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得集

 ＜雪地裡的樹樁＞

 「我們就像雪地裡的樹樁，一眼望去，淺淺地平躺在那兒，彷彿輕輕一腳就可被挪開。可，不然，因為它們其實是和土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的。可是，您瞧，即便這樣扎實的連結看起來也僅是似有若無而已」。雪地裡的樹樁，這個出自於卡夫卡小說「描述一場奮鬥」裡詩意而又寫實的比喻，在思考台灣的過去、現狀和未來時，曾多次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幾百年來，台灣人不就像一截雪地裡看似無著的樹樁般，這裡被踹一腳，那裡被推一把，儘管傷痕累累，時而失意，時而失神，甚至偶爾難免也失身，但卻從未失根過。
無花難結果，有根才有本，然而，對作為漂流兩千年猶太人後裔的卡夫卡來說，「根」並不僅存在於有形的土地裡，而更寄於「看似無著」的精神裡。「不停歇的奮鬥精神，不管結局如何」就是這個精神。看《城堡》，看《審判》，看《蛻變》，無不如此，這可說是貫穿卡氏所有作品的一個「根本」主題。
台灣人的精神支柱在哪裡？
翻開一部台灣百年史，吾人亦可說，若無精神支柱的存在，即便有根也若浮萍。精神支柱才是根本所在，於是，過去，我們問，台灣根的土地在哪裡，今天，更要問，台灣人的精神支柱在哪裡？
就在「倒扁行動」槍上膛，箭上弦的時日裡，我在海外關注著這塊土地上的一舉一動，我細讀了昔日民主鬥士施明德堅決倒扁的言詞，細看了當年民主街頭霸王林正杰瘋狂毆打金恆煒的鏡頭，之後，我呢喃自語著：在風風雨雨若干年後，現在是台灣人靜下來，捫心自問「台灣人的精神支柱在哪裡？」的時候了。
要問我，至少一世紀以來，這塊土地上，四大族群的精神之根本在哪裡？我會說：「不停歇地反抗不公不義，不管何時加入，不管結局如何。」仔細想來，先賢和前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及兩蔣戒嚴時代，難道僅單單是因為他們是日本人或中國國民黨之故才對抗之？──不，非也，外來政權本身並不必然造成被統治者的頑抗，遠的不說，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或是一例。蓋關鍵乃在於「不公不義」的行為本身，因此同理，大家都會同意，「本土政權」若有「不公不義」之舉，當然亦無豁免權。民主不講私誼，人權不分國界，意義在此。施明德敢舉倒扁大旗，立基於此，就其主觀認知來說，到此，至少看似有理，並無可厚非。
然而，「不停歇地反抗不公不義，不管何時加入，不管結局如何」，重音還得放在「不停歇」。昔日的雷震如此，黃信介如此、鄭南榕如此，今日的辜寬敏、彭明敏、金恆煒、李筱峰，亦復如此。要作到這點，就得像雪地裡的樹樁，能耐得住大雪紛飛的冬寒料峭、形單影隻的孤獨寂寞和三不五時輕視鄙夷的飛來一腳。若「耐不住」而把「踹腳」當「靠腳」，再將「靠腳」作「落腳」，縱然不說是「罪惡」，至少也是回歸了「平凡」，不能再稱「偉大」。真正的「偉大」原本就不可能「平凡」。要「偉大」而能「不掉」，何其難也！
我寧願相信，二、三十年前的施明德，乃至十多年前的街頭小霸王林正杰至今在心中依舊絆繫著對抗「不公不義」的心境。唯獨，四十年過去了，當年他們所對抗的不公不義的中國國民黨迄今不但未曾對其所犯罪行表示過任何歉意和悔意，尚且依舊屹立不搖，幾百億不義黨產處理入袋不說，甚至還渡海與同樣「不公不義」的中國共產黨以「聯共反台獨」為名來污衊台灣的民主成就，而那些當年將施明德等人詆毀為「江洋大盜惡台獨」的中時聯合兩報迄今依舊我行我素，莫說毫無懺悔之意，甚且更變本加厲起來。
坐牢二十五年，而當年關他的政黨，當年辱罵他的媒體，至今依舊屹立不搖，且擺好了準備再接班的態勢，其實，這點對自稱堅持對抗「不公不義」的施明德來說，理應是多麼的情何以堪！
從而，我們擔心的是，在戒嚴時代無法讓「不公不義者認罪」，「自己卻反而必須認罪」的施明德如今在民主時代裡找到了一個權力掌握者──陳水扁總統──來舒緩其當年「對抗不公不義不果」而無法接受的心理壓力。同樣地，昔日街頭民主小霸王亦未能看到「威權的國民黨向他及人民道歉」的結果，最後終成墮落天使而對捍衛台灣人權與民主不遺餘力的金恆煒拳腳交加，某種程度上，不也是在一位論述「權威」身上變態地嘗到了打倒「威權」的滋味。就此看來，作為權力掌握者的陳總統和作為論述權威者的金恆煒，分別而同時在解嚴後的今天為戒嚴時代的「當權者」和「輿論操控者」──中國國民黨──受了罪，說來，還是另類「替代役」的一種。然而，這樣的「移情」，公平嗎？
因此，容吾人提醒，陳水扁總統的權力來源是「人民」和「制度」，不是「槍桿」和「戒嚴」，若有閃失，自有「人民」依「制度」制他。而金恆煒先生的權威是來自於「學識」和「良知」，不是「趨炎」和「附勢」，若有異見，盡可靠「腦袋」和「嘴巴」駁他。倒扁兼打金，又有掌聲，又有舞台，爽則爽矣，只是請思考一下：當年您在對抗不公不義的國民黨而逃亡時，對當權者給予掌聲，對為虎作倀者提供舞台的同一批人，今天有沒有在「反扁運動」的台前和幕後進進出出或在場內外為您吆喝和撐腰？而那個政黨呢？它至少輕聲地對您說了「對不起」了嗎？若有，請讓我們分享，因為這聲「對不起」，包括陳總統和金恆煒在內的許多人也有部分股權。若沒有，請參考以下這則新聞：

三個禮拜前，德國一九九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 一九二七─）在隱瞞一甲子後，終於將他年輕時曾在納粹時代惡名昭彰的武裝黨衛隊（ＳＳ）裡服役的過去「爆料」出來，一時間，德國、歐洲，乃至世界各國，議論紛紛，有說他在打書（爆料係在其回憶錄出版前夕，出版後，果真大賣特賣），有說要求他將諾貝爾獎退回，也有的力挺之，稱「遲來的懺悔總比終生的謊言好」。訪談的記者問他，為何都六十年過去了，還要說出來。葛氏的簡短回答令我沉思許久：「心裡擱不住。」（Es musste raus.）。

既「明德」，當「明理」，他們與您那麼貼切，而您說您沒變，那一定是他們變了，可否就近幫我們問問他們，心裡都「擱得住嗎？」心裡若擱得住，屁股才坐得下啊！
「不停歇」與「似有若無」並不衝突，不，它倆實則互為表裡，就像雪地裡的樹樁，可能被「埋沒」，但是不會被「中斷」，這是台灣人的精神支柱所在。依此精神，台灣人也會和中國及世界所有被「不公不義」所迫害的人站在一起，再孤單，我們都不會寂寞的。
來吧，也讓我們在心裡手牽手坐一起，就靜靜地坐在雪地裡的樹樁上。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雪地樹樁似無根，乍看不見下半身；
路人隨腿蹬一瞪，不動如山隨乾坤；
有的就勢坐帶蹲，站起就走不知恩；
屁股拍拍留餘溫，天寒地凍向黃昏。 

＜教育不是百年大「忌」！──海洋聯想＞

我和「四海幫」有極深厚的淵源，至少就我的成長環境及家族背景來看，這麼說，並不為過──我父親來自中國的廣東汕頭，靠「海」；我在基隆出生長大，靠「海」；我外祖父母長於澎湖七美，環「海」；我母親生於高雄旗津，環「海」。許是緣於此故，我在二○○○年總統大選前為台灣願景所寫的那首四句聯「先民過海來渡台，期望有將來。多少苦難多少險，過往把它埋。落地生根手牽手，都是好人才。陽光燦爛開懷笑，歡喜看未來」裡，開頭第一句的名詞裡就有個「海」字，動詞則有個「渡」字。蓋作為一個童年時光大半是在海邊度過的漁民子弟來說，從小，「大海」就對我散發著一股「既令人著迷，又教人恐懼」的魅力。
我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偷偷地跟著街上的大孩子們去當時仍是天然礁石密布的八斗子海邊玩水，而所謂「大孩子」也不過就是十一、二歲到十五歲的中小學生。當然，每次都是趁著我母親午睡時溜去的。即使每次帶著曬到紅通通的臉回來後，都被痛罵，甚至責打，都無損我著迷於「下海玩水」的那股勁兒，是以，說我小學時就念「海school」也沒錯。
嫁給打漁郎，卻又怕小孩去海邊，我母親的憂慮自有她的道理。那些年下來，我在八斗子海邊眾多的不知名玩伴裡，有幾個就是淹死在海裡的。事實上，我第一次跟著大哥哥們去海邊玩時，就由於過度興奮到忘了「不能坐上救生圈」的警告而翻了下來。要不是我運氣好，在慌亂中伸手抓到了救生圈，恐怕就滅頂了。但我只有嗆到，並沒有嚇到。等我摸索著學會游泳和潛水後，在水面優「游」自在的快感，以及在水下四周深邃的海水予人莫名恐懼的刺激，都一再地引我回到海邊。多年後，早已過了青少年的懵懂時期，我才能深切回味到，那種在海裡不受「地心引力」拘束的解放感覺，以及帶著驚恐期待著「有什麼事要發生」的神經緊繃狀態正是對日後現實世界裡「海海人生」之壓抑及單調的預警！
告別童年後，沒有些微掙扎，我那珍貴的海之生命迅即被框住了。在純然地陸地生活裡，雖不至於「隨波逐流」，卻也不能說是「優游自在」。我很快地跟著人家進入狀況──國中之前的最後一次初中聯考、高中聯考、大學聯考、考研究所、服兵役、留學、歸國、成家立業、結婚生子。我繼續在陸地上浮游、擺盪著，漸漸意識到，童年時代的海水經驗是一種試嚐「禁忌」的美食經驗，一種在尚未理解及接受生命的試煉之前，就讓我初嚐「死亡」的模擬考。我開始敏感地看待「觸礁」、「擱淺」、「暗潮洶湧」、「回頭是岸」、「腳踏兩條船」、「船到橋頭自然直」、「同舟共濟」、「冰山一角」、「見風轉舵」、「一帆風順」，甚至「侯門深似海」等字眼。
然而，在這同時，我也開始深刻地體認到，我從六歲到二十五歲在台灣這個海洋國家所受的整整將近二十年的學校教育正是一個徹底「去海洋化」的過程：冒險犯禁、自主尋夢、漂浮擺盪、捉摸不定、自得其樂等可能性全都在「腳踏實地」的一統教育下，化為烏有。黨國不分的執政者「反攻大陸」一事無成，但是在我們身上卻是滴水不漏地做到了「大陸反攻」──我們血液裡鹹鹹的海洋因子由於被灌進過多陸上的淡水而變得索然無味，我們肉體上精瘦的四肢因長期拘束而致被抽樑換柱到浮腫無力。一言以蔽之，在黨國不分的教育體制裡，「聽話」同時是教育的目標和手段，「順從代表安全」，「跟好就不會脫隊」。總之，我們被「綿密的訓話」洗腦到變成「馴化的綿羊」了，卻還不自知。可是，看，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筆下的「美人魚」為了到陸地上來加入「人類」，就得付出「有口只能噤聲不能言」和「一隻尾鰭叉成雙腿反而不良於行」，最後還是得不到她的所愛。這不是違反自然地「去海洋化」的最佳警惕嗎？
一個被「去海洋化」的台灣，還是台灣嗎？「海洋民族」被來自「大陸」的政權「愚民教育」半世紀之後，我們發現，如今台灣人只殘留著「拖人下水」的惡習，卻既無「泳」往直前的堅毅，也缺乏與人「同舟共濟」的意識了。我們固然免除了在海裡「淹死」的風險，但是卻都面臨在陸上被「悶死」的厄運。讓我們看看英國作家笛福（Daniel Defoe，一六六○─一七三一）的名著《魯賓遜漂流記》的開頭，作者是如何引介主角魯賓遜入場的：「我從小只是喜歡胡思亂想，一心想出洋遠遊。」然而魯賓遜的父親卻要求他去學「法律」。一邊是死板板，但可保證晉身「中產階級」，甚至貴為人臣的法律人，一邊是浪跡天涯海角，一出海就有可能逕作波臣的行船人，前者在陸上足可主宰他人的命運，後者在海上卻被命運所主宰。結果呢？魯賓遜選擇了後者！
十八世紀舊大陸的歐洲如此，再看十九世紀新大陸的美國，亦有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一八一九─一八九一）的小說《白鯨記》。主角以實瑪利為何去當海員呢？因為「每當我發覺自己會在棺材店前不自覺地停下步來，而且一碰到出喪行列就尾隨著他們走去的時候；尤其是當我的憂鬱症大佔優勢，以至於需要一種有力的道德律來規範我，免得我故意闖到街上，把人們的帽子一頂一頂地撞掉的那個時候──那麼，我便認為我非趕快到海上去不可了。這就是我的手槍和子彈的代用品。」然後從以實瑪利的口中，讀者逐行逐頁地參與了亞哈船長追捕大白鯨莫鼻‧迪克的悲劇過程。魯賓遜和以實瑪利兩個水手和亞哈船長都棄「安逸」的陸地生活而寧選海上的「冒險生涯」，最後，不管生死，他們的選擇都是一種「逆向操作」的搏鬥，而非「順勢而為」的依附，這點給了我們「唯有不服命運，才不會為命運所俘」的啟示。
然而，西方人不怕海洋嗎？剛好相反，法國歷史學者Jean Delumeau（一九二三─）在他的《西方的恐懼》這本書上冊第一章第一節談的第一個恐懼就是「海洋」，說明從古希臘羅馬開始，海洋就是西方人危險和禁忌的代名詞。人類對海洋的恐懼在《聖經》新約啟示錄第二十一章第一節就已呈現出來：「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這一句話充分指出了，海洋對人類來說是第一號的危險來源，而諾亞方舟出現的前提就是四十晝夜的下雨，江河湖海一起暴漲，大水淹沒平原、丘陵、山嶺、人群、莊稼及牛羊，總之，對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類的最大處罰就是讓他生活在他的最怕：淹在水裡。羅馬人就說：「讚美海洋，但是別離開岸邊。」而《唐吉訶德》裡的桑丘也說過這麼一句話：「假如你想學禱告的話，出個海就行了。」循著這個想法，水手、船員就是終日與死神為伍了，十五世紀末，一四九七年率領四條船繞道非洲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出發前也說了以下這段話：「如今我們一切準備妥當就要遠航。這也意味著，迎向死亡，迎向那個不時在每個水手眼前浮現的死神。」這些都是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海洋版說法。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歐美歷史、文化及教育裡，「挑戰禁忌」絕對屬其重要特質。
而反觀台灣的教育裡，至少在最近一世紀以來的外來政權統治下，要說是「教育本身就是百年大『忌』」，可也毫不為過。這種不敢、拒絕任何改變、全國「向後看」的結果，非但造成有人回頭再搬「國父和兩蔣」來逼「國親合併」，以恢復當年靠著「軍警情特媒體教育加司法」所建構的「大宅門」之妄想，甚而根本性地扼殺了海洋民族開創未來，展望願景的特質。看看老的如許歷農、郝柏村、王作榮，中的如馬英九，少的如所謂的國民黨「五六七大聯盟」，全是要走「回頭路」，既不悲劇，也不喜劇，盡是「平劇」──平淡乏味到令人厭煩的鬧劇！
與其回頭看兩蔣，那還不如回頭再看文學吧。其實，既提了十九世紀的梅爾維爾的巨無霸白鯨，就不能不提二十世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裡的那隻超大金槍魚。除了《舊約聖經》＜約拿書＞裡那隻吞下先知約拿三晝夜後，再將之活生生地吐出來的大魚外，就屬這兩條大魚是世界文學裡最有名的魚了。中國漢語文獻裡，雖在《莊子》、《爾雅》、《古今注》和《廣異記》等書裡都有「吞舟大魚」之說，惜均未成文學氣候，這點或也證明了，徒有「海洋」和「文學」並不能保證能醞釀出「海洋文學」的氣息，關鍵乃在民族個性也。反倒海洋國家的台灣已有海洋文學作家如漢民族的廖鴻基和蘭嶼達悟族的夏本‧奇伯愛雅和夏曼‧藍波安等作家嶄露頭角。不過，若單就「魚」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角色之一來看，我認為，台灣文學裡要找出一隻魚來和梅爾維爾的大白鯨及海明威的金槍魚相提並論，那就非鍾鐵民的短篇小說＜河鯉＞裡的那隻「河鯉」莫屬了。
＜河鯉＞一文刊於一九七七年十月的《台灣文藝》，寫的是一個酷愛釣魚的陳姓高中老師與一個「父親是鄉公所課長」、但是厭倦「讀書、背書只為了考大學」而決定「休學，願意從頭做起，學當工人」的學生于春程之間的互動關係。釣魚高手陳老師喜歡釣「河鯉」而對「池鯉」沒啥興趣，因為「池子裡的魚早已經失去野性，比較起來是那麼軟弱，連肉都顯糜碎，上鉤後幾乎不必費什麼精神就可以撈起來。」至於河鯉呢？陳老師說：「河鯉生活在湍急的溪流之中，筋骨是如此強健，牠掙扎時力量猛烈得驚人……那真有如一場生死搏鬥。」特別鍾愛于春程的陳老師釣了一隻河鯉後，將之放進浴缸裡。結果，生命力強悍的河鯉蹦出浴缸後，攤在地板上奄奄一息時，被從學校回來的陳老師及時救起，又被放回浴缸裡。鍾鐵民十分巧妙地將個性成熟，頗有獨立思考能力，卻被侷限在「讀死書，考大學，別的都別想」的「學校醬缸」裡的于春程暗喻成一隻陷在「住家浴缸」裡的「河鯉」。最後，「河鯉」被「救」回「浴缸」，而于春程也──鍾鐵民的用語是以「餌」──被「騙」回學校。有意思的是，于春程的「于」和「魚」同音，而「于春程」則隱有「愚蠢城」之反諷的可能性。在那個仍是戒嚴肅殺的年代裡，悟知到自身存在之獨立意涵而企圖衝破天羅地網的一隻「河鯉」終究難逃「醬缸」的命運，真真應了「教育是百年大『忌』」的話呢！
鍾鐵民的＜河鯉＞之文學價值絕對不輸梅爾維爾的《白鯨記》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套句黑格爾的話，正是驗證了戒嚴時代「凡存在必『河鯉』」的真理。放眼台灣當下，池鯉、池鯉一缸子，展望台灣未來，不禁要問：河鯉、河鯉，今安在？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曾經滄海難為水，經了風霜始知美；
溫室花朵固不萎，左看右看都氣餒；
不提當年打共匪，且看如今甜蜜嘴；
與其求人腿夾尾，不如求仁永無悔！


人民作主？！──再讀《沒卵頭家》

家人都已睡了，我一個人抱著棉被，輕腳來到客廳。黑暗裡，我坐在沙發上凝視著窗外的樹影搖曳，至少有五分鐘之久吧，嘗試讓心情沈澱下來。然後我開了燈，確定沒驚醒任何人，再走到飯桌邊，從椅子上的書堆裡找出王湘琦一九九○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沒卵頭家》。
自從前一陣子「ＬＰ」事件發生後，我就想起和我一樣同屬芋仔番薯一族的王湘琦那本《沒卵頭家》，但是，把它找了出來，本是想寫篇感觸，卻一直沒時間動筆。那時會再想起這本小說集，除了「ＬＰ」兩字外，另一個主要原因乃在於王湘琦寫在＜自序＞裡的幾行話：

雖然家母是台灣人，但由於幼時生長環境和所受啟蒙教育的緣故，我是一個別人眼中典型的「外省人」──無法用流利的台語和我的同胞溝通。這點是我現在深感慚愧並發誓要改正過來的。因為隨著歲月的增長，我開始思索這塊像母親般呵育我成長的土地上的人與事，過去、現在與未來……我知道──「台灣就是我的母親！」我每一念及她過去所受的種種苦難，熱淚都要奪眶而出。……如果有一天我能寫出什麼還可以看的小說的話，我也要世人稱我「那個台灣來的小說作者！」。

＜沒卵頭家＞是該小說集的第一篇故事，原載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的《聯合文學》，獲得第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首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剛結束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而小說的背景卻是一九五二年，二二八事件剛過五年，正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於人民如影隨形的年代。這位體認到「『台灣就是我的母親！』我每一念及她過去所受的種種苦難，熱淚都要奪眶而出」的芋仔番薯子，為何會寫出一篇題為「沒卵頭家」的小說？小說獎的四位評審人白先勇、李歐梵、施淑女、李永平的評語都是短短幾行，有的指出：「台灣小說裡，喜劇太少，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有的認為：「比如說，生殖器崇拜的問題、傳後的問題，又是中國的，又是原始的，作者用一種非常好笑的方式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表現出來。」有的則說：「澎湖三十年前的落後，並不因荒誕而荒誕，還是有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存在。」最後一位則說：「這篇題材太好了，在那麼一個怪異的事件中，可以產生多少可以寫的東西？」等等。
然而，讓我們再看看標題「沒卵頭家」。「頭家」在那個剛度過三十八年戒嚴的年代理，除了「老闆」之意外，分明還有「人民作主」的含意！再對照台語裡的「沒卵」或「沒卵葩」，「沒卵頭家」一詞不正暗喻著國民黨一黨獨裁之下，人民空有「頭家」之名，而無「作主」之實的台灣嗎？「沒卵」代表「沒種」，在王湘琦同一本小說集裡，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黃石公廟＞裡也有出現：「沒想到哥哥如此勇衝，弟弟卻是個沒卵鼠輩！」而偏偏這個弟弟就叫「虎瀾」。
「沒卵頭家」有名有姓，是澎湖首富吳金水──吳金水，實則「無精水」之意也──之所以被稱為「沒卵頭家」，是因為在一九五二那一年，澎湖某離島爆發了一場神秘怪病，不久即波及整個群島，也殃及馬公的討海人。瘟疫所及，男人的卵葩都腫大如斗，無法出海。村人求神起醮也沒用，連重金禮聘來解厄的黃天師自己也染上「巨卵」症，還遠赴台灣求診去了。最後，馬公衛生所主任決定向台灣本島某私立醫學院求助。
醫學院的醫生團隊來了後，診斷為是經由蚊蟲叮咬所感染的巨卵症，輕者吃藥可癒，但是重者只有「割去」一途。當時全村沒人接受割除治療，唯獨向來認為「船難非關信仰虔誠與否，而是無線設備及氣象報導準確問題」的年輕人吳金水願意接受割除手術，以便早日恢復討海的工作。跟著他去作手術而變成「無卵」的男人，還有「阿福」，但是阿福出院才一星期，就因為受不了村人的恥笑而自殺了。割下來的「巨卵」，因為兩人都無法負擔醫藥費，而以「學術免費」的名義，交給該醫學院作標本去了。
術後的吳金水迅速恢復工作能力，沒多久就把無法出海工作的漁人的船隻一一低價買下，沒幾年就成為澎湖首富了。他的養子吳丁旺最後也送到台灣某私立醫學院念醫學系。不消說，正是當年為吳金水割卵的醫學院。說巧不巧，某日，吳丁旺上課時，老師就帶來該標本給全班觀看，吳一眼就看到上面的地址和姓名，正是他爸爸──吳金水。他即寫信回澎湖給他父親，一場「卵葩」爭奪戰就此展開。
結果，吳金水最後以捐出一百萬元給該醫學院的方式，贖回當年被割掉和「賣掉」的卵葩。然而，當該包著紅布供在玻璃罩裡的「卵葩」被像「朝聖者引回菩薩」般隆重地迎回家裡後，吳金水才發現，上面有顆黑痣的「巨卵」是阿福的，不是他的，當初登記時弄錯了。吳金水又回台灣爭取他的「卵葩」。
結局是，養子吳丁旺準備退學，好幫養父爭回真正的「卵葩」，吳金水這才放棄爭奪戰，因為他要兒子念完醫學院後回澎湖開一所澎湖人自己的醫院，不再依賴外來的幫助。在這場爭論中，有位知道當年慘狀的澎湖老人對一些少年人說了句話：「你們好命，沒見過苦日子！有了病也沒法度……還要受盡外人的凌遲。」
澎湖之於台灣，猶如當時的台灣之於中國，把＜沒卵頭家＞放在澎湖，有否隱喻「受盡外來政權凌遲」的台灣，讀者自可細細斟酌。然而，不管如何，吳金水當年因沒錢而抵押「卵葩」，後來雖然靠自己的實力贖回「卵葩」，結果卻贖錯「卵葩」。這個結局更值得我們思索。「沒卵頭家」終於變成「有卵頭家」。「阿福」的卵葩是「福爾摩沙」的卵葩，還是在暗指同音的英文「awful」──「可怕的」卵葩？
「國民」繼續作「頭家」，「卵葩」卻弄錯了。我闔上《沒卵頭家》和眼睛，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台灣命運被閹割，金水還將苦水喝；
上了賊船土匪窩，無卵頭家路坎坷；
枕戈待蛋下油鍋，忍辱不堪掩面遮；
釜底至今薪難抽，箇中曲折一牛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