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最新版）

自序　關於「潛規則」和這本書

　　「潛規則」這個詞，來自我對當代中國的觀察和揣摩。我估計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明白，明文規定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一套不明說的規矩。我曾想到過一些別的詞，例如灰色規則、內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總覺得不如「潛規則」貼切。支配生活運行的經常是這套規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制度，不明白這一點就難免要吃虧。等到釘子碰多了，感覺到潛規則的存在了，尊重這套不明說的規矩了，人就算懂事了、成熟了、世故了。

　　我的問題是：這種現象的根源有多深？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又是如何表現和演變的？如此提問，似乎「古為今用」的味道太濃了，但那句史家名言「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我的理解中恰恰就是這個意思：當代的利害、眼光和興趣，制約著對歷史的理解和敘述。

　　「潛規則」這個詞，並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它來自我的一段生活經歷。

　　一九八三年，我在《中國農民報》（現在叫《農民日報》）當編輯記者，經常閱讀群眾來信。有一封來信說，河南省開封地區的農業生產資料部門的領導人大量批條子，把國家按計劃分配供應的平價化肥批給了自己的私人關係。他們的「關係」又將平價化肥高價轉賣，轉手之間，關係就生出了暴利。其實這就是後來人們見怪不怪的利用雙軌制牟利問題，當然違反國家的正式規定，只是禁止不住。政府強行壓低化肥的市場價格，憑空製造出一大塊利益，這利益名義上屬於農民，實際上卻掌握在官員手裡，官員們便依照自身的利害關係計算，將這塊利益分了。

　　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不到一年，不懂這些道理，見到這等壞事，立刻像唐吉訶德見了風車一樣亢奮起來，在想像中編織出大量的醜惡交易，編排出自己追根尋源、智鬥邪惡、鋤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不可耐地邀了兩位同事下去調查。

　　使我驚訝的是，那些我以為應該掩藏起來的類似賊贓的條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機關衙門裡的公文檔案，而內部人似乎也沒有見不得人的擔心——你想看嗎？請吧，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層可以批出多少「條子肥」、每一層中誰有權力批多少條子、圈子之外的哪個領導的條子有效、哪個領導的條子不靈，這一切都是有規矩的。這些顯然不符合明文規定的事情，內部人竟安之若素，視為理所當然。

　　在採訪將近結束的時候，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

　　「恰恰是……而不是……」這種句式可能比較偏激，但這麼說至少有局部的事實作為依據。在政府的正式規定中，供應給農民的幾乎都是平價化肥，它與農民平價交售的棉花和小麥掛著鉤，所以也叫掛鉤肥。而我們採訪小組調查了將近一個月，竟然沒有見到一位承認買到平價化肥的普通農民。從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級資源控制者都會開出條子，從平價肥當中切出一塊給自己的什麼人。這就好像一條嚴重滲漏的管道，還沒有到達百姓廚房，管道裡的水就被截留乾淨，廚房的水龍頭竟擰不出一點一滴。那麼，滋潤這個社會的究竟是什麼？是正式管道，還是推著水車叫賣的水販子？這不是很明白麼？

　　後來，我們把這次追蹤報導出來了，當時的影響也不算小，商業部和中紀委還專門發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幾個月後，商業部和中紀委派聯合調查小組去開封調查處理此事，當我以小組成員的身分跟著下去調查的時候，再次驚訝地發現，條子仍然在批，與我們報導之前毫無區別。這就是說，當地政府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部門的上級領導，並沒有把我們報導的現象當問題。他們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來他們不管，並不是因為不知道。官方理論中的領導顯然不應該這樣，這又是一種潛規則。

　　長話短說。我追蹤此事達數年之久，明白了一個道理：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惡問題。我所面對的是大多數人處於一種利害格局中的尋常，或者叫正常，的行為，它是基於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趨利避害的現實計算。不觸動這種格局，報導或調查通報乃至撤職處分，說好聽點也不過是揚湯止沸，在我的個人經驗中，由於揚湯的勺子太小太少，連止沸也辦不到。後來，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是化肥供應增加，政府退出，市場放開，現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動，時常過剩，市場的供求規則取代了官場潛規則。

　　化肥分配規則的演變和我的認識過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隱隱約約地感到，潛規則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追究下去一定會有許多很有意思的發現。

戴上潛規則的眼鏡

　　後來，我脫離了官方單位，可以比較自由地支配時間了，便重新揀起了這個念頭，不久就開始讀明史。

　　我在大學裡讀過《史記》，當時就好像看小說一樣，遇到沒故事的「表」和「志」便跳過去。當了記者後，啃過《漢書》和《後漢書》，完全被亂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沒了，感覺昏昏欲睡。我還趕時髦讀過《資治通鑑》，讀到後漢時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廢了。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心裡存了個「潛規則」的念頭，再讀起歷史來居然感到津津有味，滿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就跟朋友鼓吹讀史心得，又被朋友攛掇著寫下了這些文章，隨寫隨發，漸漸也有了一本小書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動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透過不同眼鏡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這些文章描繪的，就是我戴上潛規則的眼鏡後看到的中國官場及其傳統。

　　這些隨筆大體都在講「淘汰清官」，解釋清官為何難以像公開宣稱的那樣得志得勢，為何經常遭遇被淘汰的命運，以至青天大老爺竟成為我們民族夢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來的潛規則之一，在這條規則的上下左右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潛規則。回頭看去，這些文章可以在邏輯上分為如下幾類：


（一）官吏與民眾的關係：〈身懷利器〉〈老百姓是個冤大頭〉〈第二等公平〉。
（二）官吏與上司和皇帝的關係：〈當貪官的理由〉〈惡政是一面篩子〉〈皇上也是冤大頭〉。
（三）官場內部關係：〈擺平違規者〉〈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正義的邊界總要老〉。
（四）民眾內部的隱祕關係：〈出售英雄〉。
（五）幾種關係的綜合：〈新官墮落定律〉〈晏氏轉型〉。
（六）總結：〈崇禎死彎〉。

目錄也是按照這種結構編排的，只是把第五項兩篇綜合性的文章放在前面。
我努力把文章寫得好看，但是本書後記〈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卻有些沉重。我在那裡描繪了目力所及的中國歷史最深遠處的景色，事涉玄遠，筆筆吃力，卻足以統攝全書。 

1 新官墮落定律

皇上的發現
　　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討過飯，打過仗，從一個馬弁幹起，最後得了天下，對人情世故的了解相當透徹。他當然明白自己給官員定的工資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經常要找他們談一次話，講講如何正確對待低工資，如何抵抗貪汙受賄的誘惑。他會給自己的部下算一筆很實在的利害關係帳。

　　朱元璋說：
　　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乾。受賄得來的外財真有益處麼？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裡受刑，判決之後再送到勞改工場服苦役，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麼地方？在數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兒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那些贓物多數藏在外人手裡。這時候你想用錢，能到手嗎？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乾淨的錢毫無益處。

　　這樣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徹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員，如同冒著槍林彈雨衝鋒的戰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前赴後繼，一浪接著一浪，一代跟著一代。後來，朱元璋當皇帝當到第十八個年頭（一三八六年），這種現象見得多了，便總結出了一條規律。

　　朱元璋說：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員，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我嚴格執法，絕不輕饒，結果，能善始善終幹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請留意中間那一句話：「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這就是新官墮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絕對化了，但在統計學的意義上，這條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腳。仔細分析起來，朱元璋發現的這條規律，背後大有道理。

衙役的祕傳
　　科舉制實行之後，官僚大體是讀書人。他們讀了十幾年聖賢書，滿腦袋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係，如忠君愛民、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傾向嚴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計之上的真實的人間關係。這種關係，聖賢們不願意講，胥吏和衙役的心裡卻清楚得狠。《紅樓夢》第四回便詳細描寫了一個衙役向新官傳授潛規則的故事，這段描寫堪稱經典。毛澤東主席把《紅樓夢》看作那個社會的百科全書，就以這一回為全書的總綱。因此我不避囉嗦，轉述幾段：

　　卻說賈雨村走了賈府的後門，當上南京知府，一下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當地名門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業主馮淵，搶了個丫頭，然後揚長而去，受害一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來。賈雨村聽說，登時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說著就要發簽，派人去抓。這時他看見旁邊一個門子向他使眼色。

　　進了後邊的密室，門子和賈雨村有幾段精采的對話。門子問：「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說著拿出一張抄好的護官符來，上邊就有薛家。

　　賈雨村問門子此案該如何處理，門子說，薛家和幫助你當上知府的賈家是親戚，何不作個人情，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的人。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

　　賈雨村低了半日頭，最後嘴裡說著不妥，還要再研究研究，實際上完全遵循門子的建議，很巧妙地解脫了薛蟠。

　　曹雪芹卒於一七六四年，與朱元璋相隔約四百年，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多少變化。洪武十九年（一三八七年），朱元璋曾經寫道：建國以來，浙東、浙西、廣東、廣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幹到任滿，往往還未到任期考核的時間，就犯了贓貪之罪。這裡確有任人不當的問題，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些官員是被當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務四業（士農工商為四業）之徒害了，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勸說和引誘。因此，當年朱元璋與上任的官員談話，總要警告他們當心那些胥吏，不要讓胥吏支配決策。看看賈雨村的實際經歷，朱元璋的預防針確實對症下藥，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勸誘官員們學壞。他們跟新官算利害關係帳，同樣算得清晰透徹，只是與朱元璋的結論完全相反：要堅持原則嗎？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輕則丟官爵，弄不好還會丟性命。您可要三思。

土豪的教育
　　新官上任，還會碰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這就是土豪。在這裡，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農更恰當的名詞。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農，也可能是商人，但絕對不是老實膽小的土財主。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正經職業，以欺行霸市或坑矇拐騙為生，即朱元璋所說的那些把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在《水滸傳》對西門慶、鎮關西、祝家莊等的描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們很願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們適應並且保護這種格局。
　　《明史》中描繪了兩個不肯好好學習適應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個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間在廣東當陽春縣主簿，這個官類似現在的縣政府祕書長。陽春地方偏僻，土豪盤踞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賂拉攏腐蝕，最後也總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們自己家開的一樣。徐均剛到陽春，一個吏便向他提建議，說他應該主動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個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還是不吃這一套，他問：難道這傢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嗎？他不來，我殺了他。說著還拿出了自己的雙劍給那位吏看。

　　莫大老聽了那位吏的通風報信，害怕了，就主動去拜謁徐均。徐均調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違法勾當，將其逮捕下獄。莫大老或許認為這是一種敲詐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給徐均兩個瓜、數枚安石榴，裡邊塞滿了黃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給他帶上刑具，徑直押送至府。沒想到府裡的官員也被買通，將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對強權，莫大老的脾氣很好，再一次給徐均送上那些裝滿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將其逮捕法辦。在這關鍵時刻，府裡來函將徐均調離，到陽江縣任職去了。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聲不響地收下瓜果，難道真會像朱元璋說的那樣被送進勞改工場嗎？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判斷，他的前任都被拉攏腐蝕了，結果並沒什麼事。他在府裡的上司也被拉攏腐蝕了，並且動作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結果還是沒事。收幾個瓜果又能有什麼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煩。可見門子算的帳很正確：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而朱元璋算的帳顯然有問題，下獄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嚇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間，蒙古族的道同出任廣東省番禺縣知縣。知縣號稱一縣父母，為當地最高行政首腦，但是還有他管轄之外的權力系統，這就是軍隊和貴族。 　　坐鎮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開國元勳，征討殺伐立過大功。《明史》上說，朱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辦事經常違法亂紀。而道同偏偏是一個執法甚嚴的清官，沒有道理的事情，不管來頭多大，堅決頂住不辦。

　　當地的土豪數十人，經常在市場上幹一些巧取豪奪的勾當，以低價強買珍貴的貨物。稍不如意，就變著法地栽贓陷害。道同嚴格執法，打擊這些市霸，將他們當中的頭頭逮捕，押在街頭戴枷示眾。於是鬥法開始。

　　這些土豪明白，道同這傢伙不好教育，便爭相賄賂朱亮祖，求他出面說句話。應該說，土豪的這樣做是很合理的。賄賂既是必要的買命錢，同時也是一種投資。有了永嘉侯撐腰，將來誰還敢惹？如果沒人敢惹，這個市場就是他們的金飯碗，永遠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們勾引教壞了。他擺下酒席，請道同吃飯，席間點了幾句，為土豪頭子說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級的上級的上級。應該說，以他的身分出面請客，算是很抬舉道同這個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識抬舉。他厲聲道：「公是大臣，怎麼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壓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廢話，乾脆就派人把枷毀了，將街頭示眾的土豪頭子放了。這還不算完，隨後又尋了個差錯，抽了道同一頓鞭子。

　　有一位姓羅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結朱亮祖，把女兒送給了他。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幹了許多違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懲治，朱亮祖又將人奪走。

　　道同實在氣不過，便將朱亮祖的這些事一條條地寫下來，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惡人先告狀，劾奏道同傲慢無禮。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摺，便遣使去番禺殺道同。這時候道同的奏摺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想，道同這麼一個小官，敢頂撞大臣，告他的狀，這人梗直可用。於是又遣使赦免道同。兩位使者同一天到達番禺，赦免的使者剛到，道同也剛被砍掉腦袋。於是，門子的預言再一次應驗：「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不屑於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般情況下，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紀守法的卻如同鳳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當，擅自將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給道同按上適當的罪名，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開國之君朱元璋，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嚴，堪稱空前絕後。殺人只憑一時性起，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道同的下場中看到了。此外還愛發脾氣，激烈且毫無寬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將朱亮祖和他兒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後親自為他寫了墓誌，以侯禮下葬。兩種規則的鬥法至此告一段落。

接受再教育
　　我沒有仔細計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貪贓枉法者被揭發處罰的概率有多少。在閱讀時得到的印象是：離朱元璋越近，被揭發處罰的概率越高；而不歸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則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在省部級官員這一層，朱元璋算的帳比較有說服力；而到了縣處級，門子算的帳更有說服力。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烈，大規模地砍頭剝皮截肢剜膝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也懲辦了大量貪官汙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間的官場乃是整個明朝最乾淨的官場。不過即使在最乾淨的時候，仍有大批高級官員不認朱元璋的帳，例如朱亮祖。我估計，在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級官員之中，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後，管帳的大老闆不那麼能幹或不那麼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兇狠了，朱元璋的那套演算法便越發不對路了。不過，他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卻越發靈驗了。

　　明朝制度規定，官員不許在本鄉本土當官，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不能堅持原則，但胥吏和衙役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土豪們就更不必說，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有一張親戚朋友熟人織成的關係網，盤根錯節，資訊靈通，熟悉各種慣例，並且依靠這些慣例謀生獲利。那些聖賢書上不講的潛規則，正是通過這些人繼承並傳播的。他們是活的教科書。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官員們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學費大幅度下降，許多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墮落定律」的實現過程。

　　所謂墮落，當然是從聖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