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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04400233
東京,若即若離
東京一年
原文作者:
出版社:圓神出版社
系 列:圓神文叢
出版日期:2018年06月01日
定價 290 元
優惠價  -21%  229 元
電子書

 

書活網特推

《東京,若即若離》 蔣方舟和台灣讀者打招呼


 

《東京,若即若離》 蔣方舟的台灣印象


內容介紹

7歲開始寫書、9歲的散文被列入學校教材、19歲破格錄取清大、20歲獲第一屆朱自清散文獎、
25歲陪同總理至拉丁美洲文化交流演講、26歲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寫書、兩度受邀訪台:

中國新一代暢銷天才女作家蔣方舟
於日本創作的最新作品‧台灣上陸

艾美奬提名‧日本紀錄片導演伊藤王樹攝影記錄

◆各界推薦

作家 張鐵志
作家 張西
作家 番紅花
旅行長 工頭堅
獨角獸計畫創辦人李惠貞

全世界除了日本人以外,書寫最多日本的毫無疑問是台灣人,但近年我也喜歡透過對岸作者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例如李長聲、徐靜波、毛丹青,當然還有《知日》,而現在又多了蔣方舟。撇開年齡與歷史的包袱,或者可以從她的文字中,看見不太一樣的東京與日本。

──工頭堅

她平淡的句子都是燙的,因為足夠誠實,所以燙傷自己也無妨。對於這樣的書寫我深深著迷。這些句子甚至剛好地守護著她和她的生活。

──張西

東京,如此繁華,卻又如此冷漠。
踏上的不只是地理上的異國──心,也是。
透過九O後的年輕觀察,看見昭和平成的心風景

受到日本國際交流協會的邀約,蔣方舟在東京獨居了一年,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

她寫著日記,心情從惶恐到坦然,對寫作的思索,也從茫然變得清晰。在東京度過的這一年,並沒有把她變成一個新人,只是讓自己回到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日記,像一種持之以恆的窺看私密。四十六則日記,有觀察、賞析、體驗、時評及許多的感受,駁雜卻不失純粹。蔣方舟用閱讀、洞察、明見作為時代意義的表述。從政治、藝術到當今中日兩國世間百態,都有獨特又不失嚴肅的描摹與思考。

本書同時有著日本紀錄片導演伊藤王樹,隨著蔣方舟的腳步拍攝,在文字和影像的雙重記錄下,交織出一段異地的心靈旅程。

‧看到其他人也全是一個人吃飯,像考試一樣中間隔一個座位,很害怕交流的樣子,每個人都吃得又快又用功。我一下子就被這場景治癒了,東京是一個沒有人打擾,也不必打擾別人,就能夠活得很好的城市。──〈不能夠以形式分享的快樂〉

‧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皇居跑步〉

‧花火大會很好看,焰火的形狀豐富得超乎想像。坐在我前面草坪的是一個日本小姑娘,對著每個出現的焰火大叫「好美!好美!」有時,焰火還沒出現,她就迫不及待地大喊出來。──〈花火〉

‧我在東京的生活彷彿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單獨交談。

‧坐船離開豐島,上岸前最後看一眼瀨戶內海,覺得海洋奇妙,它總是不斷被划出道道傷痕,又總是處於完整無損的狀態。海不會記得我來過,我的人生卻被帶到了未知的航道。──〈瀨戶內海藝術季〉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序〉

附錄:蔣方舟推薦東京之旅「足跡」

作者簡介
蔣方舟

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出版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獲得第一屆朱自清散文奬。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週刊》副主編。代表作:雜文集《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蔣方舟的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

攝影簡介
伊藤王樹

1978年出生於日本,紀錄片導演,作品曾獲艾美奬提名。執導的《15歲離開家鄉的歌》等紀錄片陸續在日本上映。

規格
商品編號:04400233
ISBN:9789861336541
256頁,25開,中翻,平裝,單色印刷
目錄

2015.12.16 (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2015.12.17 (星期四)村上隆的《五百羅漢圖》

2015.12.18 (星期五)不能夠以形式分享的快樂

2015.12.19 (星期六)英雄主義落空

2015.12.20 (星期日)羽田圭介

2015.12.22 (星期二)妹背山婦女庭訓

2015.12.30 (星期三)馬肉刺身

2015.12.31 (星期四)老靈魂

2016.1.2  (星期六)女子有才

2016.1.3  (星期日)奈良唐招提寺

2016.1.6  (星期三)畢卡索與沙林傑

2016.1.13 (星期三)丑角臉譜

2016.1.16 (星期六)《史托納》與《普寧》

2016.1.17 (星期日)瞎子國度裡的獨眼龍

2016.1.24 (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2016.2.18 (星期四)皇居跑步

2016.2.19 (星期五)苟活的理由

2016.2.20 (星期六)流亡者景觀

2016.2.21 (星期日)S先生的晚飯

2016.2.25 (星期四)G教授的聚會

2016.2.28 (星期日)三島由紀夫紀念館

2016.3.8  (星期二)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2016.3.15 (星期二)海萊內‧謝爾夫貝克

2016.3.24 (星期四)輕井澤溫泉旅館的一夜

2016.3.25 (星期五)裸女與馬頭琴

2016.3.30 (星期三)春天

2016.4.4  (星期一)荒川線電車

2016.4.7  (星期四)脫衣舞

2016.4.8  (星期五)喝酒

2016.4.16 (星期六)川端康成的忌日

2016.4.22 (星期五)伊藤若衝的畫

2016.4.23 (星期六)川端康成的展覽

2016.5.27 (星期五)鐵路旁的公寓

2016.5.29 (星期日)洗衣機

2016.6.25 (星期六)路上的意外

2016.7.10 (星期日)老年

2016.7.23 (星期六)花火

2016.7.24 (星期日)作家的照片

2016.7.26 (星期二)殺人的理由

2016.10.10 (星期一)黃屋子裡的畫家

2016.10.15 (星期六)瀨戶內海藝術季

2016.11.8 (星期二)寫作

2016.11.9 (星期三)川普當選與知識分子

2016.12.20 (星期二)柯慈的《恥》

2017.1.11 (星期三)庭院裡的小木屋

2017.1.17 (星期二)長崎的海

附錄:蔣方舟推薦東京之旅「足跡」

【序】

一七八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三時,三十七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一人鑽進一輛郵車,逃往了義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並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於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熱情壓榨得乾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拋棄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義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義大利,從城市到農村,喜悅地目睹並且描述著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義大利完成了《在陶裡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義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二○一六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認真也是孤獨的結果。我幾乎不會日語,大多數時候面對別人都只能微笑點頭,無法建立任何情感聯繫,更無法在人際交往裡投入什麼熱情。說實話,即便會日語也無助於我緩解孤獨。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用獲得芥川奬的作家、搞笑藝人又吉直樹在《火花》裡形容的:

「東京這個地方,聚集著從各個地方而來的人們。從前在鄉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裡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後我才明白了,那並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態,終於成了一個集合體。」

我在東京的生活彷彿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單獨交談。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

這幾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話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著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絡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著國內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

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並不美好的細節,才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於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彷彿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家生命的結晶和照片,我透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記裡那些絮叨的囈語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攤開來,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四日,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將變成一個新人回來。」

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並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內容試讀

●2015.12.16(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今天中午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見了面,送給他們我媽自己畫的年畫。圖案是六子爭頭,三顆兒童的頭,嫁接在六個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體上。他們大概覺得非常怪異,草率地讚嘆了兩聲就匆匆捲起。

下午,我訪問大學的教授介紹了東京大學的一個留學生給我認識,是一個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經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經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驚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圓。

晚上我請她去了一家評價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一萬三千五百日元,相當於七百多人民幣。九十分鐘內無限量地點海鮮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貴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飯的時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齡,是嫁到日本的,她與丈夫是高中同學,一畢業就結了婚。她的婆婆嫁給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來日本生活。後來,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遊戲打到早上四五點鐘,自己在日本也沒有朋友。婆婆讓她做很多家務,以一個日本主婦的標準來要求她,她卻想要上進,讀了東大的研究生,拍紀錄片,喜歡結交知識分子和獨立紀錄片導演。

「今天下午剛剛談完離婚。」她說。還好,並沒有立刻流出眼淚。

我恬不知恥地給出很多幼稚的建議,狂想如何嫁給有錢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

對於他人生命裡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性,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占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裡。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裡最受排擠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經吃不下了,她還在一直點。

「真是很貴的料理啊。」結完帳,她又說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貴的牛肉是比離婚更嚴重的事故。

回住處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怎麼坐地鐵。

因為喝了點酒,更加開心。因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變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學不用家長接就能回家。人踩著落葉回宿舍,覺得能夠這樣度過一輩子。

並不清貧的獨身女學生,真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了。

●2016.1.24(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去大阪找前同事D小姐。D 小姐是我過去在雜誌社的同事,她在廣州總部,而我在北京辦公,見面並不多,去年從同事口中得知她臨近三十歲時放棄在國內舒服安穩的日子,來到日本獨自生活。

D 小姐接我吃晚飯,看著夜晚的大阪,問我:「是不是特別像廣州?」比起東京,大阪要顯得隨意很多。東京的地鐵上多是穿正裝沉默的上班族,大阪的地鐵裡則有很多大媽表情誇張地抱怨著自己的媳婦。大阪的街道上很多煙頭,略顯破敗的小商店很有市民氣。據說居住在關西的人出差去東京,無論如何都要坐最後一班新幹線回來,因為覺得東京壓抑得像穿西裝的喪屍組成的世界,一定要回到人的世界才安心。

D小姐請我吃全大阪最好吃的鰻魚飯。東京的鰻魚飯是蒸過之後再烤,入口時感覺有些柴;大阪的鰻魚飯是直接刷醬烤,口感肥膩。我更喜歡大阪的鰻魚飯肥厚的口感。

我問起她在日本的生活。她少女時期就愛看日劇和漫畫,兩年前才下決心學日語,學了一年半,毅然放棄了國內的生活,來到日本。因為她一直喜歡日本土生土長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所以來到大阪生活。

D小姐現在幫一家中日貿易公司做些零散工作,其餘時間就自己搭車去各地旅行,避開熱門觀光地,只在最好的季節去能看到最美風景的地方。這就是一期一會,相遇即告別。

她說,在三十歲的時候拋下國內的一切來日本生活是她做過最正確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都覺得人們的這種說法是種自我保護,因為生活的沉沒成本太高——那些逝去的時間、精力的投入、對別的人生選擇的犧牲都無法挽救,所以只能給自己的人生選擇尋找合理化的解釋。但D小姐說的話我相信,相信她不是自我辯護。

我問起她的感情狀況。她說現在仍然是單身,來日本之後有過一兩次暗戀都無疾而終。她說還是想試試和日本男生戀愛,「但是日本人其實很排外和保守,很難和外國女人談戀愛」。她嘆了一口氣。

三十多歲的D小姐仍然愛看漫畫和日劇,有著一顆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評價她嗎?並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種程度上,天真和世故並不是矛盾的特質,而往往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階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這個特質,而是早早地把它當作成長必然蛻掉的皮,輕率地拋棄在一邊。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採了一路的花,採花時也顯得興致勃勃,充滿樂趣,到了路的盡頭卻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變得世故。而成年後還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質則是複雜的——至少是見過複雜,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貴。

●2016.2.18(星期四)皇居跑步

今天去表參道的ASICS(亞瑟士,日本運動品牌)買了跑鞋和運動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了步。

繞著皇居跑步一圈剛好五公里,沿路有專門為跑者提供飲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是村上春樹愛跑步的地方。

跑步的時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樹,結果發現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樹差不多,矮小結實的身體,簡素規律、神情肅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樹的複製人同時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鐵的上班族,穿著米色和黑色的商務裝,地鐵門一開再一關,他們的疲憊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層。到了晚上,他們換上專業的跑步服,龐大的上百人的群體呼吸在同樣的頻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連綿不絕,儀式感就像是參加彌撒。

尚‧布希亞非常刻薄地這樣形容跑者:「我們可以攔住一匹發狂的馬,卻攔不住一個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著白沫,全神貫注於內心的倒數計時,全神貫注於他進入反常狀態的那一刻,此刻千萬不要攔住他問時間,他會把你吃掉。」

這種沈醉是宗教性的。跑步的確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徵:人群聚眾,大腦中分泌出一種宗教性的歡愉。因為聚眾,這種歡愉又變得更為強烈。

這兩年跑步也成了中國中產的新宗教。

可是說實話,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長跑之後的照片,直視鏡頭的臉面色潮紅,全身汗濕,裹在緊身衣裡。我朋友圈有一個朋友是超級馬拉松(一種在野外環境裡長達一百公里,甚至三百公里的馬拉松)的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緊張,晒傷的身體,起泡的雙腳,皮開肉綻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張愛玲影響的文藝女青年,對於文明世界有著畸形的嚮往,貪圖享樂,喜歡吃奶油蛋糕,喜歡包裹在華麗的袍子裡——即使袍子上長滿了虱子,也勝過青筋畢露的身體。

我仔細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長跑後的照片,和張愛玲抱著牛奶瓶面無表情地穿過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樣,是對受苦的一種迴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體,我並不覺得性感,只覺得好慘。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

食物過剩,糖分過剩,卡路里過剩。而互聯網創業的熱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為了讓別人更懶一些,人和食物之間的距離被縮短了,食指一動,就等著外賣小哥敲門。

我們的社會充盈而飽和,由一個肥胖者的社會進入了一個厭食症的社會。

中國最先胖起來的一代誕生於飢荒之後,飢餓的記憶告訴他們的大腦要不斷儲存熱量,因此對於食物有著窮凶極惡的熱情。

肥胖者說:「我什麼都缺,所以我什麼都吃。」而新興的城市中產說:「我什麼都不缺,所以我什麼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為過於幸福而讓靈魂出竅的食物。在跑步這個近乎受苦的單調運動中,把過剩的能量嘔吐出來,中產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體。

受苦對於中產是陌生的身體經驗,對於富人階層更是。跑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產看齊的對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並不是為了作秀,或者為了征服的虛榮,而是真的享受這種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遙遠而陌生的身體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對身體的覺知,痛苦讓人感覺到自己正在活著。

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其說「解放了身體」,倒不如說「剝離了身體」。工具代替了身體的功能,中產要借助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體。所以,你很難想像一個重體力工作者,或是一個快遞小哥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決定在城市公園跑個步。

在缺乏宗教的社會裡,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中產的壓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瑣碎,劉震雲二十年前寫的《一地雞毛》依然沒有被掃走,妻子、孩子、保姆、單位的是是非非確鑿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質」的焦慮,是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霧霾和地溝油,詐騙和毒奶粉,房價和養老,股票和醫療……它們既抽象又具體,如烏雲般遙遙而至,壓在每一個中產的頭頂上。

跑步所帶來的愉悅成為緩解這種焦慮最好的方式。關掉糟心的新聞,遠離嘮叨的妻子和討厭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鬧遺留在身後,關上房門,換上跑鞋,戴上耳機,美妙的協奏曲取代了嘈雜與抱怨,肉身與靈魂瞬間進入真空。

「運動讓人產生愉悅」這一點似乎有科學的解釋。在幾年前一本風靡全世界的暢銷書《運動改造大腦》中,作者寫到人的身體裡有一個內在的止痛分子自機制,效果就像嗎啡。內啡肽減輕身體上的疼痛,同時在心理上產生快感。

在劇烈運動的時候,內啡肽能夠鎮靜大腦並且緩解肌肉疼痛。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馬拉松選手在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時,在起跑線附近被塑料袋絆倒,膝蓋著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來繼續跑,直到接近二十九公里時,腫脹的膝蓋罷工,大腿骨折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是緣於內啡肽的麻痹和鎮定作用。

後來,也有科學家指出長跑者的內啡肽是無法進入大腦的。無論如何,當一個人心情低落時,他大腦裡產生「運動會讓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當他的雙腳踏實而輕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種化學物質是否瞬間在他的大腦中綻放,跑者都認為它奏效了。

所有運動都能讓人產生愉悅,比如打籃球、踢足球、跳廣場舞。為什麼中產會選擇長跑呢?

宣稱「跑步是種宗教」的中產沒有資格嘲笑跳廣場舞的大媽。除了裝備不如跑者,背景音樂落後了二十年,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區別:同樣歡愉,同樣缺乏對抗性,同樣切割城市空間,參與者同樣熱情地邀請你加入他們的隊伍,像傳教士一樣伸出雙手。

可鄙視鏈卻依然真實地存在著,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廣場舞不夠中產。中產需要自己小群體的階層認同。

當中產剛剛開始在俄國流行時,納博科夫是這樣刻薄他們的:「他們被兩種相抵觸的渴望煎熬著: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樣,用這個用那個,因為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麼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個特殊團體,某個組織、俱樂部,成為某個賓館的貴賓或者遠洋航班的乘客,然後因得知某集團的總裁或歐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邊而歡欣雀躍。」

跑步不僅僅時髦,而且像是某種成功人士的標配。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高層們為了顯示自己的追求,紛紛把馬拉松的奬牌當作自己的勳章。而中產選擇跑步而非廣場舞來鍛練身體,顯然是因為跑步更像是身分的象徵。

樂觀的人會把跑步的中產看作階級自我意識的覺醒。

中產在財富以外,開始關注健康,並且以此為起點,關注一些大於自身的東西,比如大氣環境、食品安全、醫療健康、公眾權利、財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種焦慮下的反應,也是一種自救。而跑者彼此取暖,更讓人有一個政治群體崛起的集結號已經吹響的想像。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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