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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國保守派機關刊物「新政治家」主編、知名歷史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即是這樣的一本著作。在他的筆下，曾對現代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十餘位傑出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與事功都被完全略而不提，而卻徹底著墨於他們的生活。於是，這些思想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貪財、愛名、寡情、自私、性關係錯亂的卑瑣角色。在他似真還假、但無疑花了許多功夫搜尋資料的著作裡，「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已遭受到嚴重的「污名化」攻擊。面對這本十分八卦、但也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著作，思慮周密的人就會追究下去；這本著作之立意何在？它的時代背景是什麼？而它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疑問，就已走出了「批判式閱讀」的第一步。
而研究英美近代「反知識分子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人都知道，這本著作並非孤立的出版事件，它乃是一九八○年代後期出現的有關「知識分子」角色論爭裡重要的一環。
眾所周知，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狹義而言，乃以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於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為其濫觴。一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平正義而與當朝者相抗衡。但就廣義而言，「知識分子」的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短暫。從啟蒙時代以降，「知識分子」就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分出現。他們以願景勾勒未來，推動時代前行。而在英國，過去兩百年裡，「進步知識分子」和「保守知識分子」間即一直處於一種長期的緊張狀態中。由於英國「進步知識分子」始終以工黨和工黨的周邊組織為基地，進步與保守間的攻伐，使得「保守知識分子」在戰術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傳統，那就是以犬儒式的態度，對「知識分子」的生活行為展開抨擊。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大戰後始終未曾間斷。
而據兩名英國學者詹寧斯（jeremy jennings）和坎普│威奇（anthony
kemp-welch）所編的近著《政治中的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盧布迪》一書所述，這種情況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出了一個引爆點，那就是從七○年代後期開始掌權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由於「進步知識分子」不滿她的種種作為，一九八五年牛津大學在教授們投票後，決定取消原擬頒授給她的榮譽學位。這是重大的導火線，加上其他問題，親保守黨的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和牛津教授，以及保守派刊物如《旁觀者週刊》和《週日電訊報》、《新政治家》等，遂開始了攻擊。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即是這場論爭的產物。除了這本著作外，牛津的保守教授凱瑞（john carey）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知識分子與群眾》，對蕭伯納、威爾斯（h. g. wells）、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勞倫斯（d. h. lawrence）、福斯特（e. m. foster）等展開抨擊，也是保守派這方的力作。一九九三年英國親自由派的bbc，特邀後殖民先驅薩依德（edward said）至倫敦，做了一系列專談「知識分子」角色的演講，即是「進步知識分子」這邊的主要回應。由這樣的脈絡，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為何要如此寫，意義就很清楚了。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英美一體。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引發的這場論爭，勢不可免地延燒到美國，加上一九八九年起東歐及蘇聯瓦解，對整個西方的知識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這些因素的相互激盪，遂使得這場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論爭一直在持續中，縱使到了現在，也仍然未曾停止。後續的發展甚至已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這個課題，而更深入到檢討當代思想趨勢這個新的方向。
在當代有關「知識分子」角色這場論爭裡，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的雅可比（russell jacoby）乃是不容忽視的總論型人物，他先後有過《最後的知識分子們》及《烏托邦的終結》等著作。在這些著作裡他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即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務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這種情況就像是法國著名「反叛知識分子」德勃艾（regis debray）所說的，從一九六○年代後，「知識分子」已越來越和「名流」同義。而這種情況隨著東歐及蘇聯的瓦解，已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就保守派而言，東歐及蘇聯的瓦解，所肯定的乃是資本主義現狀的優越性。既然優越，任何對它所做的批判遂彷彿都變得失去了正當性。九○年代之後，西方主要「知識分子」皆大幅退卻，有些重要思想人物如英國的柯亨（g. a. cohen）在哈佛所出的近著《如果你是平等主義，你的如此富裕由何而來？》裡，甚至無力地將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宗教情懷。這都充分地顯示出，由於東歐及蘇聯瓦解，「社會主義」已被污名化，在「進步知識分子」這一邊，已出現嚴重的「政治枯竭」（political exhaustion）。在當代重量級人物裡，著名的羅蒂（richard rorty）更明白自承：「我不認為我們能像祖父輩那一代一樣，替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未來問題有所感覺。我們沒有能力從現實走到理論上可能的未來。」在這個「政治枯竭」也不再有願景的時代，已有人指出一個嚴酷的問題，那就是如果現在出現越戰一樣的戰爭，是否還會和以前一樣出現反戰運動？
這也就是薩依德所謂的：當代「知識分子」已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齒」（defanged）。而除了不再有願景、怯於批判，使得「知識分子」淪為體制裡「製造同意」的合謀者之外，當代新的思想在這樣的變化裡，也淪為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謂的「誇張式的瑣碎」（conspicuous triviality），或休斯（h. stuart hughes）所謂的「矯揉做作的反叛」（sophisticated rebel）。當代思想已不再談論實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方面之不公不義，但卻對虛擬的文化、語言文本等異常耽溺，思想問題則變成了文化或文本問題，而願景與行動則毫無生存的空間。當代思想只在瑣碎地方賣弄小聰明，但對世界上日增的強凌弱、富暴窮等現象無動於衷，難怪雅可比教授要感慨地說，這是一種「零售清醒，批發瘋狂」了！
人類的歷史現在已走到了一個新的「默然苟存的時代」（era of acquiescence）的階段。「知識分子」已在時代的變化裡被收編、被污名化、被自我放棄。他們看得到文本的細節，看不見滔滔濁世裡越來越多的野蠻與不平。法國當代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列維（bernard-henry l晽y）諷刺的寫下如此墓誌銘：「知識分子、雄性名詞、社會及文化範疇，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興起於巴黎，二十世紀末死於巴黎。」
二十世紀初，德國思想家曼海姆（karl manheim）主張「知識分子」應獨立飄浮，替世界代言。他說過，只有獨立知識分子的存在，始可能勾勒願景，讓人類歷史走向更好的未來，而不只是隨著盲目的力量而浮沉。因此，「知識分子」是有用的。過去，「知識分子」可能太過專擅，因而會造成極端的烏托邦；但今日，卻走到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冷漠、無能，甚或瀕臨絕種。這兩個極端都不對，已必須重找新的良心基礎、新的願景、新的分析方法，以及新的實踐動力。而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乃是要找回它業已失去的批判利齒。
這篇導讀，希望對讀者諸君閱讀本書能有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