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有你

如今回想起來，當年我們在一起就是「玩」。我媽過世那年，我們倆十一歲，那是我們在少棒聯盟的最後一年，已經覺得有些無聊。我認為棒球是挺無聊的。待過少棒聯盟的人都知道，最後一年只是開始厭倦棒球的預告，許多美國人都有同感。遺憾的是，加拿大人也打愛棒球，看棒球。這是一種需要很長等待的比賽，也是對特別的爆發力抱以高度期許的一種比賽。感謝上帝，至少少棒聯盟的比賽比成人的大聯盟比賽快速多了。我們不喜歡吐口水，用力抬高胳肢窩或兩腿岔開的動作，那純粹是成人運動中一種緊張的表現。但是你還是得等待每次投球之間的空檔，等待捕手，等待裁判的判決，然後等待捕手小跑步到投手板和投手說話，示意他該如何投球，再等球隊經理搖搖擺擺的走到場邊，和投手、捕手一起擔心下一個球會有什麼可能性。

那一天，最後一局時，我和歐文等著比賽結束。我們覺得很無聊，壓根兒沒想到有個人的生命也要結束了。我們這隊輸了，而且落後很多。我們經常讓二線打擊手代替一線打擊手上場，換來換去，搞得亂七八糟的，我幾乎認不出我們隊上大半的打擊手，我甚至忘記自己的打擊次序。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下一棒，正準備詢問我們那位好脾氣的胖經理兼教練齊可寧先生時，教練忽然轉向歐文．明尼說道：「歐文，你代替強尼上場。」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上場。」我對齊可寧先生說，但是他沒聽見；他遠遠望著球場某處。他也覺得很乏味，他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希望球賽趕緊結束。

「我知道什麼時候輪到你。」歐文說。這就是歐文老是惹人厭的地方；他什麼事都記得牢牢的。他很少玩一些愚蠢的遊戲，但是他對無聊事情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

「如果哈利上壘，我就準備打擊，」歐文說：「等到巴茲上壘，就輪到我上場了。」

「很有機會，」我說：「現在是不是一人出局？」

「兩人出局了。」歐文說。

坐在板凳上的每一個人都望向球場內野某一處──就連歐文也一樣。於是我的視線也轉向他們大感興趣的目標。我看見她了，是我媽。她才剛到，她老是遲到，大概也覺得球賽很無聊。她憑著直覺而來，正好可以接我和歐文回家。夏天時，她的體態更顯豐盈，因為她喜歡穿著夏天質料的緊身洋裝；她的膚色曬得很均勻，穿著簡單的白色棉質洋裝，上身緊貼著胸和腰，裙襬搖曳，她用紅色的圍巾攏住頭髮，露出光潔的肩膀。她沒有在看球賽，她站在左外野的界外，過了三壘壘包，望著人影稀疏的看台，那幾乎空無一人的觀眾席──試著找出是否有她所認識的人，我猜。

我知道每個人都在看她。這一點也不稀奇。每個人都會盯著我媽瞧，但是那天大家似乎看得特別專注，要不然就是因為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她，所以印象才如此清晰深刻。投手正注視著本壘，捕手等候著投球，而打擊手，我想也是在等待那顆球，不過就連內外野手全都目瞪口呆的看著我媽。坐在休息室的每一個人也都看著她──看得最專注的大概是齊可寧先生，其次大概是歐文，再來就是我。看台上的每個人也在我媽望向他們之際轉頭看著她。

這是四壞球，或許連投手的一隻眼睛也瞟著我媽。哈利．霍特被保送上壘，巴茲．沙士頓上場，歐文是下一棒。他從板凳上站起來，找著最小的球棒。巴茲擊出軟弱的滾地球，肯定被判出局。我媽的目光卻不曾跟著球賽轉動，她行走在和三壘平行的邊線上，走過三壘的裁判；當游擊手漏接巴茲．沙士頓打出的滾地球時，她的目光仍望著看台，跑壘員都安全上壘。

輪到歐文上場。

為了證明這是多麼無聊的一場球賽，以及兩隊比數有多大的懸殊──齊可寧先生要歐文揮棒，因為齊可寧先生也想回家。

他通常會說：「歐文！看準一點。」這表示保送上壘。也就是別讓球棒離開你的肩膀，換句話說，不要任意揮棒。

但是這一天，教練卻說：「孩子，揮棒吧。」

「儘管把球皮都打掉吧，明尼！」有人坐在板凳上說，說完便笑翻了摔到地上。

歐文帶著尊嚴的看著投手。

「歐文，來個安打！」我喊著。

「歐文，揮棒！」教練叫喊著：「用力揮棒！」

現在連坐在板凳上的隊友也跟著起鬨，回家的時間快到了。就讓歐文揮棒吧，然後接連三次揮棒落空，這麼一來大家都自由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欣賞他揮起球棒看似狂猛卻軟弱無力的滑稽模樣。

第一球投偏了，歐文並沒有揮棒。

「揮棒！」教練叮嚀著：「歐文，揮棒！」

「太遠了！」歐文說道。他一切都按規定來，歐文．明尼是個完全照章行事的人。

第二球差點擊到他的頭，他不得不向前撲倒，滑過本壘板附近的泥土地，鑽進內野的草叢裡。兩壞球。每個人都笑看歐文拍打球衣上飛起的塵土，所以我們還得等候歐文先把自己弄乾淨。

我媽背對著本壘板，有人認出她來，坐在觀眾席上的某一個人，不知那人是誰，但她朝對方揮手招呼。她走過三壘壘包，就在三壘的線上，不過還是比較靠近三壘，離本壘遠一些；這時歐文．明尼準備揮棒。看來在球離開投手的手套之前，歐文就已經開始揮棒。這是一記快速球，在少棒賽中算是相當快速的，而歐文揮出的球棒正好觸擊球面，近距離的接觸不免讓他嚇了一跳（就在本壘板前面，大約胸部的高度）。這是我所見過他最高難度的打擊，突來的力道相當的震撼，而歐文卻站穩了腳步──這一次，他並沒有摔倒。

對少棒賽而言，那一擊的聲響出奇巨大且尖銳，就連漫不經心的我媽也注意到了；她回頭望向本壘板，我猜，她想知道是誰擊出那一球──不料那一球卻不偏不倚打中她左側太陽穴，打得她全身急速翻轉，扭斷了一腳的高跟鞋跟，整個人倒臥在地，面對著看台，她的膝蓋朝外張開，她的臉先撞擊到地面，因為她的雙手仍垂在身體兩側（她甚至來不及抬手撐住地面防止跌倒），後來我們懷疑她在倒地之前就已經死亡了。

她是否在一瞬間迅速死亡，我不知道；但是，當齊可寧先生跑到她身邊時，她已經斷氣了。他是第一個看到她的人。他托起她的頭，把她的臉龐轉向比較舒服的姿勢；有人說後來他幫她闔上雙眼，將她的頭放回地面。我記得他把她身上的裙子往下拉平──當時裙子掀到大腿──他還將她的雙腿併攏。然後他站起身，脫下身上的運動外套，那件外套他老是搭在胸前就像鬥牛士拎著的斗篷。我是第一個跑向三壘邊線的球員，但是齊可寧先生動作非常敏捷──對一個胖子而言；他立刻抓住我，用手上的外套蒙住我的頭。我什麼也看不見，也根本無法掙扎。

「不！強尼，不要！」齊可寧先生對我說：「強尼，你不想看她那模樣的。」

記憶是個怪獸；儘管你忘了──然而記憶並不會忘記，反而把所有事情列入檔案，替你保留起來，或隱藏起來──然後自動的突然湧現在你的腦海。你以為那是你的記憶；其實是記憶跟定了你！

後來，我記起了每一件事。在重回我母親去世的場景，我記得當天在看台的每一個人；我也記得誰不在現場，還有每一個人對我說的話，或沒說出口的話。但是第一次回到現場時，我對細節方面的印象很模糊。我記得派克警長，我們葛威森鎮警察局的警長──幾年後，我還跟他的女兒約會。我之所以記得派克警長，是因為他問了一個可笑的問題──更荒謬的是，他還賣力的追查他提出的問題。

「球呢？」警長問，據說他在清理現場之後，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媽的屍體已被送走，而我坐在長條椅上，趴在齊可寧先生的大腿上，他的運動外套仍然蓋在我頭上，這時，我喜歡被外套罩住的感覺，是我自己把外套蓋住頭的。

「球？」齊可寧先生反問警長：「你要那個該死的球？」

「嗯，那是兇器，算是吧。」派克警長說。他受洗的名字是班恩。「我想你可以管它叫殺人的工具。」班恩•派克說。

「兇器？」齊可寧先生說話時還捏了我一下，當時我們正在等候我外婆或我媽的新丈夫來接我。「殺人的工具！」齊可寧先生念著：「我的天啊！班恩，那只是一顆『棒球』啊！」

「那球呢？」派克警長又問。「如果是那個球殺死了人，我當然要看──事實上，我應該把它帶走。」

「班恩，別這麼煩人吧。」齊可寧先生說。

「是哪一個小孩拿走了？」派克警長問我們那位胖教練。

「去問他們，別問我！」齊可寧先生說。

當警察在對我媽拍照時，所有的球員都被帶到看台後方，大家都直挺挺的站著，透過空無一人的座位看著命案的現場。一些鎮上的人也陪在球員身邊──球員們的父母和熱情的球迷。後來我記得歐文的聲音，他在黑暗中對我說話──因為我的頭被運動外套蓋住了。

「對不起！」

這些年來，所有的片段都一點一滴漸漸回到我眼前──每一個站在看台後方的人，以及每一個人已經回家的人。

但是當我取下蓋住頭的外套，才知道歐文並沒有站在看台後面。齊可寧先生一定也發覺到這一點了。

「歐文！」他喊著。

「他回家了！」有人回答。

「他騎腳踏車走了！」還有人說。

我可以想像他騎著腳踏車在梅登坡路爬坡的吃力模樣──先是踩著踏板，然後搖搖晃晃，接著跳下車牽著腳踏車走路；那一路上都看得到河流的景致。在那年頭，我們的球衣是讓人發癢的羊毛料裁的，我可以想見歐文身上的制服，因沾濕汗水而顯得沈重；背上的數字「3」對他而言委實太大了些──當他把上衣塞進褲子時，也把數字塞進了一大半，所以路過梅登坡路的人都以為他是「2」號。

我想他沒有理由留在那兒等候，我媽總是在少棒賽結束後送歐文和他的腳踏車回家。

我想那球一定被歐文帶走了。他是個收藏家；只要想想他收藏的那些棒球卡就知道。多年以後，齊可寧先生說：「畢竟那孩子只擊出這唯一像樣的一球，打出木頭真正的聲音。可惜卻是個壞球，更甭提還殺了人。」

「如果球被歐文拿走了又怎麼樣呢？」我想著。不過，當時我想的主要是我媽；我已經開始生氣她為什麼從不告訴我，我的父親到底是誰？

當時我才十一歲；我不知道還有誰出席了那場少棒賽及那場死亡──更想不出會有什麼人想擁有歐文擊出的那個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