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萬世師表》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倫敦、一個多霧的禮拜寫成的。我小心運用「靈感」這個名詞，它經常不存在，當一個作者懶惰的時候就等待它出現。可是，以紀錄來說，《萬世師表》是我以前曾經寫過，或者該說自我開始寫作以來，寫得比較快、比較容易寫、寫完後也沒什麼修改的作品。
它最先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聖誕節前發行的那一期《英國週刊》登出，之後就被人遺忘了。爾後我把它寄到美國《大西洋月刊》雜誌──長久以來，我一直暗自懷著野心，希望我的作品能得到他們的青睞。
一九三四年四月份的《大西洋月刊》刊登這個故事，約此同時他們要求將它出版成書。這本小書在六月八日出版；四個月後，《萬世師表》第一次以書的形式，在英國由霍德和斯托頓（Messrs. Hodder and Stoughton）公司出版。
因此，你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個故事寫作和第一次印刷出版都是在我的母國，但是經由美國人的肯定，挾帶它在美國出版的成功之勢再回到英國。現在，它在美國重新改版，換上豪華的新裝。
即使我驕傲地重憶細節，我也是懷著謙虛之心，因為我知道很少作者能有這種浪漫的際遇。不管各方的讚賞很多或很少，我認為有一部分應該歸功於幸運。不過我的確甚感榮幸，美國人對我這本很英國風的書接受度竟然如此之高。沒有一個作者能比我在過去的一年裡，更享受他的信件。齊普斯先生的人物特徵在世界各個不同的角落被人發現。我相信那些讀者的來信說的都是事實，在此我要向世界各地、許許多多從事偉大教職的老師們獻上敬意。
詹姆斯‧希爾頓
一九三五年三月 倫敦，旺斯戴德
【前言】
詹姆斯‧希爾頓不只是個了不起的小說家，他的口才也出名的好。雖然在英國出生，但他人生的後半段卻在美國的加州度過。
我每次去西海岸，都期待和他一起悠閒地共進午餐，那個時候我們會曬著太陽，互相比較每一件事。我還清楚記得我們的最後一次聚會，因為時間就在我們得知蘇俄宣稱他們比原訂進度提早研發出完美的原子彈後不久。
詹姆斯聽到那個消息很難過，有遠見的他立即看出，那會使得我們陷入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軍備競賽中。
我知道他當時在寫一本新的小說，一開始寫得得心應手。我問他那本小說進行得怎麼樣。「我已經寫了四個開頭，」他說。「我感覺自己有靈感。大約一個禮拜的時間，每天早上我會開始在打字機前信心滿滿，但就在寫到過了五十頁，『那又怎樣？』這幾個字便會突然浮現在打字紙上頭。我對之前寫的那些文字突然缺乏信心，現在我們知道有那些原子彈存在，想要寫虛構的故事變得很困難。」
《萬世師表》是希爾頓最成功的小說，也是我們身處的時代、最喜愛的老師形象人物，但卻是他在急迫的情況下所寫成。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詹姆斯‧希爾頓急著要寫一篇故事，以便趕上《英國週刊》（British Weekly）預備在聖誕節發行那期的截稿日。他需要那筆他可以得到的五十鎊稿費（相當於美金二五○元），但卻不知道該寫什麼。失眠了一個晚上後，他起身跨上腳踏車，騎進清晨的濃霧裡。當他回到家，狼吞虎嚥地吃完早餐，開始迅速寫下《萬世師表》，接連寫了四天，幾乎沒有修改。
這篇小說在倫敦發表時並沒有獲得多少掌聲，可是次年四月經美國的《大西洋》（Atlantic）月刊轉載後，美國人對它的喝采，喚醒了英國人對它的注意。到處都可以聽到人們談論故事中的主角──齊普斯先生，彷彿他是大家認識的某個人。威廉‧A.‧勞倫斯（William A. Lawrence）主教曾在波士頓的聖三主教堂（Trinity Church）佈道時提到《萬世師表》；談話經常被引述的紐黑文市（New Haven）教授──威廉‧里昂‧菲爾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也說：「它是一本經典之作，一百年後在文壇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有亞歷山大‧伍爾寇特，他是那個時期對讀者最有影響力的書評家，廣為讚揚《萬世師表》說：「它是最深刻、最動人的故事，會流傳許多年。」
對詹姆斯‧希爾頓而言，這個主題自然得像呼吸。他的父親是位校長，而他在被送去就讀的寄宿學校過得很快樂。如果詹姆斯是名體育健將，可能就不會去觀察老師。然而，他長得矮胖、好脾氣，不擅長運動；他天生好奇敏感，書寫關於蘇俄革命和盧西塔尼亞號（Lusitania）沈沒的詩，並打破快速背誦長篇拉丁祈禱文的所有紀錄。
希爾頓塑造的齊普斯先生是個混合體，他的聰明和討人喜歡來自詹姆斯的父親，重視紀律和習慣來自他的拉丁老師，還有他們兩人對教師職業無私的奉獻。這就是為什麼從全球各地寫信來給他的人們都說，他們曾被齊普斯先生那樣的老師教過。他寫這篇故事的時候是三十三歲，而這個故事為他建立了終生不墜的名聲。
愛德華‧威克斯（Edward Weeks）
《大西洋》月刊主編
【譯序】
本書的作者詹姆斯‧希爾頓，一九○○年在英國出生，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就讀於雷斯中學（The Leys School），咸信他就是以母校當藍圖，來描繪本書中的布魯克菲德學校。
作者的父親是個校長，那可能啟發他寫本書的靈感，但據信作者的老師巴爾軋尼（W.H. Balgarnie）才是本書主角齊普斯先生的寫照。巴爾軋尼八十二歲時死在雷斯中學，與學校的關係長達五十一年，他晚年就寄宿在學校對面。雖然他對學生相當嚴格，但也會邀請學生到他的住處喝茶、吃餅乾。詹姆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巴爾軋尼指導的校刊發表。
詹姆斯是一位早慧型的作家，二十歲便出版第一本小說，但是他多本聞名國際的暢銷書都是一九三○年搬到好萊塢之後才創作。除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萬世師表》，數十年來深受全球讀者的喜愛之外，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線》也膾炙人口，他在該書中創造的「香格里拉」一詞，至今仍世界通用。
此外，詹姆斯也是位成功的電影編劇，一九四二年以「忠勇之家」（Mr. Miniver）得到奧斯卡改編劇本獎。他的口才也很好，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曾在CBS電台主持廣播節目。他曾結婚、離婚兩次，一九五四年死於肝癌。
英國的學制與台灣不同，書中提到的三年級相當於台灣的國中三年級，四年級相當於台灣的高一，依此類推。
本書中的布魯克菲德是一所男生的寄宿學校。英國的寄宿學校由來久遠，有它的歷史背景。殖民地時期住在殖民地的商人或軍政官員、牧師等，會把學齡的孩子送回英國本土，接受傳統的英國教育。寄宿學校裡有專人照顧學生的生活起居，可以讓海外的父母放心。爾後把孩子送到私立寄宿貴族學校，成為家長社會地位的表徵。這些孩子通常得等到放長假時才能見到父母，可以想見當時他們與父母的關係，可能不若與朝夕相處的老師親近。如果他們有個像齊普斯這樣關心學生又有幽默感的老師，那真是他們的福氣，也當然會衷心地敬愛他。
齊普斯先生的後半生勤講笑話，而他的綽號「Chips」就是一則笑話。「chip」指的是沒有價值的東西，但他其實是最有價值、全球最出名的老師。
【內文轉載】
03
威基特太太租給他的房間雖小，可是相當舒服，陽光充足。房子本身難看又太矯飾，但那無所謂；住處距離學校近、很方便，那才重要。
如果天氣夠溫暖，他喜歡下午漫步經過操場，觀看學生們打球。當他們觸帽向他致意，他會微笑著和他們閒聊幾句。
齊普斯有個很特別的本事，就是能夠認識所有的新學生，因為在他們剛入學的第一學期，他會分別邀請他們一道喝茶。
他總是向村子裡的瑞達威麵包店，訂一個有粉紅色糖霜的胡桃蛋糕，冬季的學期還多了些煎餅——一小堆放在壁爐前，並浸在奶油裡，所以最下面的一塊會像是躺在一個小淺池裡。
客人看著他小心地從不同的茶葉罐裡，各取出滿滿一匙茶葉來混合，覺得看他泡茶很有趣。他會問新同學們住在哪裡，家人是否和布魯克菲德有某種關係。他留心他們的盤子，不時為他們添放餅乾。
待五點鐘一到，茶會已經進行了一個鐘頭後，他會瞄向時鐘說：「喔，很高興能和你們這樣聊聊天，可惜我不能再留你們，你們該回學校了……」然後他會微笑著，站在門廊上和他們一一握手，讓他們賽跑著過馬路回學校。
學生們會在他背後評論：「齊普斯是個親切的老傢伙。他會給你喝很好喝的茶，也會讓你知道他要你告辭了……」
在威基特太太進來收拾桌上的殘局時，齊普斯也會對她發表評論：「威基特太太，真是—嗯哼—有趣啊。小布藍克珊告訴我—嗯哼—他舅舅是寇林伍德市長，就是來念過我們學校的寇林伍德—嗯哼—我以為他不會有什麼成就。啊，我清楚地記得寇林伍德。我曾經打他—嗯哼—因為他為了要撿回掉到體育館導水槽的球，而爬到體育館的屋頂上。他可能—嗯哼—摔斷脖子，那個小笨蛋。威基特太太，妳還記得他嗎？他應該是在妳還在學校時就學的。」
威基特太太在她存夠錢之前，在學校的洗衣房工作。
「是的，我記得他，先生。他常對我太放肆，不過我們也不曾惡言相向。他就是那樣的人，從來沒有惡意。那種大剌剌的人不會是壞人，先生。他不是有得到獎章嗎？」
「是的，優等服務獎章。」
「你還要些什麼嗎？先生。」
「現在不需要—嗯哼—等到教堂時間妳再送我的晚餐來。我想……他戰死了，死在埃及……」
「好的，先生。」
齊普斯在威基特太太家過的是愉悅寧靜的生活。他沒有煩惱，退休金夠他用，他自己也另外有點積蓄。他付得起他想買的任何東西。
他的房間擺設簡單，有老師的味道——幾個書架和幾個運動獎盃；一個壁爐台上堆擠著一些比賽或公演等的通知卡，還有男孩及男人們的簽名照片；一條陳舊的土耳其地毯；大搖椅；牆上是雅典的衛城（Acropolis）和古羅馬廣場的照片。幾乎每一件東西都是從學校的宿舍、他的舊舍監房間搬出來的。
他的書大部分是經典書籍，因為他教的是經典文學學科。不過，他上課時會添加一些歷史和純文學。下層書架上有一些廉價版的偵探小說。齊普斯喜歡看那些書。他有時候會拿古羅馬詩人威吉爾（Vergil），或希臘歷史學家齊諾風（Xenophon）的書起來看一會兒，可是他很快就會把它放回去，換成偵探小說《宋戴克醫生》（Doctor Thorndyke）或《法蘭奇探長》（Inspector French）。
雖然他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教授經典文學，但他其實並不是個經典文學造詣很深的學者。
事實上，他認為拉丁文或古希臘文並非給活著的人說的活語言，而比較像是死的語言，只有少數英國紳士會在掉書袋的時候引用幾句。他喜歡「泰晤士報」上那些出色的短文，它會介紹幾個他熟悉的引句。了解古文學的人口遞減，這對身為其中一員的他而言，是一種沒人可分享的祕密與可貴的惺惺相惜。他感覺，那代表著經典教育的主要好處之一被剝奪了。
他住在威基特太太家，安靜地享受閱讀、談話和回憶。他是個只有一點禿頭的白髮老人，以他的年紀來說還相當活躍，喝茶、接待訪客、忙著更正下一版的布魯克菲德通訊錄，還有偶爾用細長、但能夠清楚辨認的筆跡寫信。
他不只請新學生，也會請新老師來喝茶。秋季的學期有兩位新老師來喝茶，他們在拜訪過他、離開之後，其中一位說：「老先生很性格，是不是？講究混合茶葉那一套，典型的單身漢代表性人物。」
這麼說完全不正確，因為齊普斯根本就不是單身漢——他結過婚，雖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布魯克菲德的教職員沒有一個人記得他太太。
04
在溫暖的壁爐前，淡淡的茶香中，齊普斯回憶起往昔。
那是一八九六年春天的事了。他四十八歲，到了那個年紀一些習慣都固定了，幾乎一成不變。他剛被指派擔任舍監，教授古典語文兼做舍監，使得他人生的這個階段充實又忙碌。
暑假期間，他和一位同事羅登去湖區（Lake District）玩，他們去那裡健行、爬山一個禮拜，直到羅登家裡突然有事必須先走。齊普斯獨自一人留在韋斯戴爾（Wasdale），住在那裡的一間小農莊裡。
有一天，他去爬大蓋布爾山（Great Gable），注意到有個女孩從一塊看起來很危險的突出岩石上興奮地揮手。他以為她遇到什麼困難，匆忙接近間，自己卻滑倒了，還扭傷腳踝。而那個女孩其實根本沒有遭遇什麼困難，只是在和山下遠方的朋友打招呼。她是個爬山高手，比自認是好手的齊普斯還行。就這樣，他發現自己變成待救者，而不是救援者。這兩種認知對他而言都相當陌生。
他以前很少去注意女人，跟女人在一起總是覺得不自在或不安。一八九○年代新女性的言論開始風起雲湧，那種可怕的女人令他覺得恐懼。他是個內向傳統的男人，一向從布魯克菲德這個避風港來看世界，對他來說，一些革新看起來都很討厭。有個叫蕭伯納的奇怪傢伙居然倡導女性運動，他的主張非常不當，應該受譴責；另一個叫易卜生的也在他惱人的劇本裡宣揚女權主義。
還有新發明的瘋狂腳踏車，讓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平等地騎著跑。齊普斯對這些摩登的新玩意，以及女性自由的新觀念，都無法苟同。
他有個模糊的想法，如果由他規劃，好女人應該是軟弱、羞怯、嬌柔的，好男人則會殷勤體貼、彬彬有禮地對待她們。
因此，他沒有預期會在大蓋布爾山發現女人，更沒料到會遇見一個看起來似乎需要男性幫助的女人，竟反過來幫助他，這令他震驚得不得了。她真的幫了大忙，他幾乎不能走路，於是她和她朋友必須幫助他。想要把他弄下陡峭的山路回韋斯戴爾，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她叫凱薩琳‧布里吉，二十五歲，年輕得可以做齊普斯的女兒。她有一雙閃亮的藍眸，長了雀斑的臉頰，和柔順的麥稈色秀髮。她跟一位女性朋友來度假，也住在一家農莊民宿。她認為自己應該負起齊普斯發生意外的責任，於是經常沿湖騎著腳踏車，到他住的那家農莊，去看那位躺在床上休養的中年男子，他看起來安靜又嚴肅。
一開始她對他的印象就是那樣。而他，因為她騎腳踏車，不怕單獨到農莊的客廳拜訪一個男人，隱隱覺得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了。他的腳扭傷，使得他只好任由她擺布，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有多麼需要她的好心照顧。
她拋頭露面在當家庭教師，存了一點錢；她崇拜易卜生，閱讀他的著作；她認為大學應該允許女人就讀；她甚至覺得女人應該有投票權。在政治上，她是個激進派，傾向擁護蕭伯納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觀點。在韋斯戴爾的那些個夏日午后，她把她的想法和意見全部傾倒給齊普斯，而由於他的口才不是很好，一開始他不認為那值得他們爭辯。
直到她的朋友走了，可是她留了下來。齊普斯想，你能拿這樣的女人怎麼辦？那時候他用手杖沿著鄉間小路跛行到小教堂，那裡的圍牆上有個石頭平板，坐起來很舒服，面對著陽光和綠褐色雄偉的蓋布爾山，聽著身旁女孩的喋喋不休。是的，齊普斯必須承認，她非常漂亮。
他從來沒見過像她這樣的人。他以前一直認為，這種所謂「現代新女性」類型的女人會令他反感。然而她在這裡，令他熱切地引頸企盼，看著她微晃地沿著湖邊的路，安全地騎著腳踏車過來。
而她也從來沒見過像他這樣的男人。她一直以為會看「泰晤士報」，而且不贊同新時代東西的中年男子，肯定無聊透頂。可是他在這裡，引起她的興趣和注意，比起那些和她同年齡的年輕人還多得多。
她喜歡他，起初是因為他很難了解，因為他溫文儒雅的態度，因為他陳腐的思想完全停留在一八七○和八○年代，甚至更早。儘管如此，他非常地誠實，還有——因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當他微笑的時候十分迷人。當她知道他在學校的綽號叫齊普斯時，她說：「我當然也要叫你齊普斯。」
不到一個禮拜，他們就陷入熱戀。在齊普斯能放開手杖走路之前，他們就自認他們訂婚了。秋季學期開學前的一個禮拜，他們在倫敦結婚。
06
接著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日子，令齊普斯多年來懷念不已，幾乎無法置信世界上會有那麼甜蜜的美好人生。不只他的婚姻是那麼凱旋似地成功，凱薩琳也征服了布魯克菲德，如同她征服齊普斯一般。她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教師們也是。儘管老師們的太太一開始嫉妒她那麼年輕可愛，但沒過多久，就傾倒在她的魅力之下。
最了不起的是，她完全改變了齊普斯。結婚前他是個乏味、相當平庸的老師，儘管在布魯克菲德的風評還不錯，卻也不是特別受歡迎、或有特殊表現的老師。那個時候他已經在布魯克菲德服務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久得足以讓他建立起勤奮優秀的名聲，可是長久以來沒人相信他有能力做什麼值得令人尊敬的事。
事實上，他已經開始墜入枯燥墮落的刻板教學法，那是這個職業做久了最容易犯的毛病，年復一年教授同樣的課程，會形成教學上的僵化與老套；他生命中其他的事情，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調整為——用最輕鬆省事的方法去做。他可以做好份內的工作，也頗為認真；他固定做某些事情，也能令人滿意信任；可是他做任何事情都沒有幹勁。
然後，任誰都沒料到，至少齊普斯自己怎麼都想不到，他娶來這位令人耳目一新的年輕太太。她使他整個人改觀，變成一個嶄新的人。雖然大部分所謂的新，其實是因為生命中有了溫暖，而將舊的、受到桎梏的、和未曾開發的潛能發揮出來。
他的眼睛綻出光芒，本來就充足的愛心此刻更加湧現，並逐漸勇於冒險。他一向具備的幽默感，突然像開花般地豐美繁盛起來，使他自信地展現成熟男人的魅力。他感到生活更踏實，連自己的學問好像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彷彿開竅一般地可以靈活教學，不再那麼僵硬死板了。他變成一個最受歡迎的人。
當他剛到布魯克菲德時，他期許自己成為一個受學生喜愛、尊敬、樂意服從的老師。教書幾年下來，學生會服從他、尊敬他，可是現在，他們愛他。學生們突然愛上這位慈祥但不軟弱的老師，他了解他們，不會管教過度；他個人的幸福好像也成了他們的幸福。他會輕鬆地開開小玩笑，那種學生喜歡的玩笑，像順口溜和雙關語，引發他們的笑聲，同時學生們也將他們該學的東西深印在腦海裡。
有個笑話一向能取悅學生，而它只是許多笑話中的一個樣本。每次他上古羅馬的歷史課，談到卡努勒亞法（Lex Canuleia），那是個允許貴族與平民通婚的法律，齊普斯常會補充說明：「所以，你瞧，如果平民小姐要貴族先生娶她，而他說不行，她可能回答：『喔，你行的，我知道你行，你這個騙子！』」結果引起哄堂大笑。
凱薩琳拓展了他的視野和見解，也讓他往外越過布魯克菲德的屋頂和塔樓望去，他因此能深入、寬容地去看他的國家；布魯克菲德只不過是許多條供水河中的一條。她比他還聰明，即使他不同意，他也無法駁倒她的看法。
舉例來說，儘管聽過她所有的激進社會主義理論的談話，在政治上他依然是個保守黨。雖然他無法接受那些想法，倒也能理解。她年輕的理想主義融進他中年的成熟練達，產生非常溫和與聰明的混合物。
有時候她能完全說服他。舉例來說，布魯克菲德每年舉辦一個濟助東倫敦貧民窟的活動，學生和家長們大方地捐錢，可是向來幾乎沒有人際之間的接觸。凱薩琳建議這個活動可以擴大為——接受贊助的東區孩子組成一個十一人足球隊，來跟布魯克菲德的球隊之一比賽。這個想法非常具革命性，如果不是凱薩琳、而是別人提出來的話，馬上會被嚴詞否決。要讓一隊貧民窟男孩闖入平靜愉快、家庭經濟較優裕的布魯克菲德學生的生活，猶如無端吹皺一池春水。
一開始，所有的老師都反對這個狂放的想法，校方如果有正式的官方意見的話，可能也是反對的。大家都相信東區的少年是小流氓，要不然也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反正大家都覺得可能會發生「意外」，每個人都會慌亂、苦惱，那又何必貿然惹是生非？然而凱薩琳十分堅持。
「齊普斯，」她說，「他們錯了，你知道我是對的。我是往前看未來，他們和你則是往後看過去。英國的百姓不會永遠存在如同軍官與士兵的等級之分。那些波普拉區（Poplar）的窮男孩對英國而言，和布魯克菲德的男孩一樣重要。齊普斯，你必須請他們來。只開一張支票或給他們幾個基尼（註：英國舊金幣），跟他們保持距離，你的良心怎能過意得去？再說，他們會跟你一樣，為布魯克菲德感到驕傲。許多年後，或許他們的兒子會到這裡來就讀，至少可能有少數幾個。這麼做有何不可呢？為什麼不能這麼做？齊普斯，親愛的，請你記住現在是一八九七年，不是一八六七年你剛進劍橋念書的時候。你的思想一直停留在那個年代，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很好的想法，可是一小部分，只有一小部分，齊普斯，應該跟著時代進步……」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讓步了，而且突然變得積極鼓吹這個提議。他這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是如此的堅決，因而使得校方沒提防地發現，他們同意了這個危險的實驗。
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波普拉區的男孩抵達布魯克菲德，和學校第二強的足球隊比賽，以七比五落敗，雖敗猶榮。稍後，客隊與地主隊在學校的餐廳裡一起喝傳統的下午茶，然後一起和校長見面，參觀學校。
傍晚時分，齊普斯送他們到火車站。這個事件過去了，沒有出一點點差錯，訪客們顯然帶著對布魯克菲德的良好印象離開，他們留下來的印象也一樣。
此外，他們也帶回對一個迷人女士的記憶，她親切和藹地招呼他們，跟他們聊天。許多年後，有一次，在戰爭期間，一個駐紮在靠近布魯克菲德附近大軍營的士兵來拜訪齊普斯，他說他是第一次到他們學校比賽的客隊成員之一。
齊普斯請他喝茶，和他閒聊，最後兩人握過手，那個男人預備離開。他說：「你太太好嗎？先生，我還記得她人很和善。」
「是嗎？」齊普斯急切地反問，「你記得她？」
「我記得很清楚。我想，任何見過她的人都會記得她。」
齊普斯黯然回答：「他們不記得了，至少這裡的人都不記得了。學生來來去去，總是有些新面孔，記憶不會持續太久。即使老師也不會永遠待在這裡。自從去年總務主任老葛立波退休後，這裡就沒有任何人見過我太太。她死了，就在你們來訪後不到一年……一八九八年。」
「我真的很遺憾，先生。雖然我們只見過尊夫人一面，但我的兩、三個隊友都和我一樣牢記著她。是的，我們都記得她，而且記得很清楚。」
「我很高興……那是我們的大日子，同時也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之一。我好希望時間還停留在那時候，而不是現在。我們明天就要開拔去法國了。」
大約一個月後，齊普斯聽說他戰死在帕斯尚戴爾（Passchendaele）戰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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