟負擔就落在父母親的身上。為了還債，父母一天工作都超過十五個小時，所以母親在物質上並沒有享受過好日子，但她是一個精神上很自足的偉大女性，也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
見過我母親的人都很喜歡她，她身上有一種很溫暖的氣質，而且喜歡分享，她做的菜，許多從小到大的同學和朋友都吃過。國小的時候，家裡的後門剛好連著學校的停車場；大學時我跟鍾佳濱、陳志柔住景美，那時候母親也常常準備許多冷凍處理好的食物，分裝成一包一包，解凍加熱就可以吃，而且一定會多準備朋友的份。兩個老人家就這樣騎著父親那部老舊的摩托車，一路噗噗噗的騎到景美送來給我們。
母親從小就很注意小孩的穿著，而且跟父親一樣，他們那一代的人，對古老的手工技藝有一種堅持，很像日本或英國十九世紀手工師父的職業尊嚴與美德（Craftmanship）。父親過世後，母親對我後來買的西裝都不滿意，她始終覺得那些成衣沒有手工的好。
姊姊的告別式
一九九○年中旬退伍後，我回到台大攻讀政研所博士班。三月學運之後，到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之間，也是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之一，各種學運與政治抗爭不斷。
但我的人生，也在這段期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從小照顧我的大姊，在這段期間過世。
姊姊是肺腺癌過世的，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三期。
姊姊大我四歲，因為父母親必須照料工廠，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是大姊在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我的襯衫與西裝褲，都是大姊幫我燙的。我的二姊大我兩歲，個性就像小男生，又是籃球隊員，也是整天在外面玩，所以從小我跟大姊感情很親，她就像是我的半個媽媽。
姊姊的個性充滿愛心，一生都是在付出。從小因為家裡的需要，姊姊沒有選擇升學，而是就讀補校夜間部，以便照顧家庭。那是一條艱苦的路，也是一個時代的女性縮影。有時我遭遇到重要困難，很低潮沮喪，姊姊的身影會浮現在我心裡，讓我感受到溫暖和愛。
女孩子過去在西服店沒有資格做西裝，只能做褲子，西裝是屬於男人的特權，所以姊姊在裁縫店裡學的是做褲子。但是她個性堅毅，跟那些師傅一樣，一步一步按著嚴格的學徒要求學了上來。工廠裡有一個父親教的師傅，個性敦厚穩重，姊姊就嫁給了他。
姊姊對我的感情很深，對我的呵護，就好像捍衛家道的香火是她的責任。大學聯考時，我在建中應考，姊姊有一個補校同學剛好在建中打工，姊姊就特別跑去拜託人家，借了一間有冷氣的辦公室讓我在裡面安靜讀書。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一日，我跟一群「自由之愛」的朋友被校方懲戒，姊姊跟家人就遠遠站在椰林大道的另一頭支持著我。一九九○年三月學運期間，部隊經常打電話到家裡來，姊姊擔心我被抓，幾乎是天天到廣場上來。姊姊來並不是一定要見到我，只要確定我沒事，她默默的來，默默的去。每天總有人傳來一袋東西，有時候是食物，有時候是乾淨的衣服。只要看到一袋傳來的東西，我就知道那天姊姊來過了。
三月學運期間，姊姊其實已經懷孕。她育有一女，一直盼望能生一個男孩子。那懷胎的十個月中，姊姊一直喘得很厲害，明明已經忍受不住了，但為了腹中的孩子她不肯去照Ｘ光。那時她知道我要出國，一邊喘還一邊幫我做了五件西裝褲，連醫生都在問：「她怎麼可能忍那麼久？怎麼可能忍得住？」
一九九○年十一月，姊姊終於如願產下一子，但是醫生也發現她得了癌症。全家沒有人敢告訴她，生與死是如此貼近。那段期間，姊姊的眼神總會靜靜的望著我，最後是我告訴了她。
姊姊是一九九○年十二月過世的。那年，姊姊三十歲，她的小男孩一個多月前才剛剛出生。我第一次在眾人眼前哭了起來。
絕食與生命的天人交戰
可能是上天有意要考驗我對生命的領悟，姊姊過世沒多久，在一九九一年民進黨退出國民大會所發起的「四一七大遊行」中，我陷入了是否延續學生絕食的天人交戰。
三月學運不久，我跟一群研究生朋友組成了「憲改會」，這是一個以研究生為主的學運論述團體，我們深入與各個社運團體共組讀書會，研擬各種民間憲章的版本，為當時各種抗爭運動建立理論的制高點，並與台灣教授協會合組「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提出主權、制憲、社會改造三大主張，全力推動制憲運動。
四一七遊行歷經十五個小時後，國民黨、民進黨徹夜談判。國民黨同意在國安會等三機構的組織法加入落日條款，民進黨於是解散遊行群眾，但學生非常憤怒失望，無法同意將動員戡亂時期的黑機關法制化。我們覺得被民進黨出賣了，因此回到台大校門口絕食抗議，林義雄與一些學者也加入學生的行列。
但絕食進入到第七、八天時，有些人已經失去了感覺，不但神經麻痺，器官活動也變得衰弱。是否繼續絕食，變成了理想與現實的兩難。有的絕食者認為必須對自己負責，想要繼續絕食下去；有的則認為再下去就會嚴重傷害身體，不應該壯志未酬成鬼雄。
大家都在等待我的最後決定，但我卻陷入了天人交戰。
絕食是最神聖的抗爭方式。我理解絕食者的信念，人生的某些重大歷史時刻，有時候必須犧牲自己，才能突顯體制的壓迫，那是一種偉大無私的情操。年輕時我們都讀過譚嗣同的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人無熱情枉少年。
但姊姊的過世，帶給我跟家人難言的悲傷，也使我對生命有了不同的體會。
大陸六四天安門學運時，學運領導者認為絕食抗爭已經告一落段，但後來陸續加入的學生卻覺得正要開始，所以激進者逐漸取得學運的主導權，最後終於衝破統治者的紅線，而遭到武力鎮壓。
運動領導者能不能把同志的生命，當成抗爭工具？
我以無比沉重的心情，思考著生命與運動倫理的複雜課題。
最後，生命價值佔了上風，我決定停止絕食。在結束抗爭活動的告別演講上，我談到自己這段反省的經歷，邊說淚水就一邊流了下來。我向同志們承諾，我們一定會有下一波抗爭行動，我們對抗不義體制的理想，不會就此熄滅。這是一種嚴肅的誓言。
書摘（3）
自序
這本書是我四十年生命的回顧。
一個乖小孩、好學生，因緣際會地變成學運份子；留學返國後，歸隊民主運動，在政黨輪替的關鍵時刻又得以參與政府，歷經總統府國安會、政府發言人、新聞局長等難得的磨練機會。這本書記錄了這些寶貴的經驗，以及我的心路歷程。
我們這一代很幸運，得以目睹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威權到民主，旋乾轉坤的巨大變化。
美國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有個「三代論」。他說：開國的第一代人物，應該致力於外交與軍事，以確立國家的基礎；第二代應學習建築、科學，以建設富強的國家；第三代則應學習詩歌、音樂，以充實文化、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我看台灣也有「三代論」：黨外和美麗島前輩是台灣民主的第一代，有他們的犧牲奉獻，才有今日的民主；第二代是學運世代，責任是保護民主的果實、壯大民主；第三代則要開始建設國家，發展社會。我大概是在二、三代之間吧！
我本是個熱愛學術的政治學者，身處變局中，覺得肩負重任，便一步一步走向第一線，要把政治理想付諸實現。
不論是國安會諮詢委員、政府發言人還是新聞局長，規劃的都是國家的整體政策。但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地方的草根民主與基礎建設。
我決定在台中市參選，不只因為當年大度山成功嶺的美好印象，也不只因為台中的文化氣息吸引了我，而是我看到了台中將是未來台灣的樞紐。
高鐵完成後，台灣的南北隔閡將被打破，西海岸整個成為一個生活圈，就像個大都市一樣。台中就是市中心，統攝南北，重要性不可限量。
曾經是台灣文化與政治中心的台中市，由於歷史因素，政治中心北移，剛好避開了像台北縣市那樣因為太快速發展，而導致擁擠、污染與混亂的命運。當台中的重要性重新被發現時，她的方向必須慎重。一方面要有前瞻性，將台中當作國家的中心來建設；另一方面又要有歷史感，讓台中成為台灣歷久彌新的文化首都。一方面要蓬勃經濟，引進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另一方面又要維護生活品質，讓台中永遠陽光普照，空氣清淨，泉水甜美。
台灣的發展有個軌跡。一九九五年陳水扁市長創造了台北時代、一九九八年是謝長廷建設海洋首都的高雄時代，二○○五年則輪到台中時代上台。
我欣逢其盛，決定承擔重任、面對挑戰，所依賴的除了長輩的期許、朋友的鼓勵，以及我的太太婉如的支持外，最主要的還是這本書中所寫的磨練與經驗，給了我信心。
我帶來的是學運世代捍衛真理的熱忱，以及政務官的視野、魄力與追求績效的決心。我要打破四年多來市政建設停頓的狀態，讓台中市動起來。
鑼聲響起，台中時代即將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