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哲學家的大門：走進經典的16把鑰匙

前言：哲學家的大門，迷人的入口


大門令人聯想到莊嚴的建築物入口。兩千五百年來，哲學之屋已具有極大的規模，許多人將踏入這所房屋視為畏途，難以一覽全貌的眾多走道，就算只想熟悉這所房屋的零星部分似乎也不是件簡單的事。一部偉大的哲學作品好比一個精心設計的房子。一些平常住在裡面的人，亦即哲學學者們，經常僅在這所房屋的一個壁龕上就耗費數十年精力。他們因此堅稱，我們必須持久反覆地研究才能認識一部哲學經典作品，並對這類著作能夠輕易被理解不以為然。

然而，我們應該獲准先行參觀這間房子，在幾個特別有趣的房間內大致看過，並對它們的位置、建築及裝潢有個概略印象，之後每個人可以自行決定他想回到哪一個地方消磨時間。

在此呈現的十六篇文章正是要帶領讀者前往這間房子參觀，目的不是埋首鑽研分析，也不是要獲取學位或證書，而是在輕鬆的氣氛下做初次的認識。這些向來枯燥、無法接近的書籍可以展現其迷人的一面：它們都擁有非常獨特的故事，並擺脫學術塵埃，以有趣斬新的面貌出現。

這個望之儼然的大門，是通往哲學之屋最自然且最舒適的入口。到現在一直怯於跨越門檻的人將明白，哲學家的大門是為每個好奇、有興趣又有點閒暇的人開啟的。他只需走幾步就會發覺，這所屋子的房間並非只為少數人而設者，而是為所有想探討哲學思想的人佈置的，這些思想乍看之下或許很不尋常，但在仔細審視後卻相當值得深思，其中有些可能還和我們自己的想法相去不遠。

可能學者專家會說，還有許多偉大的著作在此處缺席。實際上，此書的確僅選出哲學經典的一小部分，不要求全部齊備，無論是哪些作品被選出，都會引起爭議的。被選出的不一定是在大學課程裡最受重視的作品，而是影響力遠超出哲學範圍的著作，並希望在新讀者初次翻閱時即可激發他們的興趣。哲學家的大門不僅是一個通往宏偉建築的入口，同時也是一個通往開放、活潑的屋子的入口。


 

1  哲人王之夢
柏拉圖：《理想國》（西元前三九九～三四七年間）



人類不僅擁有個人的夢想，也擁有共同的夢想。人們描繪出一個自由、快樂、自痛苦中解放的世界。宗教、哲學與藝術不斷地擷取這些夢想，並且將它們付諸成形。而一個擁有完美、公正秩序的人類共同生活模式之理想國度，也屬於這些古老的人類夢想之一。

在這些將夢想化為理性形象的哲學作品中，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主要著作《理想國》是最著名的一本。《理想國》是第一本流傳下來的、描寫烏托邦國家的作品，除了政治哲學外，此書尚涉及許多其他的事物。柏拉圖嘗試藉著此書完成一項壯舉：他想將政治與道德、形而上學與宗教、對世界的理性解釋與神話連結在一起。換言之，柏拉圖的《理想國》試圖結合政治秩序和真正、永久的實在法則。他是歐洲哲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系統構思者。在柏拉圖之前的先行者們奏下了基調，而柏拉圖自己則演出序曲。

這本作品的出發點乃是有關正義的疑問，最後導向一個公平秩序的描述，而這公平秩序是建立在一個非常穩固的基礎上，永遠不會因時間而有所改變。這個秩序的中心意念是：國家是由真正最優秀的人、兼具智慧與能力的領導者所治理的。這是因為在這本書裡，柏拉圖不僅作著理想國度之夢，也作著結合智慧與權力的哲人王之夢。他們不單單是政治領袖，也是指引人類走向真正實在的精神領袖。

在人類歷史上，這一直是個讓人著迷、無法摧毀的夢想，時至今日它依舊是個巨大的誘惑。它觸動的不只有哲學家，還觸動了其他許多人的心弦，因為他們體驗到，政治舞台是永無效益的鬥爭、貪贓枉法以謀高位，以及結黨營私罔顧人民利益。住在一個由各方面都能讓我們信任的最適任者所統治的國家裡，這不是個很吸引人的想法嗎？

因此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枯燥的論文集，而是一場藝術氣息濃厚的討論會，其中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成了文學角色，並以敘述者與主講者的身分出現。柏拉圖自己的角色則是詩人兼哲學家。書中第一行即由蘇格拉底發聲，讀者覺得自己似乎置身於一本小說當中：「我昨天和阿瑞斯東的兒子哥勞恭往下走到皮雷斯，一方面為了朝拜女神，同時也想看看他們怎樣慶祝這個首次舉辦的慶典。」

在此柏拉圖引用了自己熟悉的場景與人物。蘇格拉底自雅典出發，到數公里外的皮雷斯港參加敬拜雅典娜女神的慶典，與他同行的是柏拉圖的一個兄弟哥勞恭。過了一段時間後，當蘇格拉底想回家時，包括柏拉圖另一個兄弟阿德曼多斯及富商可法洛斯的兒子波列馬赫斯在內等友人，敦促他繼續留在皮雷斯與他們一同進餐、討論並參加接下來的夜間慶祝活動。接著在可法洛斯的家裡展開了一場蘇格拉底和不同討論對象的對話，其中他們交換了彼此對正義的意見，也勾勒了一個公平的社會秩序之基本特徵。

直到今天為止，柏拉圖的對話錄仍不僅被當做哲學作品，也被當做文學作品來閱讀，這完全符合作者的用意。根據流傳下來的史料，年輕時的柏拉圖曾參加詩人競賽，而政治在他的作品中扮演如此吃重的角色亦非偶然。柏拉圖不僅是古希臘最重要的城市雅典之子，而且還出身自此城最高尚的家族之一。他是傳統政治精英分子的後代，然而他的家族卻由於雅典的偉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斯的改革行動而不再享有優勢地位。伯里克利斯引進了民主政治，削弱了貴族的政治影響力。最後，在西元前四三一年，即柏拉圖出生前四年所開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失去了希臘境內的政治領導地位，拱手讓給對手斯巴達。

柏拉圖的家族深深捲入了接下來的混亂政局。從前的寡頭政治領袖依然維持反民主的姿態，在戰爭期間他們還對獨裁的軍事國家斯巴達持贊同態度。當戰後斯巴達人在西元前四○四年再度廢除雅典的民主時，他們設立了一個由舊日雅典貴族所領導的傀儡政權。這些貴族當中也包括柏拉圖的兩位舅父查密德斯與克里提亞斯。這個「三十僭主」的政權實施專制統治，但是在西元前四○三年時此政權就又被民主人士推翻了。

智者派的哲學啟蒙運動與民主人士有著頗為緊密的關係。前者的目標是使哲學普及化，並使普羅大眾也具備與傳統精英抗辯的能力。領頭的幾位智者派人物也是伯里克利斯的諮詢顧問。所以他們並不受到舊日貴族的歡迎，因為他們對於奠基於傳統的法令之有效性提出質疑。他們指出，法令不過是一種慣例，是隨時都可以改變的。

由於家庭傳統與信念之故，年輕時的柏拉圖是個保守分子，他始終將雅典的民主人士及智者派視為自己的對手，堅信在社會的「上」與「下」之間有一道清楚的界線，政治權力必須由「最優秀者」掌控，一般群眾不適合居統治地位。根據柏拉圖自己的說法，最初他對投身政治活動興致勃勃。然而當他的兩位舅父在「三十僭主」統治時期邀他參政時，他卻拒絕了。「三十僭主」的統治方式令他產生反感，他認為舊貴族在公正治國的任務上是失敗的。

但是他拒絕的真正原因在於他與蘇格拉底的交情與他對哲學的投入。他十四歲就已認識蘇格拉底，從二十歲開始成為蘇格拉底的門生。

蘇格拉底自己原本也是智者派。如同典型的智者派，他將哲學帶上街頭，而且信任理智勝於信任傳統。但是他和智者派有一個關鍵性的相異點：他相信有一個固定及普遍的準則可用來衡量人類的行為，而且道德行為是以理解與知識為基礎的。在柏拉圖留下的早期對話著作裡，蘇格拉底探詢著這種準則，但是所有這些對話都沒有結果，柏拉圖是承接蘇格拉底的疑問並試圖自己找尋答案的學生之一。

引人注意的是，在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年輕的貴族，執政的民主派以不信任的態度觀察著他們。為什麼蘇格拉底最後會在西元前三九九年被民主分子判死刑，也許永遠得不到解釋。關於他將這些年輕人引誘至陌生的神祇，以及使他們脫離道德正途的指控也是一項政治的指控，因為每一個希臘的政治團體皆是藉著一種特定的宗教崇拜來鞏固自己的政權。宗教與政治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蘇格拉底被判處飲毒酒而死這件事，在柏拉圖的生命中是一項決定性的事件，也是一個轉捩點。在這之後他認為自己是蘇格拉底哲學上的遺產管理人。如同許多蘇格拉底的學生，他也離開了雅典，因為他懼怕政治迫害，之後超過十年的時間他都在外遊歷。這段自我放逐的歲月亦是一段精神交流與全新經驗的日子。

最初他在臨近的城市美加拉停留了三年，這也是蘇格拉底另一個著名學生尤克力德的隱居處。接著他又前往奇倫、塔倫特與埃及。他開始著手編纂哲學對話錄，當中他安排已逝的蘇格拉底為主講人並且持續不變地傳遞其思想。這些早期著作之一的《自辯篇》包含了蘇格拉底在審判時的辯護詞，可以被當做柏拉圖對雅典民主的事後報復來讀。

正義的主題不斷地出現在他的早期著作裡。在智者派不斷強調正義「本身」並不存在，它是根據用途與利益而定之時，以一位著名的智者派哲學家命名的《高爾吉亞篇》卻抒發了蘇格拉底的主張：「忍受不公正之事勝過從事不公正之事。」正義乃是超越個人的需求與利益的，這也正是柏拉圖的信念。大約與《高爾吉亞篇》同時期，柏拉圖也寫下另一篇他從未以單一著作發表的對話錄，學者將其命名為《特拉西馬士》。在這篇對話中，他敘述了蘇格拉底與智者派的特拉西馬士對道德及正義定義的歧見。在此，柏拉圖同樣反對正義能等同於統治利益的看法。

柏拉圖會將正義的主題與一個理想國度的構想連結，很可能與他最重要的一場旅行有關，亦即前往當時希臘人定居的南義大利。在那裡他身為哲學作家的聲名已先行遠播。早期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畢達哥拉斯，也就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創立者，於西元前六世紀曾在當地定居，他在當地享有等同神明的魔法師美譽。他的學生致力於數學與音樂，因為他們相信，藉由音樂的和諧與數字關係來表達他們的學說，可以描繪出真實的深層結構。他們亦擁護源自東方冥思學說的靈魂轉世之信仰。這種混合理性與神秘的思想對柏拉圖有很大的影響，他希望和畢達哥拉斯的學生進行討論。

然而，柏拉圖此行最深刻的體驗是造訪一個富權勢的希臘殖民地西西里的敘拉古，他於西元前三八九年抵達當地。敘拉古的統治者狄歐尼修一世廢除了民主統治，而以軍事政權代之，並與斯巴達保持密切聯繫。這與柏拉圖反民主及贊同斯巴達的觀點不謀而合。狄歐尼修也樂於賣弄自己的哲學知識，傳說他替三個女兒分別取名為「道德」、「正義」與「慎思」。

柏拉圖大約當了兩年敘拉古統治者的座上賓，然而後者並非如柏拉圖想像的是個公正的領導者。宮廷的生活與狄歐尼修口頭上所推崇的哲學理念形成強烈的對比。柏拉圖在他的信中對夜夜狂歡饗宴的生活提出抱怨，在權力與精神之間產生了一種古典式的衝突。柏拉圖欲藉著哲學政治諮詢者的身分產生影響力，以將狄歐尼修引導至倫理規範的統治之嘗試終告失敗。

當柏拉圖公開指稱這位統治者為暴君時，狄歐尼修亦毫不掩飾地對這位想導正他的知識分子流露出鄙視。獨裁者與哲學家之間的理念漸行漸遠成了無可避免的事實。一些史料指出，狄歐尼修讓柏拉圖所乘坐的船隻轉往曾與雅典交戰的埃伊納城，在此城裡雅典人被當作等同奴隸地位的戰俘看待。據說柏拉圖最後被一位友人贖回並被帶回雅典。之後柏拉圖兩次造訪敘拉古仍舊無功而返。

執政者不尊重哲學家，這樣的經驗並不能阻止柏拉圖繼續傳播他的政治理念。在西元前三八七年回到雅典後，他在雅典近郊創立了自己的哲學學校，即著名的「學園」。在他第一次造訪敘拉古後的數年，他這部關於國家的主要著作已逐漸成形。

柏拉圖嘗試以哲學來解釋他的保守主義及他的豐富經歷。他想描繪出一幅畫，其中統治者與非統治者的界線再度清楚地劃分，但是統治者的權力是奠基於不可改變的準則而非傳統。那是一個由精英分子治理的政治團體，這所謂的精英分子必須名符其實，而不是像狄歐尼修或「三十僭主」一樣濫施暴政。《理想國》的誕生乃是做為對抗智者派啟蒙思想的有力哲學護牆，柏拉圖在此表達了自己的想法，蘇格拉底變成一個會說話的玩偶，成為柏拉圖學說的發言人。

其中，柏拉圖以既有的蘇格拉底與特拉西馬士關於正義的對話錄為基礎，做為新作品的起頭及導言。對特拉西馬士而言，任何經法律制定為公正的事，實際上就等同於有利於政治領導人的事。另一方面，他相信那些通常被稱做不公正的事，實際上應該經常被認為是一種智慧或道德，因為那有助於自身的利益。所以特拉西馬士代表的是典型的智者派觀點：形式與價值並非永恆適用，它們是可改變的，並取決於利益與習慣。

反之，蘇格拉底相信，正義是一種藝術或智能，它就如同依據特定不變規則的醫術及病患──這裡指的是人民──的感受來行使。做為個人道德，它就類似靈魂的健康，也就是說，人的心理與精神上的力量必須處於一種特定的秩序中。

這層體認即是柏拉圖《理想國》裡其他論述的出發點：對他而言，正義是一種不變的秩序。它是一種基本道德，是將所有目標與需求，以及人類其他所有道德，以一種特定關係彼此並列的道德。《理想國》就是嘗試以一個社會型態描寫這種秩序與關係。

在《理想國》第二卷中，柏拉圖將這種正義乃是一種人類靈魂的秩序的想法套用於社會裡。依柏拉圖的觀點，在社會的秩序裡，靈魂的秩序就像在放大鏡下一般清晰可見。在此他遵循希臘「Polis」的秩序，因而將作品命名為「Politeia」，字面上的意義為「Polis學」。「Polis」並非如今天的國家，而是一個城邦，其大小約略相當於瑞士的一州（Kanton）。所以在德文裡，「Polis」有時譯為「國家」有時譯為「城市」。在「Polis」中只有所謂的「自由」公民有投票權，婦女及奴隸則不在此列。對柏拉圖而言，奴隸制度依然是一個相當平常、毫無爭議的制度。反之，在他的理想國度裡，婦女的地位則獲得大大的提升，因為她們和男性一樣可以晉身統治階層。

在此柏拉圖又更詳細地闡釋他正義乃靈魂健康的主張。靈魂，希臘文為「Psyche」，對他而言代表了一切精神與直覺的力量。他將其分成三種不同的能力：理性、意志與欲望，並可依序被歸類為三種德行，即智慧、勇氣與慎思。根據柏拉圖的看法，人類主要是理性的動物，也就是說理性必須被置於其他能力之前。理性藉著意志的幫助來掌控欲望，靈魂組成的恰當次序於焉產生。

將其化為政治圖像則是：理性是統治者，意志是服務兼護衛人，欲望則是被統治的人民。如此一幅理性位於最上端的階級圖像正是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國度。要了解他的正義概念，必須從「無論在個人或在國家方面，理性皆為天生的統治者」這個基本理念出發。對柏拉圖而言，正義、智慧、勇氣與慎思代表了四種「根本德行」，其中正義確立了這些德行之間的和諧關係。

柏拉圖以特定的關係連結特定道德，從中產生了一個三層社會的概念：最上端為少數擁有國王般權力的執政者，他們為一群所謂「守護者」的戰士階級所圍繞。剩下的多數者為自由民眾，即不能參與統治的勞動人民。代表執政者的德行是智慧：他們作下所有重要的決定。代表守護者的德行是勇氣：他們必須隨時抵禦外在與內在的危險。最後，代表被統治者的德行是慎思：他們必須壓抑自己的欲望，學習自制與服從。執政者與守護者之間關係密切：兩者共同組成統治階級，共同接受教育，同時亦達成維護國家秩序之共識。柏拉圖的國家就如同斯巴達一樣是個軍事國家，擁有一支隨時待命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僅要對抗外來的敵人，也要壓制國家內部的暴動。

對柏拉圖而言，正義是與穩定性緊密相連的，如同畢達哥拉斯學說所主張，這種穩定性是一種多聲部然而卻組織理性的和諧樂章，其中任一走音皆被視為「不協調」。以政治語言來講，多聲指的是一個各階層清楚不變的階級制度。反之，政治異議，甚至革命行動則為非正義的象徵。

在柏拉圖的國家裡，平民的身分是與生俱來的。他們僅在少數例外情形下有爬升至較高階層的可能。柏拉圖對正義抱持的原則為：人人各司其職，也就是說，每個人自始即在指定的位置依規定方式完成分內的工作。柏拉圖在此明確表達了他最重要的主張之一：在雅典推行的、智者派所支持的民主不應被視為合法。

反之，一個理性主導的統治政權才能被視為合法，只有經嚴格篩選而產生的統治者方可確保這種理性統治。因此在柏拉圖的國家裡，僅有那些能達到認知最高型式的人可以獲得執政者的地位。對執政者與守護者所施行的教育因而相當重要。對此柏拉圖建議實施一種混合哲學及數學之教育，如同他自己為他的「學園」所規畫的一般，再加上他自斯巴達得知的軍式禁欲教育，並認為國家應負起教育的任務而非父母。

此書中，柏拉圖也引進了一些全新的概念。統治階級是一種社會性的教團共同體，當中性伴侶與所有財產皆為共有，一般的家庭及財產結構被廢除掉。女人與男人平權，也就是說，女人也能出任守護者與執政者。不過男女之間也並非全無性的限制，統治階級過著禁欲、有紀律的生活，以防止任何私人斂財與攬權的誘惑。而為了替國家製造出最優秀的下一代，性行為同樣受到嚴格的管制。新生的一代也同樣由大家共同教育。柏拉圖宣揚的是一種以政治為出發點的優生學，一種培養最佳遺傳基因的主張，在二十世紀時，有些極權國家就曾經試圖實行。

教養兒童之初先施以藝術教育，伴以定期性的體能練習，目標是訓練身體並造就出思想上可信賴的後代。但是藝術教育的範圍卻很受限制。藝術只許傳遞具啟發性的內容，也就是指那些加強戰鬥信念及不損及思想穩定性的東西。在古希臘時期，蔚為流行的荷馬史詩及其關於背叛、殘暴或是狂歡饗宴的描述，在柏拉圖的國家裡皆通不過審查標準。音樂方面則限於可增強勇氣與慎思能力的「弗里吉安」及「多利亞」調式。

在柏拉圖貶低藝術的同時，他卻非常推崇數學，就像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者一般，他亦將數學視為通往哲學的橋樑。但是數學並不屬於必修課程，而是僅供自由學習。藉由數學的學習即開始了一項特別的精神訓練，最後將執政者與守護者區分出來。幾個少數的未來執政者自三十歲開始就要接受長達五年的哲學課程，其後他們必須在國家機構裡服務十五年。一直到五十歲，他們當中最優秀的幾個人才會被挑選出去體驗哲學認知的最高形式──「善的觀念」。之後他們便獲得賢者及哲人王的地位，他們必須將生活用於治理國家及進行哲學沉思。

經由「善的觀念」，柏拉圖導入了他的觀念學說，也就是他關於實在的理論，這個一理論闡明了柏拉圖對智慧與理性認知的看法。柏拉圖在他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是《理想國》的核心部分裡闡釋了他的觀念學說，其中，他將他的政治、形而上學及宗教理念結合在一起。

人像囚犯一樣生活在一個洞穴裡，在人背後的一堵牆後面有東西搖動著，其陰影遂投射在洞穴裡。穴居人認為那些陰影圖像是真實的。現在假設有一個穴居人逃出洞穴，進入陽光下的世界，藉著太陽他發現了真正的實在，然後他又回到洞穴裡，將他的發現告訴其他的穴居人。一開始其他的穴居人可能不相信他，因為現在他受到刺眼陽光的影響，無法像從前一般看清壁上的陰影。

洞穴是我們平常感官知覺的世界，被囚禁的穴居人是我們，離開洞穴的穴居人是哲學家，他就是那個告知人們真正實在的人，這個洞穴外面的真正實在就是觀念的世界。因此，所有我們所感知的東西在觀念的世界中皆有一個理想的形式。對於我們所感知的許多桌子即存在著一個桌子的觀念，同樣地，所有其他被感知的東西也存在著一個觀念。在希臘文裡，「觀念」（eidos）其實意為「理想的形式」。這些觀念也同樣處於一種階級分明的秩序中。頂端部分是善的觀念，它是實在的最高原則，也是理性與道德行為的標準。

對柏拉圖而言，對實在的認知可分為四個等級：藝術代表最低的一級，反映感官上可察覺之物。接著是感官知覺，它本身亦只是觀念世界的一個反映。柏拉圖將數學結構的純粹直觀視為通向觀念的橋樑，但是觀念的認知才代表智慧與真正理性的認知。由於這個等級次序，藝術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屬於低下等級。因為藝術是反映圖像的反映圖像，所以它是第三等的、會造成誤導的認知，並且總是傾向於偏離真正的實在。

相對於感官世界，觀念世界是永恆不變的，它不可動搖的穩定性可做為國家秩序的典範。藉由將觀念認知授予柏拉圖式國家的執政者，執政者得到了決定性的治國知識，正是這種知識使他們擁有如此的政治地位。然而這種認知並非是一種純粹的知識行為，它更像是一種天啟，一種頓悟行為。在古希臘，哲學家與宗教預言家尚未被嚴格區分，柏拉圖的哲人王亦是如此，他們一方面是學問最好的精英分子，另一方面他們又像教士一樣，是唯一能夠與一個超越感官的世界有直接聯繫的人。

柏拉圖式國家的這種宗教面向，在《理想國》結尾處會獲得證實。在此柏拉圖再度回到正義與人類靈魂之間的關聯。即使正義不可被定義為私利，但在來生卻會有給予正義行為的「獎賞」。在對話錄《斐多篇》中，柏拉圖便已提出靈魂不朽的論點。現在他又根據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傳統加上了靈魂轉世的主張，他在書末以一則神話故事來闡述這個主張。

人死後，靈魂遊遍天堂界域並為其罪行懺悔，然後他們有機會可以「選擇」一個新的生命形式──動物或人。柏拉圖欲公開強調，正義的生命是與一種世界秩序相連的，對於後者我們不能以理性論證來談論，只能借助神話來講述。


＊　＊　＊

二十世紀時，另一位偉大的政治哲學家波普曾批評柏拉圖的理想國為極權式國家。「正義」或「善的觀念」等字眼，事實上隱藏不了柏拉圖的國家是一個由少數被選出者所操控的國家，其中施行審查制度，僅有少數特權者能接受教育。柏拉圖及其精英式保守主義亦絕不代表同時代的看法。例如長他四十歲的哲學家德謨克里特便曾說過：「在民主裡的貧窮遠勝於掌權者宮廷內所謂的『快樂』，就如同自由勝過被奴役。」在古希臘，政治理念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然而，即使如波普這樣一位重要的柏拉圖批判者，亦曾著迷於這種自我封閉社會精巧藍圖的「魔力」。柏拉圖對歐洲思想史的鉅大影響，正是由於此種憧憬的力量。《理想國》大大激發了整個歐洲哲學中的烏托邦思想。這些烏托邦思想中，具有智慧同時過著禁欲生活的權力精英之想法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想國》是無數烏托邦國家的典範。即使是十九、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闡揚的無階級社會的目標，也帶有柏拉圖所種下的烏托邦種子。柏拉圖接受了這樣的挑戰：正義不應只是個詞彙或要求，同時也必須跟一種社會模式的具體概念相結合。他不僅因此刺激了直至今日的政治哲學幻想，亦觸動了深植人心的政治安樂國之夢。


參考版本：
《柏拉圖全集》，第二卷，柏拉圖著，王曉朝譯：左岸文化。
《柏拉圖理想國》，柏拉圖著，侯健譯：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