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清晨的京都情人

這是由名叫四條直美的女性，在病床上錄下的四卷錄音帶引發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新年，被告知腦腫瘤而在築地國立癌症中心住院的四條直美，在這年的秋天去世了。享年四十五歲。她是位翻譯家，同時也是個稍有一點名氣的詩人，因此數日後，報紙社會版的左角落，出現了二十行有關她的死亡報導。雖然是篇很不錯的報導，但如果附上照片，我想那會更好。

錄音帶是直美陷入病危的兩週前，郵寄給在紐約留學的獨生女葉子的。當初，直美好像打算根據自己錄製的錄音帶，寫一封長信給女兒。這是從她遺留的三張寫得很潦草的信紙中，無意間透露出來的。寄到紐約的四卷錄音帶，和直美生前愛用的歐米茄手錶及這信紙包在一起。

葉子非常重視那封沒有寫完的信。她把母親最後寫的文字反覆閱讀，現在，仍然可憑記憶背誦。但是，葉子並沒有把錄音帶的內容做整理。對崇拜母親勝過任何人的葉子來說，也許那是很困難的作業吧。因為錄音帶的內容怎麼也不能讓父親聽。

四條直美確實不只是個品行端正的女性。她受到許多人喜愛，但也同樣被許多人憎恨、畏懼。儘管如此，她並不是個會公開批評或攻擊人的女性。即使碰到盡會輕視人的傢伙，她也只會凝視對方的眼睛數秒鐘而已。據說，葉子也曾遭遇過好幾次那樣的凝視，以致在幼小的心靈中，對母親懷有摻雜恐懼的不可思議感情。但即使如此，對葉子來說，四條直美是個特別的女性這個事實，一點也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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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見到葉子，是在我六歲時的春天。我們是一年青班的同班同學。

在學校時，葉子的成績始終是第一名。在漫長的學生生活中，雖然出現幾個競爭對手，但都比不上她。葉子對於老師的問題總能輕鬆回答，也許受到母親的影響，小六時就閱讀菲力浦．馬羅（Philip Marlowe）的故事原文了。葉子的生活方式也很符合她的IQ，暑假結束就一定提交描繪輕井澤街道或淺間山的繪圖日記。葉子畫的淺間山，是一座非常險峻而且高大的山。

「葉子的血統就是和我們不一樣呀！」

記得四年級時的夏天，從游泳池回來的路上有位同班同學這麼說。他還邊吃在路旁買的冰淇淋邊持續說著。

「我母親說，葉子的家很了不起。她的母親很聰明，曾祖父更是非常偉大。」

聽了這樣的話，沒有家世或血統做後盾的孩子，總會感到莫名的不安。

「有多偉大？」

另一位同班同學戰戰兢兢地問，他就像自己也很偉大般得意洋洋地回答說：

「太偉大了，就像成為A級戰犯的程度啦。」

在場的同學們好像很佩服似地點頭表示同意，因此我也跟著點頭。但是，A級戰犯究竟偉大到什麼程度，其實我並不清楚。既然是A，那大概就比B和C偉大吧。我只是單純地這樣想。可是，戰犯究竟是什麼？雖然心中不無疑問，但因為其他同學都了解，我也就不敢輕易詢問。我並沒有向同班同學尋問任何事的習慣。因為世田谷的小四學生最害怕被人認為不懂事了。

A級戰犯到底是什麼？為了記住剛剛才聽到的這個詞，我在心中反覆唸著「戰犯、戰犯」。這是個具有不可思議迴聲的字眼。我打算一回到家就先問母親，所以很想盡快回家。九歲的我，忍不住想知道葉子家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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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我每年都被邀請參加葉子的慶生會。但是我的母親並不太樂意我去。母親稱呼直美為「那個壞女人」。依照母親的說法，四條直美離當時的一般母親形象相當遠。

後來隔了好久，才知道我的母親好像每天都在觀察直美。根據母親說，直美經常在上野車站附近的咖啡店消磨時間直到傍晚，到了五點就前往超市買東西。

「那個女人每三分鐘就抽一支菸喲！」

母親的話中似乎故意帶著輕蔑，但我反倒感覺出那是近乎嫉妒什麼的。

葉子的生日是八月二十日。有關那一天的片斷記憶，現在仍留在腦海裡。在暑假期間，能和好久不見的同班同學見面是很開心的事，而最開心的就是直美的母親是個很有趣的人。穿著夏裝的直美隆重地招待同班同學，用餐時，她總把我們的導師當作話題。

「那位老師的髮型不知改了沒？」

只要直美這麼一問大家都笑了。那的確是奇怪的髮型。她把老師的髮型比喻為「漆黑的梯田」，大家都笑個不停。

那位老師，曾經在上野毛車站附近被車子撞到，住進醫院。

「不管怎樣都要小心車子！」

雖然他經常對我們這麼說，但他本人穿越馬路時，似乎都在「思索事情」。他在思索事情的當兒被車子撞到，碰巧在事故現場的就是直美，所以這件事在我們之間是有名的話題。

「雖然俯伏倒在地上看不到臉，但我馬上就知道那是你們的老師呀。看他的髮型就知道啦。」

直美這麼一說，大家又笑了。她很懂得交談竅門。笑聲消失後，她就一邊搖著鄰座孩子的肩膀一邊繼續這樣說。

「老師，不要緊吧，請堅強一點，當我這樣對他說時，趕到的救護人員問我，妳認識他嗎？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完全不認識。」

戴黑框眼鏡短髮的直美，把招待全體客人的料理端出來，又講了些笑話後，就躺在起居室的沙發上閱讀洋書，並且不停地抽菸。偶爾，可聽見她配合唱片哼幾句洋歌。她和一般的母親畢竟還是有些地方不同。

她雖然是個充滿朝氣的爽朗女性，但大概抽菸過多的關係，聲音有點嘶啞是個缺點。而且，在我們快到傍晚要回去時，她經常略有醉意了。表面看來雖然沒有什麼異樣，但從她吐出來的氣息就可知道。她習慣抽七星香菸，喝「J&B」酒。這樣的女性，不受鄰近主婦歡迎，是當然的。

最後的慶生會是在小六那一年的夏天，直美在我們面前邊彈吉他邊唱歌。

「真的很感謝你們一直和葉子友好。這是以前流行的歌曲。」

她這麼說著，隨即以流暢的英語唱起歌來。那是很優美的歌曲，而且她的吉他彈得很好。隔了好久之後，聽到從收音機傳來的同樣歌曲，才知道她當時唱的是瓊妮．蜜雪兒（Joni Mitchell）的歌。我們拍手叫好，直美站起來深深鞠躬答謝。我想，那時她一定也喝了一點酒。

在直美自己設計的具現代感的起居室，掛著巨大的昭和天皇照片。那是很不相稱的。

「這，很好吧？」

有一天，發現我正看著那張照片的直美，這麼說著並頑皮地笑了起來。我也覺得很好笑，便跟著一起笑。不正經的大人遠比一本正經的大人來得好──我這麼認為，這已經是十五年前夏天午後的事了。

我喜歡四條直美這個人。經過葉子家附近時，心裡總期待能偶爾遇到直美。晴天時她常清洗她的Veletto愛車，每次看到我都會跟我打招呼。我們就在車庫前談論各種事。雖說如此，幾乎都是直美在說話，我總是被她的說話技巧壓倒。

我只有坐過一次直美開的Veletto。雖然只是開到多摩川邊的短短行程，但對我來說，則是難忘的時刻。至於什麼原因到多摩川，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但還記得從車用收音機傳來「Old Fashioned Love Song」。當播放到印象深刻的序曲時，直美就吹口哨，加快引擎。

「這是我很喜歡的歌啊！」

她把收音機的聲音開大，跟著哼唱。歌曲才剛剛逐漸收尾時，直美就關掉收音機，發出不屑的嘖嘖聲。

「我討厭民間廣播。盡說些無聊話！」

惡言惡語罵了一陣後，直美開始說明歌曲的內容。「好美的歌！」她說。我邊回答「是的」，邊想若要結婚的話，這樣的人最好。

直美把車子停在河川用地，我們在多摩川邊散步了一會兒。她詢問我學校的事，但幾乎是心不在焉。她點燃七星香菸後，把夾在指間的火柴棒彈出去。

「下一次一起到遠一點的地方吧。」

直美邊眺望河面邊唐突地這麼說。遠一點？遠到哪裡？我這麼問她，她說：

「我喜歡開往西方。上次開到名古屋附近，其實很想開到更遠的地方。」

直美究竟在想什麼，當時的我無從知道，但現在可以回答了。她想像的是比名古屋更前方傳說中被群山環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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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美開的Veletto，現在停在我住的大廈停車場。

由於車子維修得很好，即使是冬天，引擎仍然可以馬上發動。葉子坐在Veletto的前座，我每個週末都要外出去超市買東西。世上有不少人喜歡古董車，所以在停車場常有不認識的人向我搭話。由於直美的關係，我在這一帶被認為是個有點怪癖的人。

直美死後，葉子從大學中途退學回到日本，在美國大使館工作。但是，半年左右就辭職了，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在澀谷的書店打工。儘管彼此住得很近，我們卻在道玄附近的大型書店再度偶遇。

「母親要是活著的話，就可省去說明你的事了。」

為了獲得結婚的承諾，拜訪葉子家回來的途中，她向我這麼說。

我與當新聞記者的葉子父親，是在此時首次見面。葉子的父親聽到女兒過不了半年就會生下孫子，非常生氣。我本來就很擔心這件事，但不知為何葉子卻很樂觀。甚至看起來好像樂於這樣的狀況。

「真好笑呀！」葉子邊走邊嗤嗤地笑。

「有什麼好笑？」

「是雙胞胎的男孩子。我昨天去檢查時得知的。一次會有兩個孫子，父親一定連反對的時間也沒有。能大搖大擺也只有現在這個時候。週末就把孩子交給爸爸照顧，我們開車到遠處去。」

聽她這麼一說，剛才的擔心全掃除了。對葉子腹中持續成長的孩子的擔心，也同時煙消雲散了。這樣的心情或許只有將成為雙胞胎的父親才能領會。也就是說，其他的事情暫時都變得無關緊要了。

我想到有幾件事非思考不可，而應該做的事也不少。但不管怎樣，為了孩子們總得吃些東西，我們往二子玉的「燕子餐廳」去，點了馬賽魚湯（Bouillabaisse）。那天晚上葉子的話遠比平常還多。至於我，為了適應新狀況，似乎已花了一段時間。

「沒有任何東西經過十年後還不會改變。過了二十年，連周圍的風景也會改變。任何人都會變老，新的世代很快就會跑進房間來。不管你願不願意，時代都會前進，世界就是這樣繼續下去。」

吃完飯，葉子說了那種有意義的話。

「說得好！剛才的台詞。」

「其實這是母親在雜誌上寫過的。我特別喜歡『世界就是這樣繼續下去』這一部分。」

這麼說了之後，葉子從肩包拿出那本雜誌放在桌上。

我一邊喝咖啡一邊看了直美寫的記事。接著葉子唸了一段，她這樣寫著。

「到此是最終，已經沒有辦法了。我自己不知那樣想過多少次了。但是，命運這東西遠比我們想像的還反覆無常。說不定昨天的憤怒和悲哀，明天會變成任何東西所不能替代的喜悅，事實上，人生就是那樣的反覆。」

四條直美相信那樣。至少想那樣相信而經常告訴自己。

她寫給女兒的最後一封信，這麼寫著。

「我至今讀過好幾千本書，但從日常生活中學到的，遠比書中學到的還多。二十幾歲時的我，是討人厭的充滿自信的人，輕視許多人，但即使如此，並沒有成了自以為是的奴隸。雖然心裡瞧不起賞花的人，但偶爾看到櫻花，卻會被它的美壓倒。就像鋼琴家每天不停地敲打鍵盤般，我一直持續人生的練習。」

這就是典型的四條直美。在她留下的錄音帶中，我也聽到好幾次大致與此相同的迴聲。

我絕不會忘記初次聽錄音帶的那一夜。之後，仍反覆傾聽，所以現在連有咳嗽聲或雜音的地方，也很熟悉。

直美的話有很多重複，也有明顯混亂的地方。登場人物當中，有幾個人恐怕被過度理想化。既有欲言又止的地方，過分省略的部分也很多。甚至錄音帶突然中斷。畢竟她沒有充分的時間。

如此直接口述灌製的四卷錄音帶，真真實實地呈現出人類口語常有的不完善，但儘管如此，以低沉聲音敘述的這部回憶錄，有些地方似乎足可壓倒人。

福樓拜（Flaubert）有言：筆是何等沉重的槳，不管怎麼划也無法前進。最後一封信中所寫的人生練習──不管結果怎樣，我喜歡四條直美在人生的最後，仍企圖對抗困難的工作，現在也仍然支持那樣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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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妳考試期間還寫長信給我。一邊想像哥倫比亞大學的種種，一邊全神貫注逐字看妳的來信，我忘記了好久被死神纏住的自己。

據丈夫說，我的病情正逐漸好轉，但照了照枕邊的鏡子，怎麼也不覺得那樣。雖然沒有那麼嚴重的疼痛，但我想那一定是嗎啡或什麼的關係。並不感到特別痛苦而面臨死亡的我，也許應該感謝自己屬於晚生的世代，以及現代醫學的過度發達。只是，也確實是這緣故，使得我陷於半生半死的狀態。

兩個禮拜前的星期一，我辦完了生前遺囑。丈夫似乎不願接受我即將死亡的事實，費了好大勁去說服他，最後總算勉強同意了。對於這件事，我非常感謝他。我是一輩子不放棄思考的人，因此當思考停止時，我就想走下人生舞台。

現在丈夫還健康，只要我希望的話，妳也會立刻再趕到甘迺迪機場吧。但是，我自認我知道，人是會隨時間改變的。手術後，如果我沒有任何反應，如植物人般持續存活好幾年的話，丈夫和妳現在對我所懷抱的情，遲早也會變成不耐煩或厭惡。當診治醫生告知「是危險手術」時，我心裡最先想到的就是那樣的光景。但即使如此，我也不允許任何人說──我們向來共有的感情是虛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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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稍微描述一下醫院的狀況。

五樓高的國立癌症中心，一半是兒童病房，那兒有許多白血病和腦腫瘤的小孩子。雖然目睹遭嚴重疾病摧殘的孩子是很難受的事，但在我眼中，他們的父母看來也非常痛苦。妳有沒有看過已無存活可能、卻還想快活行動的人？就每天懷著恐懼和對將來的不安、而且使相關人也陷入不幸這一點來說，疾病和戰爭是極為相似的。不過，即使戰場上也會產生友誼，能互相說說笑笑。

這家醫院採取完全看護的制度，母親們下午三點來訪、七點回去。住院以來，我看到她們的身影，就知道是下午的時間了。

我坐在回廊的長椅，一邊看著孩子們的姿態、一邊和他們的年輕母親聊天。有一半的孩子用長管子繫在病床上，症狀嚴重的孩子甚至連翻身也不行。有的母親說，我的孩子在某個時候突然說話，光是這樣就叫她高興地過了好幾天。

我是個自私任性的女人，雖然沒有為妳做過任何像母親樣的事，但對她的話也頗有同感，喚醒我對妳幼小時的回憶，突然眼淚奪眶而出。我就是這樣，每天坐在長椅上，邊培養友誼邊回想過往的種種，或微笑或流淚。

我好多次想起三十多年以前的某個午後。偶爾從三樓窗戶俯瞰校園，和那個有點掛心的高年級同學的眼神碰撞在一起。單單這樣，我就心神不定好幾天。如果他和我說話怎麼辦呢？要用什麼話拒絕才好呢？但是，如果拒絕不了怎麼辦呢？當時十三歲的我，好幾天就只活在那種天真的幻想中。前來兒童病房的母親們心中，可能也有類似的感情吧。我和那樣的母親當中的幾個人，現在已成為年齡懸殊的朋友。或許也可以稱為「戰友」。

上個月底的某一天傍晚，受母親們之邀去娛樂室。她們準備了一個大蛋糕，因為那天是我四十五歲的生日。我和孩子們一起拍照留念，並收下他們所寫的生日卡。

「祝直美生日快樂！不能上學我很難過。如果身體好了，請妳教我英文。」

母親催促孩子朗讀生日卡，每讀完一張就響起如雷的掌聲。我是多麼辛苦地讀完卡片，妳能想像得到嗎？在孩子朗讀卡片的中途，所有的母親都哭了。我可能也是那樣。我收到一個銀製的小相框，和每位母親緊緊地握了手。我從來連想都沒有想過，所謂同志，肯定就是指這樣的關係。

丈夫說，不可以為死亡就在身邊。我並不反對他的意見，所以盡量努力不那麼想。雖然如此，但死亡確實在我身邊。我閱讀不是為工作而是純屬消遣，或寫長信試圖努力遠離死亡，但還是不能防止感到死亡就在身邊。死亡朝夕潛入我的意識中，有時甚至潛入夢中使得我無法入睡。睡著的時候還好，可怕的是在清醒時。也許今天會死──醒來時，浮現在還模模糊糊的腦海，經常是這樣的想法。

上週末的某個晚上，一如往常用耳機聽收音機時，從遠方傳來女性的叫喊聲。這次又死了哪一個孩子？以前也發生過這樣的情形，所以我的心急促地砰砰跳，那天晚上比平常更加無法入睡。

死亡的是從（北海道）室蘭來的六歲男孩，我年輕朋友的獨生子。剛住院時，很活潑、很受大家喜歡，但因為抗癌劑的副作用使得臉開始浮腫後，就很少展現笑容了。

患血友病的他，由於找不到臟器提供人，於是就採次善之策移植母親骨髓，但預後並不好。最後見到他時，為了避免雜菌感染保護身體，他被安置在無菌室，用透明的塑膠膜包裹全身。他再也不觸摸他非常喜歡的Game Boy，有時，除了咬緊牙關不出聲地哭之外，已經沒有力氣做其他事了。

抱著小遺像的母親，前來告別，是在失去兒子的三天後。

「他真的拚命了！」

由於找不到適當的字眼，我說了不成慰問的話。雖然從事了好幾年的翻譯工作，但在緊急時，我總有找不到字眼的時候。

「回北海道後，再生個孩子吧。」

道別時我這麼說。雖然那的確是不合場合的話，但因為她是個很喜歡孩子的人，所以我單純地以為那樣說是最好的。

然而，她的反應卻在預期之外。

「已經不想生孩子了。」這是她的回答。

「為什麼那麼說呢？」

我問她，她大大地嘆了一口氣。

「直美，我想起一些事來。」

「想起什麼？」

「說實話，我是個壞女人。生這孩子之前，我做了不可告訴丈夫的事。一定是得到報應了。但是，即使那樣也未免太過殘忍啊！」

她這麼一說完，就低頭流淚。

我默默地凝視她，並不是在尋找安慰的話。我只是大吃一驚。因為自從知道自己患了惡性腫瘤之後，我也想過和她完全相同的問題。

聽到如果不動手術就僅能存活半年時，雖然留戀人生而心情悶悶不樂，但另一方面，我反而放了心。我也有過不可告人的事。不，是超乎不可告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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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可能還記得每年在聖誕節過後的幾天，我都到京都去。我們家皆以為我喜歡冬天的京都。但是，冬天的京都只有寒冷而已，並不是個適合女人獨自旅行的地方。事實上，之後變得熟識的飯店櫃台人員，竟然跟我說「起初以為妳是個想自殺的人」。

妳到了十歲時，以像女孩樣的直覺開始懷疑那件事。我故意把妳的問題岔開，妳就想和我一起去京都。妳知道那是不可能時，在翌年冬天，離家出走半天，讓我很傷腦筋。那時，妳正值愛發牢騷的年齡，不巧的是，妳知道如何使我感到困擾。

「少女喜歡馬三倍於少年。」

有一次，我在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書中看到這樣的文句。雖然有一部分我也有想到，但到底不可能養馬。儘管如此，季節已進入初秋，我去逛了幾家百貨公司，找到了妳可能喜歡的狗。那就是Winny。

我談了Winny的事，妳馬上對牠感興趣，很快就被迷住了。十月那一天的晴朗午後，我們一起到日本橋買Winny，妳還記得嗎？我想起妳看到玻璃櫃貼著「已售出」時的沮喪，及發現買主不是別人而是我們時的喜悅。套句老套說法，那彷彿昨日之事般。

一如所料，妳和Winny親密無間，不久就成了親密朋友。從那之後，妳對我到京都的小旅行，就不再插嘴了。雖然我暫且安了心，但妳對我的質疑，仍一直存留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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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開始，我想把讓妳度過好多次不安年關的真正理由寫下來。這封信恐怕很長。因為世上沒有一言難盡的真實，或許大部分的敘述被當作辯解，但我相信，世上總有不用盡所有言詞就無法傳達的事。

該不該寫這樣的事，我自己實在很迷惑。但是，似乎已經沒有猶豫的時間了。不管怎樣，抗癌劑的效果顯著，不僅頭髮、就連眉毛也掉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其實我也不很清楚，也不想知道其所以然，但無論如何，我的生命慢慢地走向盡頭。我經常突然神智不清就這樣持續睡上好幾個小時，最近甚至很少做夢。如果可能的話，我很想在夢中和妳見面。

因此，我戴著New York Mets的帽子，邊眺望築地的天空邊寫這封信。能寫到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但我不會說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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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開始要寫的是妳出生三年前的事。

首先，請允許我，我並不想做什麼特別的坦白，也不想悲嘆自己的過失。說起來，我並不是愚蠢到容易犯錯的人，當時也是那麼認為。豈止如此，環顧周遭的人，甚至有點驚訝，有著這樣愚蠢人們的國家，怎麼能發展到如此地步？

我是個自信滿滿的人。初中、高中成績都一直保持第一名，連想像也無法了解犯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經常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和同班同學交往，但那是一種和小孩子的相處方式。如果他們知道我在自己心中建立的自尊心之強，一定會匆匆忙忙地離開我。

「這個孩子如果是男生的話……」

我不知道聽到父親說過多少次這樣的話，而且我自己比誰都更再三懊悔這件事。即使如此，我還是深信自己一定能做些什麼。只是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我一直被無止境的焦躁感驅使著。

我是在昭和二十二年的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可能同班同學很多的關係，一拿起滿是鉛字的書，就想起小學班上的事。教室經常客滿，連講台旁邊也擺著桌子。運動會或遠足將至，想到等候上廁所的長隊伍，心情就一定會鬱悶起來。

在我們那個世代，當考試一迫近，就使用「考試戰爭」這種字眼，但我完全想不起來何時何地發生過那種戰爭。雖然考題的正確答案只有一個，但為什麼有人把不被要求的答案特地寫下去，我對於這點反而覺得不可思議。但是，不管寫了多少正確答案，對於女生的我並不會引起什麼作用。再怎麼想再怎麼努力，我能得到的只不過是一點點的東西。

就某種意義而言，當時的我，認為人生充滿疑問。二十二歲的我，就像湯瑪斯曼筆下站在聖馬可廣場前的主角眺望眼前人生般。「只有這樣嗎？僅僅這樣嗎？」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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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沒落的世家，就給人遊手好閒的形象，朋友似乎認為我的家族也是那樣。

「喂，A級戰犯究竟是什麼？」

因為同班同學那麼問，我才知道祖父是戰爭罪犯。

戰爭結束已過了好幾年，但我家有些地方好像在拖延著戰爭影子。

每年夏天，我都被祖母帶去靖國神社參拜。當時，神社院內還有許多傷殘軍人。祖母看到那樣的人時，就走近他們身邊深深一鞠躬。我一邊聽著失去一條腿的人吹奏淒涼的小喇叭聲，一邊跟著祖母在神社內繞行。對我來說，那只是很熱、很恐怖的時間。

好久以來，我一直不知道那樣做的意義，也不想特意去了解。對於戰爭話題全然不感興趣的孫女，祖母似乎感到不十分滿意。她誤以為我因年幼才對戰爭話題不感興趣，所以常帶我去靖國神社，並很有耐心地等待我長大。而且，等著被詢問有關戰爭和自己丈夫的事。

雖然我知道祖母的期待，但我絕不想向祖母詢問什麼。也許等得不耐煩，不久，祖母就開始對我說這說那。她是個不會讓聽者感到不舒服的講述者。結果，我受到祖母的感化，讀了相當多的紀錄，二十歲時，對那戰爭終於有了自己的看法。不過，在這裡，我只想指出從懂事以來，一直被沉痛表情大人們包圍長大的我、從那裡設法逃出來力求自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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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春天，御茶水女子大學外文系畢業後，我在某家有名望的老出版社工作。大學和就業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雖然聽從父親的意見，但事後在我心中卻萌生反抗。

我對學生運動和woodstock音樂祭（譯註：一九六九年，於紐約連續舉行三天，超過四十五萬觀眾參與）感到共鳴，雖然不甚了解，但經常期望自由，想跳越家裡和職場等的柵門。

在出版社上班，我本來希望能在可活用和拿手的英文部門工作，但分派給我的工作，卻是總務部的電話接線生。不過，那時，我並不特別感到那是不幸的事。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期待結婚以外的什麼事，只要是女人，有可能如願以償的事，比當時的日圓價值還要低。

我一下班就離開公司，週六、週日就把報上的徵人啟示剪下來。只要有時間就躲進圖書館，尋找書寫「人應該做什麼」的書。除了公司的工作之外，我想開始做些屬於自己的事。

記得那時候看了某篇新聞報導，心裡非常難過。那是報導東京女子大學把菸灰缸放在學生餐廳的新聞。

「菸灰缸，只不過是政治鬥爭的副產品。」

讓這個要求通過的女子大學領導人，對報紙做了這樣的評論。她竟然不知道自己被委婉地扮成丑角，還擺著鬥士模樣自鳴得意。

著名記者親自下筆的這篇採訪新聞，對我來說，真是十分震撼的讀物。妳或許覺得好笑，但我倒真擔心，在大報版面受到如此愚弄的這位女鬥士，究竟何時會自殺。當然，她並沒有自殺，但好像也沒有絕望似的。

之後，大約一年，我才在同一家報紙的週日版，得知這位女性的消息。據說，她在大學中途退學結婚了。繼菸灰缸之後，她發現的主題好像是夫妻同權，報紙連他們夫妻倆的照片也刊登出來了。何苦呢？看到連穿著圍裙的丈夫也被拉出來一起拍照，使得生為女人的我，感到好幾十次的屈辱。不，也許是好幾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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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一個陳舊的故事，其實我有個未婚夫。

這在當時來說，也是不合時代的事，但因為祖父蒙受戰犯的污名，我的父母親恐怕別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老早就在心中盤算，把遠親的兒子招贅為女婿。

我開始上班的三個月後，父親就對我提出和未婚夫結婚的事了。對方比我大七歲，是大有前途的初出茅廬學者。事實上，他現在已自成一家，說不定妳曾聽過他的名字。

他的家世和人品都很好，在當時很稀罕的獨生子的我，從小就稱呼他「哥哥」，和他親密往來。

「哥哥」是我的家庭教師。他建議當時中學生的我，讀法拉第的書，並講愛因斯坦的故事給我聽。喜歡讀書的他，很懷念學生時代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他充滿自信的教學方法也很棒。我很佩服他解答數學問題的高明，對他靈活的腦筋也心懷尊敬。

我察覺兩家的意圖，是在進入大學的那一年。最初是在他取得博士學位舉辦慶祝會時，當場有位親戚委婉地向我探詢。當然，這還是很遙遠的事──但對這樣附帶保留的提議，十八歲的我，只感到困惑而已。

從那之後，我常常被邀請去他家。他的家庭共有九人，我去拜訪時，全體成員都在一起，用餐時經常被安排坐在他旁邊。儘管如此，誰都沒有提及婚姻二字，而我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一直持續和他們全家人交往。

客廳懸掛昭和天皇大肖像的我家，認為我與未婚夫結婚是無可避免的事，而我心裡也沒有特意迴避。雖然如此，我之所以把結婚稍微延後，是因為我想擁有自己的自由時間，即使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大學畢業後就上班，二十九歲前盡早結婚當家庭主婦。這是父母的希望。實際上許多女性都那樣做，雖然這樣的生活方式沒有任何可以指責之處，但我倒想在步入那樣的生活方式之前做些什麼事，做些自己認為滿意的什麼事。但究竟什麼事，我卻找不到，只是焦急不安而已。

無論如何一定要做些什麼事──我之所以這樣想，時代的關係也許是原因之一。總覺得一九六九年，是任何人都想做些什麼事的一年，連在大學屬於基督教研究會的我，也參加過幾次示威遊行和集會。小組聚會的房間放著《聖經》和安全帽，學生們一邊喝可口可樂、一邊談論馬克斯。在這混沌的世界也許會誕生些什麼，而時代也孕育了使人這樣想的熱情。

我邊聽巴布．狄倫（Bob Dylan）的歌、邊閱讀沙特的書。那就是我的一九六九年。如果連眼前的東西也假裝看不見是現在這個時代，那麼，誰也想看卻看不見的東西──大概就是那個時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