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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怎麼樣過我的人生？我該如何在社會上生活？什麼是可知的？
這三個問題困惱人類多時。理想的情況是，人生帶給我們圓滿之感，大限來時了無遺憾；社會生活啟發我們普世責任感；知識教導我們周遭世界和我們自己心性的本質。
這些問題也橫亙於科學、哲學、政治、藝術、社會工作和性靈履踐中。我們若囿於社會固習，把這些活動加以人為的區隔，必然會眼界日窄，目光如豆。沒有智慧長養利他行為，科學和政治就是雙面刃，倫理盲目，情緒狂走，性靈化成虛妄。
從十七世紀科學革命肇興的時代到今天，多少人把科學視為知識的同義語。科學勃興促成資訊呈倍數成長的趨勢方興未艾，另一方面，民主、俗世國家的宗教行為已式微，宗教國家則更趨激進。偉大的精神傳統，不論是立基於教理，還是純冥想經驗，都能提供有效的倫理規範，人們可以用來建構和啟發自己的人生。隨著科學的發展，很多人對當世各大宗教的理想為之破滅，對科學發現和技術效率的俗世信仰則水漲船高。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指出科學無法呈現所有的真理，技術雖已產生鉅大利益，所造成的破壞同樣不遑多讓。更有進者，若論提供人怎麼生活的智慧，科學唯有緘默以對。
正確看待科學的方式應是視它為一種工具，本質上無善也無惡，把它捧上天或是咒下地獄，就跟稱讚或批評一樣全無意義。一臂之力如武器，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一般而言，科學家不比別人好，也不比別人壞。問題是，科學不能長智慧。科學見解固然可以幫助我們改變世界，但能指示我們人生該走什麼路的，唯有人的思想和關懷。因此，為補科學不足，我們也得培養「心靈科學」，或是所謂的靈性。
這二十年間，佛教與科學所以會展開對話，大部分是由於若干佛教思想家，尤其是達賴喇嘛，對科學興味津津使然。一九八七年，商人恩格爾和科學家瓦瑞拉率先發起，並促成日後達賴喇嘛定期會晤知名神經學家、生物學家、精神病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誠如與會者所說的，「這些集會有個非凡的特質，即是佛教徒和科學家胸襟開闊、態度嚴肅，莫不急於想了解對方的研究方法和見解，以擴大自己的眼界。」這些「心靈與人生」會議報告集結出版，日漸受到有志於異文化與不同領域間的對話、特別是對心性問題有興趣的人士歡迎。這些以（溫柔橋樑）〈療用情緒〉〈睡夢與臨終〉〈科學與慈悲〉為題的報告，會再輔以更深入的研究，如瓦瑞拉等人合著的〈具現的心靈〉，以及華萊士的〈揀擇的真理〉與〈主觀論禁忌〉。本書所臚列的對談，也是秉持相同的精神。
科學與佛學之間的知識追求，主要差別在於終極目標不同。在佛學裏，知識的取得基本上是為了治療，目的在於離苦，讓自己不再過度執著於外在世界的表相真理，以及從我們自以為安住於個體中的「我」所造成的苦難中解脫。
佛教強調透過直接思證經驗，闡明心性的重要性，歷時數百年已設計出高妙和深密的方法，以了解心理狀態和究竟心性。心主導人生所有經驗，也決定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只須稍稍改變我們的心、處理心理狀態和看待人與事的方式，「我們的」世界就可以完全翻轉過來。
佛教的觀照結果雖然微妙甚深，各位在閱讀本書時應切記，佛陀的教法不是教條。我們應該把佛法視為可以讓行者追隨佛陀足跡的指南。佛教堅信，信念一旦證實有誤，立即可以著手修正。這不是說佛教對自己所發現的根本真理有所懷疑，也不是預期歷經兩千五百年思證科學所建立的成果，會突然之間全然無法服人。佛教的教法完全以經驗為基礎，在追求知識過程中，非但不避忌反論，反而從矛盾中獲得滋養。佛教與印度教哲人之間的形而上辯難不計其數，歷時達百年之久，加上不斷和科學與其他宗教對話，早已精益求精，匯集和擴大其哲學觀念、邏輯和對世事的理解。
不過，佛教這開放態度並不是不勞而獲的機會主義。它有過人的哲學傳統、極富啟發性的經典，以及需有精進不懈的精神修行。趨向開悟的內在變化與哲學研究或自然科學調查大不相同。佛學基本上是個開悟的科學。
各位即將看到的對話錄，目的不在刻意把科學說得玄妙異常，或以科學發現來佐證佛教信念，而是考量主觀經驗的重要作用，體認科學融入更廣大人生知見的方式。這些對話意在彌合事相與實相之間的差異。客觀真理認為，存在於「心外」的現象似是真實不虛，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最新發現反駁此種客觀真理，佛學則可以解決兩者之間紛擾的矛盾。量子物理學開山鼻祖之一的海森伯曾說，「我認為，克服相對觀念的志向，包括統合理性理解和神祕經驗『萬有一體』在內，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有言或無言的信仰模式。」
這些對話反映兩個迥異生活形態的觀點：一位是佛教徒出身的天體物理學家，以科學知識印證自己的哲學根柢；一位是出家為僧的西方科學家，以個人體驗來評比這兩種真理。
鄭春淳的人生涵蓋越南、法國和美國三種文化。他一九四八年出生於河內時，正處於殖民戰爭時期，六年後法國在奠邊府之役敗走。他在法語學校受教育，深受法國文化影響。一九六六年，他決定前往法國攻讀物理，為一些令他百思莫解的宇宙問題尋求解答。未料，戴高樂將軍同年在金邊發表那篇極為著名的演講，主張美軍立即撤出東南亞，使得他的計畫戛然而止。越南政府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越南人民不得再前往法國留學。鄭氏在瑞士洛桑大學攻讀一年後轉往美國，投入天體物理學重鎮加州理工學院。加州理工最足稱道的是，在帕羅瑪山有一具反射鏡直徑五公尺的望遠鏡，是一九六七年時全球最大的望遠鏡。
發現銀河外星系及星系互相遠離定律，乃至衍出宇宙膨脹理論的哈伯，就長眠於校園外。
鄭氏的學習生涯適逢天體物理學發現許多宇宙新現象的激動時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置身如此的知性激盪氛圍中，我註定要成為天體物理學家。」他從此不斷觀察宇宙，如今不僅已是星系形成論的大家，也出版許多廣獲好評的科普專書。他目前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
至於我則是專研科學，曾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賈克伯教授主持的巴斯特研究所分子基因學部門服務多年。在這極為激越的知性環境中，我逐漸對佛法產生興趣。一九六七年，我前往印度拜會多位西藏大師，並依止甘珠爾仁波切；往後數年間，我每年夏天都會回到大吉嶺，到仁波切潛修和住持的寺廟，一方面也繼續從事我的科學研究。一九七二年完成博士論文後，我決定拋下科學生涯搬到喜馬拉雅山。我先後居住於印度、不丹和尼泊爾，並在尼泊爾追隨我第二位上師頂果欽哲仁波切十二年，因而有機緣隨他數度前往西藏，這地方自中共入侵後情況極悲慘，且至今仍然悲慘。我目前住在加德滿都附近的的雪謙寺。
我與鄭氏於一九九七年初會於安道爾的暑期大學，兩人在庇里牛斯山靈性逼人的景致中漫步長談，有過許多饒富興味的討論。這些時而相契、時而相左的友好交流，即是本書問世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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