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在兩岸新詩界，恐怕沒有哪一位詩人像席慕蓉這樣，遭受閱讀之狂熱與批評之冷淡的尷尬境遇。就閱讀而言，「席慕蓉旋風」持續颳了十多年，至今在兩岸擁有數量可觀的讀者群，保持著最驕人的紀錄；就批評而言，卻一直乏善可陳，至少在大陸詩評界，除中國社會科學院陳素琰女士一篇題為「不敢為夢終成夢——席慕蓉的藝術魅力」的長評，頗具份量外，再難見到有詩學價值的批評文本。有意味的是，批評失語，編選卻從不缺席，台灣九歌版的《新詩三百首》（張默、蕭蕭編）和大陸北京出版社版的《中國新詩三百首》（譚五昌選編）兩部「世紀之選」以及其他許多重要詩選，都收入了席慕蓉的詩，顯然對其作品價值不乏認同，那麼，又是怎樣的原因，使兩岸詩評家們面對「席慕蓉現象」如此少言寡語呢？
新詩發展到當代，漸趨成熟，有了一些可通約的共性，創作也便呈多層面的展開，不再一味唯求新求變是問。如此，一部分詩人為不斷提高新詩的藝術品質，探究其新的生長點與可能性，堅持前衛性、實驗性的寫作，從而使尚且年輕的新詩之進步，有持續前瞻的牽引力，以拓展新的藝術天地；另一部分詩人則吸收已然為創作與欣賞均普遍認同的詩歌質素，落實於整合性、常態性的寫作，使新詩的總體發展，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以穩固並豐富其已有的成就。前者是拓荒者，是詩人中的詩人，為詩人的寫作；後者是耕種者，是普通人中的詩人，為詩愛者的寫作。二者只是路向的不同、使命的不同，只要是本質的行走，姿態之高低皆為次要，關鍵在於是否忠實於自己的氣質。以此來看席慕蓉的創作，顯然屬於後者││一位新詩園地中虔敬而辛勤的耕耘者，且只問耕耘，不計較收穫，「獨有一股清芬」（蕭蕭評語）而「成功地維持了她自己」（張曉風評語）。或許，正是這「獨有」的「清芬」和忠實於自身藝術氣質的本質性寫作，使席慕蓉意外地獲得了詩愛者的青睞，但它並非是詩人刻意追求的成功，而係機緣的造化。當前衛詩人們探索的腳步將讀者過於遙遠地甩在身後時，人們遲早會將他們普泛的詩美目光，聚焦於一位可靜近的常態詩人身上，於是命運選擇了席慕蓉。
席慕蓉的詩歌寫作，本質上是私人化的，是一條總是懷著年輕心事的小河，唱給光與影的歌。這條河，「不影響詩壇上的任何流向，詩壇上的任何水流也無法影響她的清澈」（蕭蕭《青春無怨 新詩無怨》），她只為她自身而流淌著，有如寫給另一個自己的私人郵件，在多夢的夜裡，記錄一點如蓮的心曲。這樣的寫作心態，在造勢爭鋒的八、九○年代的兩岸詩壇，都屬稀有，而由此生成的清逸、清純、清麗之詩美品質，更有如一朵青蓮，恬澹自適於浮躁喧鬧的詩壇邊緣。於是，無論是在詩壇還是在人間，當整個時代的文化心態由歷史風雲轉而退回到個人天空之時，與席慕蓉詩歌的不期而遇而生發的意外的親和以至熱愛，在普泛的詩歌讀眾那裡，就成為一個必然要發生的「美學事件」。輕柔、瑩潤、略帶傷感的純淨的抒情、青春、光陰、一剎那間的美與永恆的愛的題旨，以及較少難度的閱讀快感和容易親近的語言形式──完全為個人烹製的燭光晚餐，一時成了詩歌大眾的夢中盛宴，席慕蓉由此陷入既驚喜又尷尬的境地。
正如向明所指認的：「她為我們的詩找回了許多失散的讀者。」席慕蓉應該為此而驚喜。而尷尬在於，當現代詩在急遽膨脹的商業文化擠迫下，陷於空前孤寂之時，不期而遇的「席慕蓉熱」難免令批評界生疑：她是否恰恰迎合了大眾消費的口味而有媚俗之嫌？尤其在「席慕蓉旋風」登陸大陸詩壇時，正值「汪國真詩歌熱」之際，人們很容易將二者「合併同類項」，不加細察而混為一談，加之出版界過於商業化的炒作，遂使一向視先鋒／實驗詩歌研究為己任的純正詩評家們，簡單而輕率地認席慕蓉為台灣版的汪國真，自然不屑一顧了。
時代捉弄人，誤區由此生成。塵埃落定，詩界已然明瞭，席慕蓉絕非汪國真，一是本真行走，一是角色化出演，二者有根本上的不同。但「暢銷」與「熱賣」的誤解依然存在，對此有兩個問題需要釐清：其一，暢銷的文學作品是否就必然有媚俗的成分？其二，大眾「詩歌消費」的口味是否就毫無詩學價值可言？實際上，這是不辯自明的道理。自新詩以降，一直以來，新詩的閱讀與欣賞總是滯後於創作與實驗，這其實是很自然的文學現象。普泛的詩愛者只為欣賞而閱讀，不可能像後起的詩人們那樣，為了獲取新的創作經驗而緊隨先鋒的步程，這是兩種不同「目的」的「詩歌消費」，但對詩性生命體驗與美學趣味的追求卻是一致的，只不過詩愛者們更看重共性的品質，詩人們則著眼於對個性品質的審視而已。由此，實驗性寫作和常態性寫作，才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所謂提高與普及的雙重必要。問題在於，由於當代詩歌思潮與詩歌運動的頻繁發生和不斷躍進，使本來就貧乏的詩歌批評資源只能集中於前瞻性的應對而無暇旁顧，從而對非前瞻性的常態詩歌寫作便一再擱置，造成一個長久的盲點。應該說，遭遇批評的冷淡是整個常態詩歌寫作層面，而非席慕蓉詩歌之特別際遇。由此才可以進一步說明，對「席慕蓉詩歌現象」的重新解讀，旨在對整個常態詩歌寫作的重新正名與定位。長期任運不拘、一味移步換形的中國新詩，正在逐漸清醒中認領一個守常求變的良性發展時期，而常態寫作的重要性，也正日漸凸顯。從這一觀點重讀席慕蓉，便可讀出一點尷尬中的啟示──市場將前衛姿態由主流推向邊緣，時代又將一抹「邊緣光影」推為市場的熱點；市場無罪，時代無常，席慕蓉只是被動充當了大眾詩歌選民們的「最愛」，並無意中開啟了人們對常態詩歌寫作價值的重新認識──而在這一價值領域中，席慕蓉詩歌無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並非錯愛與誤會。
而說到底，「誰能為一束七里香的小花定名次呢？」（張曉風語）
下
投身繪畫，抽身寫詩，席慕蓉的藝術人生之旅，穿越二十世紀的黃昏，迎來二十一世紀的清晨，始終自甘邊緣，以跋涉為目的，而「初心恆在，依舊素樸謙卑」（席慕蓉〈生命因詩而甦醒﹀，圓神版《無怨的青春》自序）。這個「初心」，是對藝術的「初戀」之心，只在熱愛，只在投入，而不計成敗與結果，實則反而得了藝術創造的奧義，以虔敬與單純保證了持久與沈著。設若說，於繪畫，席慕蓉尚存一份專業的敬畏而不無刻意的追求的話，於詩的寫作，則完全是「生命的邀約」，而只在隨緣就遇地記錄下歲月與光陰「蛻變的過程」（引號內為席慕蓉詩作名）。「青春•旅人•書寫」，這是詩人一首作品的題目，其實正可看作席慕蓉詩歌寫作的「提綱」──「青春」是她的母題，「旅人」是她的身姿，「書寫」是她詩性生命的儀式。是「書寫」而不是「創作」，一個素樸的詞為詩人沈澱了一份明淨澄澈的心境，使之跋涉的步程總是那樣沈著而素寧。
持守平常心境，記錄「邊緣光影」，席慕蓉的詩歌路向自然趨於一種常態的寫作而非語言藝術的冒險族。這是她的局限，也正是她得以立身之處。一是避免了無病呻吟，二是保護了基本的品質，這也是一切成熟的藝術家之所以成熟的標誌：他（她）們知道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什麼能做好什麼不能做好。綜觀席慕蓉二十餘年的詩路歷程，人們自會發現，她的作品始終保有那一貫的優雅丰姿和工穩質素，達心適意而「清芬可挹」（蕭蕭語）。從《七里香》到《無怨的青春》，從《時光九篇》到《邊緣光影》，以及《世紀詩選•席慕蓉卷》──在詩人那裡，一部書是一座生命的驛站，甘苦自知；在詩愛者那裡，一次閱讀是一回故友的相逢，欣喜如舊。輕柔而不輕浮，單純而不單調，高雅而不高傲；象清意沈，簡中求豐，人靜語素，和諧共生；「純真人性的展示」加之「繪畫與音樂的影響」（陳素琰語），以及青春、光陰、鄉愁與夢的主題，共同構成了「席慕蓉風」的基本品質。比較於前衛詩歌而言，這品質不免有些傳統，乃至保守，但因了席慕蓉持之一貫的本真「書寫」，卻使之憑生一種可信任的親近之感而生發綿長的閱讀期待。這期待不是為了獲取一種技藝的提高，而是邂逅一次詩性生命的「狹路相逢」（席慕蓉詩語）。
揮別二十世紀，席慕蓉以一部名為《迷途詩冊》的新作結集，饋答綿延至新世紀的席慕蓉詩愛者的閱讀期待。整部詩集分三輯編排，收詩四十二首，其中除〈現象〉〈多風的午後〉與〈落日〉三首，為八○年代舊作拾遺外，其他均為詩人近三年中的新作展示。
第一輯〈四月梔子〉和第二輯〈色顏〉，基本上是詩人多年一貫的主題與風格的分延和擴展，只是似乎增生了一些懸疑與自我辯析的意味，和隱隱滲漫出的恬澹而不免蕭散的氣息。「無視於時間的流逝／我的生命 從容地在夢中等待」（〈夢中街巷〉），一詞「從容」，將「夢」的執著輕輕吐露。這「夢」，已不再是年輕心事與青春理想之無著的幻想和無由的憂傷，而漸次收攝於生命與詩的對質，並最終認領以詩與藝術為歸所的救贖之途：「無從橫渡的時光之河啊／詩 是唯一的舟船」（〈光陰幾行〉），詩人顯然對這樣的「對質」頗有幾分著迷，詩集中有好幾首作品圍繞這一命題展開，並在其他作品中也時有涉及。在〈詩中詩〉裡，詩人藉由一朵雨浴後等待綻放的「白荷」，追索物質的生命如何昇華為詩意的「夢與騷動」，嘆詠那「無涉寂寞」而「何等飽滿的孤獨」中「一種難以言說的憧憬／一種非如此不可的完成和再完成」，有如「飽滿的花蕾因自身的重負而／微微垂首……」點點傳遞的，只是「對世間一切解釋都保持沈默的／那最深最深的內裡的我？」在另一首〈早餐時刻〉裡，詩人更明確地指認了經由繁華而重歸清明的詩性本我，如何化刻意為平常、化追索為自在，視詩的際遇為一種生活方式，「就如同一盃熱茶 一匙蜂蜜／一片馬哥孛羅的核桃麵包」，而「不是箴言不是迷津的指點／也不是必備的學歷和胭脂」。由此詩人進一步發現：「那些曾經執意經營的歲月都成空白」，而「無法打撈的靈魂的重量全在記憶上」（〈光陰幾行〉），這「記憶」「如花間／最幽微的芳香／在若無其事的／詩句中 緩緩綻放」（〈明信片〉），可以看出，在詩人中年午後的生命旅途中，詩的「書寫」已不再是一種述說精神生活的特殊方式，而已悄然更替為生活本身，一種不得不的生命託負與歸宿：「是青春建構了青銅的記憶，而這記憶才終於得以重鑄了我們的青春啊！」（〈記憶廣場〉），然而詩畢竟不是哲學，她提交的只是叩問而非解答。是以詩人在這種生命與詩的「對質」中，依然不斷地發出疑問或懸置答案。在〈四月梔子〉一詩中，迷惑重新降臨，面對「一樹雪白的梔子正在盛開」，儘管「我其實有所提防」，也難免被往日夢境之「無限的溫柔」所「淹沒和包裹」，不免要追問：「這芳馥濃烈 比我的夢境還要瘋狂／比我的記憶還要千百倍固執的花香啊／此刻 想要傳遞給我的／究竟是生命中何種神祕的訊息」呢？其實，正是這「無從索求解答的疑惑與孤獨」（〈洪荒歲月〉），讓詩人成其為詩人，也使逐漸步入清明之境的席慕蓉之詩歌寫作，仍存有一股令人著迷的黎明氣息。詩人甚至在上述詩性化的自我盤詰與辯析之多向度探尋後，仍以〈迷途〉一詩表明自己，依然「在邊緣和歧路上輾轉跋涉／還時時驚詫傾倒於／這世間所有難以描摹的顏色」，並聲言「可是 誰又比誰更強悍與堅持呢／是那些一心要到達要完成的人／還是 終於迷失了路途的我們」──這首詩改定於二○○二年五月四日，是席慕蓉最新的作品，並以此作為這部新集的書名，似乎在無意中表明，詩人仍在「迷途」中探求，並未因聲名而陷入複製的囹圄。
只是，理性的陰影畢竟悄然而至了。從舊作〈現象〉到新作〈詩的囹圄〉等，席慕蓉的部分寫作，已開始板結而失去往日那般優雅的肌理與色澤。這一「現象」在篇三〈猛 象〉十多首詩中，暴露得更明顯。自一九八九年夏天第一次踏上蒙古高原後，祖籍蒙古的席慕蓉，便一發不可收拾地迷醉於對新的「文化鄉愁」的索尋之中，並在連續五部專題散文的寫作之餘，同時將這一主題帶入了她的詩歌寫作中。此類諸作。在一九九九年爾雅版的《邊緣光影》一集中，已有亮相，此次是新的展示。應該說，歷史與地緣文化題標的加入，無疑大大擴展了席慕蓉詩歌的表現域度，其中也不乏成功之作，但總體上看，尚未如處理其慣常題材那樣駕輕就熟，時有生硬之感。這其中，詩人與新的素材以及由此素材生發的感受之迫抑沒能有效地拉開審美距離，造成匆促表達而難以超越其現實局限是一個因素，同時也受到同期散文寫作之互文性影響，導致較多的指事、說理，減弱了意象的創化。看來，進入這一表現域度，對詩人席慕蓉來說，既是一個新的開啟，又是一個新的挑戰。同樣的題材，在席慕蓉的散文寫作中已獲得極大成功，甚至有文化學意義上的特殊價值，影響非凡，能否在詩的表現中也別開生面，尚有待新的考量。
其實理性並非詩之大忌，處理得當，反可增強詩的骨力、詩的強度和深邃。這裡的關鍵在語言的轉換，而席慕蓉詩歌的根本弱點，正在於一直未能從語言的層面上深入現代詩的藝術至境，耽於較為普泛的表現形式，著重於情感的挖掘，是以在處理非單一抒情能勝任的一些題材時，便有些力不從心之感。詩是語言的藝術，而人是語言的存在物，改變語言的慣性便是改變生命的慣性，尋求新的語言之光便是尋求新的生命之光，包括席慕蓉在內，對於在常態寫作之開闊地帶耕耘的所有詩人們而言，這是一個需要時時警覺的命題。
然而最終，誰又能為一束七里香的小花設定款式呢？
應該強調的還是那句話：只要是本質的行走，姿態的高低皆為次要。
而詩人的告白更為爽利──
在青青苔色的映照裡
不需要什麼分析和導讀
我的靈魂就能品味出 一種
幾乎已經遺忘了的
甘美而又清冽的自給自足──〈早餐時刻〉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於西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