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年輕去流浪

【前言】出走與回家  /  林懷民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初到美國讀書。在舊金山機場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爾摩……

那是個驚嚇的啟蒙經驗。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課本的地名，原來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五月，搖滾樂、大麻、性愛，五十萬人大聚會的伍茲塔克音樂節，震動了全球的年輕人，而我來自戒嚴的台灣。一年多以前，巴黎、東京、紐約、柏克萊，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在台北，我衷心崇拜、曾在明星咖啡廳仰望的作家陳映真被警總抓走，寫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轉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徹底避談。

可以這麼說，到了美國，我才開始走進世界。

七○年聖誕假期，我從讀書的艾荷華，一路候補機位，用學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達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個水族館。我第一次看到海豚，樂得張開了嘴巴。

看完海豚戲球，我對著太平洋的落日發呆，轉頭才發現人全走光了。到了館外，停車場是空的，也沒公車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邊橫著大姆指等便車。

一位長髮嬉皮讓我上他的車。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要往何處去，便安靜地說：「那麼，到我家過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來上廁所，只見起居室五六個長髮男女安靜坐著，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房間裡有印度線香的味道，也許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靜。我回房繼續睡。第二天早上，另一個長髮嬉皮順路把我在公路邊放下。我橫起大姆指等車。

七二年，我打工存了錢，經歐陸返台。紐約到盧森堡的學生包機每人九十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據手上的「每天十元遊歐洲」，找青年旅館過夜，也睡過公園，認識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個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幾個朋友，一起混了幾天。吃飯，大家湊錢買幾條麵包，幾瓶便宜紅酒就打發了一頓。這些來自各國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離去，大夥兒就在便宜小酒館為隔日要啟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來，誤了車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認識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達，他要去摩洛哥，我的中華民國護照要等上一個多月才能取得簽證。從此我一人獨行，去義大利和希臘。

在羅浮宮、在烏菲茲美術館我第一次感覺到「顏色」。從希臘的天空和愛琴海，我終於知曉藍色有無限的層次和變調。在日內瓦，我看到一本美麗的畫冊，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敦煌壁畫。

通往曼谷的學生班機由雅典起飛。才走進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嚴的台灣；觀光尚未開放，一般人收入極少，我不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出國，躲到廁所狠狠哭了一場。

沒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國，頻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機場和坐飛機就要自閉地憂鬱起來。跟雲門出國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須離開；沒有主辦單位可以大方地讓三四十個人不演出，住旅館。

一九八八到九一年，雲門暫停的三年，我隨心所欲地跑來跑去。背起包包，住十元美金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

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髒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兩回氣後，我有了「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於擺脫時程表！

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恆河畔，看到骨灰灑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不知不覺，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頓了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聖牛踱步的火車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恆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雲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了以後，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後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了家，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家，遠地的戰爭彷彿也與我有關。更重要的是：離開台灣，隔了時空的距離，台灣，還有在台灣的自己，變得特別的清明，因而逐漸培養出對付自己的能力。

台灣解嚴二十多年，但是，我們仍然容易陷入島國的自閉，陷入消費主義的迷障。我懷念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沒有特定目的的貧窮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走。

二○○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六十萬獎金捐出來，成立「雲門流浪者計畫」，承蒙許多朋友，特別是施振榮先生和他的夫人葉紫華女士，以及吳清友先生、嚴長壽先生，熱心支持，使這個計劃可以持續進行。五年間，四十一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獎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台灣受了太多西方影響，對於近鄰的亞洲文化缺乏認識，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去紐約、巴黎之前，先到亞洲看看。我們要求流浪者單獨旅行：一個人走才能增加與當地人互動，確保和自己對話的機會。我們也期待旅行的時間不低於兩個月：希望他們可以完成緊張、興奮、疲累、挫折與重建的幾個階段才回家。

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麼期待。我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台灣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發展讓人喜出望外：

第一屆的謝旺霖書寫鐵騎西藏高原的《轉山》成為二○○八年誠品中文書籍排行榜第二名的暢銷書；簡體版在大陸「火紅」。

吳欣澤透過演奏與CD，以西塔琴豐富台北的音樂文化。

劉亮延的「李清照私人劇團」新作不斷，令人驚豔。

鍾權的紀錄片在公視、在大陸播放。

吳耿禎的現代剪紙這兩年來，成為台北眼亮的風景。

薛常慧的伊朗之旅，促成台灣與伊朗紀錄片的交流。

楊蕙慈去廣西學蠟染，回來發願募款，要為當地瑤族孤兒蓋一所小學。

盧銘世持續在全國推廣種樹，綠化台灣……

「流浪者」的旅行只是他們生命的逗點，沒有這趟旅行，他們的才華與熱情一樣會燦爛開花，但因為有過這番交會，我們沾染了年輕朋友圓夢的喜悅，也以他們的成就為傲。

二○○八年，雲門穿針引線，七位「流浪者」到四十所學校，分享他們旅行的經驗，參與的學生高達兩萬五千人。有些學校因而企劃了「小小流浪者計畫」，鼓勵學生進行島內自助旅行。二○○九年，十位「流浪者」接棒，到七十所學校演說，繼續擴大青少年的視野。

年輕人逐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而告別年輕多年的我，因為這個計畫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勵。工作膠著苦悶之際，遙想張子午騎著自行車穿越哈薩克、俄羅斯、土耳其，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邊；林乙華到尼泊爾參加喜馬拉雅山登山訓練；陳乃綺辭去台大醫院研究員工作，「捐出」八個月，到柬埔寨和寮國，參加當地登革熱的衛教、防疫的活動；輔導台北遊民多年的楊運生在日本深入觀摩遊民輔導機構的運作；我的世界變得寬闊，對自己的沮喪感到可恥，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聖經》裡，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得到父親寬容的擁抱作結。紀德的〈浪子回家記〉顛覆了《聖經》的道德教訓：回家的浪子，幫助弟弟離家出走。

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斷出走。


1.開啟生命真正的流浪－ －訪鄭宗龍

每個人的心，就像一棵樹，必須找時間靜下來修剪，讓它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看過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的人。一定忘不了主角悉達多，堅持流浪出走的那一幕。

流浪之前，悉達多是一個「優秀，卻不快樂」的人，他常質疑父親，懷疑什麼是神？他的靈魂變成一隻箭，總是指向婆羅門。

有一天，悉達多決定離開家園，尋找生命的答案。但，父親不答應。

悉達多堅定的站在黑暗裡，雙臂橫盤胸前，一動也不動。他的父親心中則充滿著憤怒、憂慮、恐懼，與悲哀。三個鐘頭，四個鐘頭過去了，悉達多的雙膝開始顫抖，但眼睛卻依舊望向遠方。他的父親竟發現自己的兒子變的「既高大，又陌生」。


最後，父親因為「愛」 ，而決定「放手」。父親說：「去吧  ！如果你找到幸福，就回來把幸福的秘訣告訴我。如果你找到的是幻滅，你也回來，讓我們再一起去向神獻祭。」


不管是找到幸福，還是幻滅成空，靜靜守候的家人都張開大手，擁抱疲憊的旅人歸來，這是何等動人的畫面！


赫曼‧赫塞的作品總以鄉愁和流浪為主題。他在「悠游之歌」訴說自己對流浪的渴望：「如果還有些渴望存留著，就是：我想再有一對眼睛，再有一個肺，伸在草地上的腿再長一點，我希望能變成巨人，把頭枕在阿爾卑斯山峰頂的積雪，躺在羊群之間，腳尖拍濺著下面深湖的水……」

他認為，悠遊是必須有的。他總覺得「生命在身內戰慄，在舌尖上，腳跟上，欲望裡，苦痛裡……」。他想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使「靈魂成為流動的東西，復原到千百種形態」。


‧透過流浪，與自己對話

和赫曼‧赫塞一樣，「總是努力追尋，卻總是不滿足」的流浪者鄭宗龍，是雲門舞集２特約編舞家。正因和赫曼‧赫塞書中的主角一樣，曾經叛逆、離家，充斥著不喜歡和現實妥協的「浪子性格」，他特別擅長用舞蹈來展現生命底層的欲望矛盾和掙扎。


鄭宗龍說：「國中的時候，我離家出走，走的越遠越好。但這次流浪離家，越走越遠，卻是為了回家。」他的「流浪者計畫」是環繞大半個印度半島，透過獨自旅行自我放逐、與自我對話。

他娓娓道來「從叛逆的少年，走向舞蹈創作」的心路歷程：「從小，我就很有主見，小三就為自己的好動，選擇舞蹈班。上了國中，因對課業沒興趣，終日在街頭鬼混，無知的想要展現自己的『勇氣』，跟著別人帶著安非他命『耍帥』而被警察逮捕。」

被捕前，他抓著母親為他求來的護身符，不斷的懺悔：「神啊！可否用你的力量，像錄影帶倒帶，回到那時候。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再做那種事。」


但生命，是不會等人的。只有記憶，才會不斷的倒帶、折磨、鞭瘩，直到我們願意接納自己，用新的眼光重新詮釋過去。

‧心中交相爭執的黑白天使

鄭宗龍的生命，從青少年被判「保護管束」開始，便在如此懊悔、掙扎、反反覆覆的自我批判中，矛盾往前。

舞作《狄德貝許》【原名：《彼此》】，充分反應他內心的掙扎。他總覺得內心有兩個聲音在打架。像「藍色小精靈」，每次在做事或做決定時，就會跑出兩個小天使。其中「白天使」代表純真、善良的想法；「黑天使」則代表另一個不見得是負面的想法。這兩個小天使，彷彿住在他心裡面似的，常常告訴他，「這個」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這個」和「那個」又有什麼不同。

鄭宗龍說：「這就好比我常在『賣拖鞋』和「跳舞」之間做選擇。」

高中畢業，自幼習舞的他，沒考上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白天只好幫父親送貨、賣拖鞋；晚上則到台灣藝術大學念夜間部。「白天做買賣，和客人討價還價；晚上則穿著芭蕾舞衣，過著藝術生活」，兩種迥然不同的世界，和生命價值，時時衝擊著他的內心。

直到大二，受到羅曼菲老師的鼓勵，順利插大考進台北藝術大學。很幸運的，大三遇到第一個編舞老師就是林懷民，「接觸大師的感覺好興奮」，從那時起，想要創作的念頭，便開始在他內心一點一滴的發酵。

大四，鄭宗龍對終日練舞的生活產生質疑：「我為什麼要跳舞？這樣跳下去根本買不起一台大車、液晶電視。苦苦練了一學期，最後所有的滿足，只在於『上台跳舞，和台下的觀眾給你掌聲』，三分鐘過後就沒有了。」他內心的「白天使」和「黑天使」又開始吵架：「是什麼東西，支持我從那裡走到這裡？為什麼找不到一個理由、理想，繼續往前走？」

於是大學還沒畢業，他就跑去當兵，也不想選擇藝工隊，唱歌跳舞，只想當個「普通人」。服役（陸軍）期間，卻不慎傷到腰椎，提前退伍。由於腰部開刀，釘了兩根鋼釘，每天穿著「變形金剛」的衣服，躺在床上，偶爾只能開貨車幫家裡送貨。蟄伏的日子，「心裡那把火，突然又燒起來」。他大聲的告訴自己：「我還想跳舞，我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不想每天送貨，看著那些拖鞋，跟客人殺價。我不喜歡，真的不喜歡。」

他下定決心，重返校園。畢業後，順利考上雲門舞集，演出「行草」、「行草貳」、「薪傳」、「水月」等經典舞作。無奈腰椎受傷後，身體已經無法負荷專業職業舞者嚴格的訓練。「真的很想靠意志力支撐下去，但身體就是不聽使喚。」既然無法做到最好，在雲門待了四年後，只好毅然決然選擇離開。

‧抓到機會，做到最好

但這次，他不再回家賣拖鞋，而決定自食其力，在外面租房子，想想自己「除了跳舞，還可以做些什麼？」

「我可不可以編舞？」鄭宗龍的眼眸，閃動著當時希望的火花。但是，「做了一個作品，放在那裡，究竟要如何尋求管道，被別人看見？」

羅曼菲老師知道他的想法，便對他說：「你既然那麼喜歡編舞，就來幫學弟妹編舞好不好？」「好不容易抓到一個機會，我就努力把它做到最好。」不管吃飯睡覺開車，他的腦海，無時無刻充斥著編舞的音樂。二○○四年，宗龍在北藝大（舞蹈廳）發表了他的第一個作品「白膠帶」。

全然的投入，為宗龍帶來亮眼的成績單。兩年後，他為雲門舞集２編創舞作「莊嚴的笑話」，同年編作的作品「狄德貝許」，從全球二十五國家三百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德國第一屆國際青年編舞比賽第三名。

然而，伴隨成名帶來的忙碌和制約，讓這個骨子裡充斥著「浪子性格」的大男孩，倍感壓力：「這個要做，那個不許做。謹言慎行，不可莽撞……」。

宗龍說：「當生命一直拉扯，一直run，莫名的按著世俗的軌道一直滾動，漸漸的，變成一種規律。我心裡直覺『不該是這樣』，它應該有不一樣的路可以走。我好想找個地方，安安靜靜的，釐清自己，想清楚自己究竟要甚麼。」

二○○六年十月七日清晨，他終於因雲門「流浪者計劃」，離開喧囂的台北，走向印度。第一眼看到的德里，破舊原始，滿地動物糞便，沒有人為的修飾和偽裝，在一個陌生，沒有人認識的環境，驟然抖落所有的壓力，骨子裡那個「渴望自由，不喜歡受到任何約束」的浪子，輕輕鬆鬆的從深處竄出來。

我彷彿也看見他內心的「黑天使」和「白天使」，解放似地，跳出來探頭呼吸，對著我微笑。

鄭宗龍說，一個人活到三十歲，很多習慣都養成了，很難透過兩個月的流浪改變什麼。但當你身邊沒有手機、沒有TVBS、甚至沒有朋友時，你才有辦法把自己歸零，好好整理自己。這個時候，就像在整理硬碟，你會去思索「這些照片要放在哪裡？有些記憶，要擺在生命的哪個角落？」漸漸的，就會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麼走？

「回到原點，沒有任何世俗的壓力，可否談談為甚麼喜歡跳舞？」趁兩個小天使還沒開始吵架，他還掛著大男孩式的天真笑容時，我趁勢追問。

鄭宗龍果然笑了：「跳舞時，我很開心。那種『開心』，跟看綜藝節目、買名牌的開心，是不一樣的。更嚴肅一點說，那種『開心』是一種『存在』的感覺。人在生活中，沒有辦法常常感覺自己的存在。跳舞的時候，我流汗、流淚，我知道我手在哪裡，腳在哪裡，手在幹嘛，可以觀察到自己。」

雖然因流浪得以回到「單純喜歡跳舞」的世界，但也因過於單純不設防，第二天他就被一位自稱是大學生的年輕人，騙至印度北方的喀什米爾山區。

‧三個重要的貴人

沒想到，生命的轉彎處，總有意外的旅程。因為受騙，卻換來一個禮拜住船屋、住牧民家，與牛羊一起徜徉大自然的特別體驗。「這是旅程中，最美好，最放鬆的時刻。」鄭宗龍說，回首過往，好像在人生的轉捩點，老天爺都會帶來意外的禮物。他憶起生命中三個貴人：


「第一位是盧蘇偉老師，他是我國中被判保護管束的觀護人。他牽著我的手，進入水晶球，讓我看到人生百態。他帶我去安養中心餵食植物人，去孤兒院陪伴孤兒，去探視燒燙傷的孩童。他讓我看到生命中有很多不一樣的人，和我同時存在。他們那麼不幸福，卻那麼努力的呼吸。而我，這麼健全，為什麼要去吸毒殘害自己？這次生命的轉折，讓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和自己。」

「第二位是羅曼菲老師，她牽著我的手，走上不同的舞台。她讓我有機會考插大，為學校、雲門二團編舞。她曾經要我臨時代打，只給我錄影帶自行琢磨，在完全沒有排練之下，臨時上台演出。她總是相信我，可以做的很好，但其實我嚇得屁滾尿流。」

「第三位是林懷民老師，他像是我的百科全書。當我離開雲門舞集，面臨房租的經濟壓力時，他竟爽快的說：『你若沒錢，就來當我的司機』。後來，他果真打電話給我：『宗龍，有沒有空，載我去……』到達目的地，就真的給我車資。這段當林老師司機的日子，林老師在車上聽台北愛樂電台，就幫我上音樂課；若一起看演出，就幫我上創作課；還讓我認識德國詩人里爾克。」

「真的很感謝生命中有這麼多的貴人幫助，再做不好，就……」正當我聽得津津有味的當兒，鄭宗龍突然收歛起笑容，低低的說：「做藝術，沒有標準答案。不像讀書，讀一讀，就真的會好……雖然有夢想，但現實環境卻不容許……」不知猛然想起什麼，他突然又皺著眉頭，心裡面的兩個小天使，好像又要打起架來。

‧生命答案何其多

靜默半晌後，他剖析自己：「直到返回德里，在南印度果亞海邊，獨自度過三十歲生日，望著天上的白雲，我開始想家，才認真去思索，自己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有時我覺得自己很熱情，但在很多人面前，卻變的很安靜，很靦腆，不曉得自己要站在哪裡比較好？有時候甚至連跟老師說『謝謝』，都不知要怎麼說出口。」

「我覺得自己很複雜，腦海裡有很多不規則的形狀轉來轉去。很像玩拼圖，不知拼好以後，會變成一塊什麼形狀？也許人一輩子就是這樣，總是不知自己會拼成怎樣？也許一輩子都拼不完整，也許永遠都少了那麼一塊，也許總有幾塊擺在不對的位置，也許我要試著去接受，自己總是找不到統一的答案。」鄭宗龍一字一句的說著，說的好懇切，以至於內心兩個小天使，變得出奇安靜，忘了吵架。

「也許，生命本來就充滿未知，沒有固定的答案。」我憶起小時候考試，是非題只有「○」、「X」兩種答案，即使選擇題，也只有四個選項。長大後才發現，生命的選項真的很多，而生命的答案，有時不是一個「○」或「X」就能說清楚。

他點點頭說起，有一次在迪化街幫父親擺攤賣拖鞋，有個醉漢突然盯上他，莫名其妙就揍了他一拳，然後拿起白亮亮的刀子，追著他跑了整條街。「當時，我嚇得半死，拚命的跑到堤防下躲起來，才躲過一劫。但後來想想，『生命是百態』。就像當下，也許我們很嚴肅，或者很輕鬆的討論事情。但同一時間，在這個時刻，還有很多我們無法想像、或荒謬的事情正在發生。每個時間，都同時存在著很多不一樣的事情，這就是人生的百態。」 

「從小到大，當我們對生命無助、充滿困惑，免不了會去求神拜佛尋求解答或慰藉。」這趟旅程，他也特地前往印度菩提迦耶，看看拜了三十年的神「所悟道的地方」。看看這個神，曾在菩提樹下做什麼？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沒想到，旅程中一向硬朗的身體突然開始上吐下瀉，但他依然堅持不懈地，連續七天到菩提樹下參佛，讀釋迦牟尼傳。不知是天氣，還是其他緣故，即使生病，在菩提樹下卻依然覺得舒坦。

「好像有某種力量，觸動內在的開關，莫名的，就流下眼淚」。他猛然在菩提樹下體會：「每個人的心，就像一棵樹，必須找時間靜下來修剪，讓它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而不要讓它亂長，長到自己無法收拾的局面。」

在瓦拉納西火葬場，則讓他感覺人很渺小，一把火就可以把人化為灰燼。他說，印度人都相信，若死在恆河，一定可以上天堂。因此，印度人希望可以在恆河走完最後的旅程，甚至年老生病，也要坐火車來恆河等死。當他看著有人邊唱歌、邊跳舞，邊把屍體燒掉，然後眼睜睜的看著屍體扭曲、變形、化為灰燼。突然覺得身體不再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留在人們心中的思想和感情。


「你很難相信，一條恆河裡面，有漂浮的屍體、有人在洗澡，有動物的糞便，也有人當『聖水』舀來喝……」鄭宗龍對恆河栩栩如生的描述，把我嚇了一跳，所有的「生」「死」「聖潔」「醜陋」「污穢」，全部集中在恆河，這是生命的「實相」嗎？還是我們不應該「著相」而有「分別心」？


旅程終點，到了泰姬瑪哈陵，鄭宗龍再次落淚。他為自己而哭。因為到了泰姬瑪哈陵，就表示完成任務，可以回家。這是第一次，他證明自己有能力，一個人，到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的地方，歷經生命的恐懼不安、旅途的險惡，然後走一圈回來。


‧嘗試獨自旅行，靠自己完成一些事

經過旅程的「自我修剪」，隔年二○○七年，鄭宗龍推出新作「變」。


他說：「以前創作，總會去想，觀眾喜歡什麼？經過這趟旅行，我嘗試拋下許多包袱和觀眾的喜愛，只做自己想做的。所以這次創作，舞台很純淨，沒有怖景道具燈光，舞者沒有參雜太多喜怒哀樂，也沒有刻意去表演、去討好觀眾，或刻意和觀眾對談，只是配合「泰瑞.萊里」簡單的旋律，做身體的舞動。我希望能讓觀眾自己靜靜去思索、去感覺，而不是像以往用舞蹈，拉著觀眾的感官跑。就好像一棟房屋只有結構、骨架，還沒有裝潢。而觀眾、舞者、包括我，都能用最原始的眼光，來看待自己。」

回首這段流浪的旅程，鄭宗龍又說：「兩個月的旅程，我做了很多『看不見』的事，就是『和自己說話』。我不敢說，我『找回自己』，但比較能『接受自己』。我的流浪還沒有結束，旅程中的思緒、反省、整理，都還在繼續。應該是說，『這段旅程，打開我生命真正的流浪』。」

「我希望可以變成一種風氣，大家可以嘗試獨自旅行。在印度，我看到好多西方人，尤其是十七、十八歲的年輕人，用自己的能力賺了一筆錢，便背著背包出去流浪，出去冒險，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也許我們也可以這樣，透過旅行，體驗各種生活，學習怎麼長大，然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些事情。」


「我喜歡在旅行中，記錄各種容顏。回來後看著照片，常會細細回想：和他們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雖然有時記憶很模糊，但有一天，在你需要時，說不定會猛然從深處竄出來，幫助你做決定，或給你一些方向和選擇。」

‧走自己的路，不再疑惑

訪談過程中，才發現鄭宗龍第一次「雲門流浪者計劃」甄選，曾慘遭滑鐵爐，他靦腆的抿著嘴角：「就算第二次失敗，我還是會試第三次、第四次……生命就是這樣，一試再試，從經驗找到方式，達到目標。」


他翻開最喜歡的書－－「給青年詩人的信」，德國詩人里爾克在上面寫著：

你不能計算時間，年月都無效。就是『十年』，有時也等於虛無…
藝術家是：『不算、不數』，只像樹木似地成熟，不勉強擠它的汁液，滿懷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風雨中，也不擔心後邊沒有夏天來到。
夏天終歸會來的，但它只向著忍耐的人們走來；他們在這裡，好像『永恆』總在他們面前，無憂無慮，寂靜而廣大…….
我天天學習，在我所感謝的痛苦中學習：『忍耐』是一切。

鄭宗龍說：「我很喜歡里爾克寫的這一段。有時，我不免會想：也許生命裡沒有轎車、液晶電視，也沒關係。」

我突然又想起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悉達多堅持流浪出走的畫面，還有父親對他說的話。我想：旅途的終點，不管是找到幸福，或幻化成空；不管是得到掌聲肯定，或窮困潦倒，只要能夠面對自己的內心，做真正的自己，讓內在的『白天使』和『黑天使』，彼此拍拍肩膀，互相安慰，成為自己最親密的家人。那麼，任何的風雨、榮辱、毀譽都走得過去。

生命不是這般嗎？忍耐、堅持、無憾。

創作不懈的鄭宗龍，憑著一步一步的努力，終於成為台灣最受矚目的新銳編舞家。不僅是第一位應邀參加「新舞台‧新舞風」的台灣編舞家，還應邀至澳洲、香港、倫敦等舞團編舞。二○○九，陸續推出新作，為雲門２編作「牆」，與台北市立國樂團合作樂舞作品……

看來鄭宗龍，透過流浪的旅程，逐漸卸下一層一層的包袱，終於悠遊在最愛的舞蹈，用創作與無悔的堅持，走出了自己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