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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先發動的「死亡學」（thanatology）研究與「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到目前為止，也不過二十五年。著名精神醫學專家庫布勒•羅斯（E. Kubler-Rose）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暢銷名著《死亡與死亡過程》（On Death and Dying），可以看成開拓此一嶄新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我在拙著《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已簡介過這位死亡學開拓者的生平業蹟，毋需在此複述。

我在這裡想要指出的是，日本在七○年代開始引進美國死亡學探索的初步成果，而庫布勒•羅斯女士的英文著作也全部譯成日文，暢銷多年，歷久不衰。在短短二十年之內，日本在死亡學（或稱「生死學」）方面，已經出版了至少兩百部書刊，不但趕上美國，且有遙遙領先之勢。舉凡末期癌症患者的親身體驗、癌症主治醫師的醫療經驗、著名文人或學者的臨終日記或紀錄、安寧照顧（或稱「臨終關懷」）的課題關注與安寧院（Hospice）的設施管理、尊嚴死或安樂死的問題探討、醫療倫理學研究、高齡化社會種種問題的解決、死亡的精神超克課題、死後世界的探索等等，各門各類的日文書籍層出不窮，實令我們自嘆不如。

死亡學的探索程度與生死問題的關注輕重，乃是考量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精神文化（亦即高層次的社會文化）基礎深厚與否的重要標準。而今天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高度的精神文化存在與否，也是決定經濟發展健不健全的一大標記；日本自德川時代中期以來近現代化變革的順利成功，便是顯著的實例。不然的話，率先進入高齡化社會的日本，哪來的精神動力，大量吸納了美國死亡學的探索經驗與成果之後，開拓了本國的死亡學（或生死學）研究道路，且出版了那麼多的書刊論著，大大有助於有關死亡問題的社會教育的推廣呢？

如與鄰邦日本相比較，我們的台灣又如何呢？為了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的民主自由化，二、三十年來我們幾乎用盡了有限的精神動力，幾無餘力顧及社會文化基礎的鞏固課題，遑論有關生死（終極真實與終極意義）的高度精神文化的關注。雖然也出現過零零星星的死亡學書籍，多半曇花一現，冷落在一邊。拙著去夏出版之後，多少引起了讀者的共鳴、響應，也旁助了生死學與生死教育的推廣（如台大心理系楊國樞、余德慧兩位教授開創的生死學課程所帶來的熱潮），令我又喜又憂。喜的當然是，拙著引起的實際成效；憂的是，我們究有多少精神動力，調動一大批專家、學者與民間人士，環繞著生死學（教育）找出一條我們本身的精神文化之路，解決我們社會的安身（心）立命課題？

也許日本近年來的死亡學探索及其成效，可供我們一些精神資糧與思惟靈感。就這一點而言，圓神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死亡學譯書《人生的最後一堂課》（原著書名的直譯是「在醫院死亡這件事」），對於我們的醫學界、醫療人員、癌症患者及其親屬，乃至關注死亡問題的一般讀者來說，很有啟迪性意義，值得大大推許。這本書的作者山崎章郎，原係千葉大學病院第一外科消化器醫師，約有八年；而在一九八四年轉到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立病院，擔任消化器科醫長；目前則為東京櫻町病院安寧病房負責人。他在本書中，通過癌症手術醫療的親身經驗、所接觸過的癌症患者及其親屬的心理反應，以及醫院種種臨終現象的實地觀察，以故事體方式寫出十幾篇有關末期癌症患者死在醫院的實事，費去兩年歲月，終於撰成。每篇故事之後，作者以外科醫師的立場發表了相當寶貴、有益的感想與評語，涉及安樂死、應否告知患者病情真相、臨終關懷、醫療體系的不健全與改革、做為醫師應有的現代醫德等等有關死亡學的種種重要問題，讀後足令我們細思深省。我認為，本書的死亡學意義，集中在兩大課題，一是「從醫療救治到臨終關懷」，另一是「從絕望心理到生死解脫」。前者所關懷的是，醫師與護士對於末期患者（應有的）態度、安樂死的適當處理、告不告知患者病情真相的實際問題，以及醫療體系的改革課題；後者則涉及末期患者的心理狀態，他對死亡挑戰的回應態度、他在死前「還未辦完的事情」（unfinished business），以及他所需要的愛的關懷。

就第一課題言，作者坦白承認，他是有一天讀了庫布勒•羅斯女士那本經典名著之後，才幡然大悟，古希臘以來的醫德信條，在現代社會有其問題與限制。傳統醫德訓告我們，醫師的全部責任是在醫療救治（cure），卻未提示，如無救治的任何希望，則如何應付、處理末期患者的（身心雙重）痛苦。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傳統醫療觀解放出來，設身處地為末期患者著想，不要一味堅持醫療救治，應發展「救治無益，則需安寧照顧」的現代醫德出來。有此了解之後，醫師乃至一般民眾也就能夠接受安樂死或尊嚴死的生命意義了。作者通過個人的實地觀察與了解，基本上主張安樂死，這對我國醫師與本書讀者應有發人深省之處。

作者根據自己體悟到的「從醫療到照顧」這新時代的醫德立場，建議日本現有的醫療體系必須改革，這就涉及醫院本身設立附屬安寧病房，抑或另設專為末期患者著想的收容所或安寧院的選擇問題。我認為，這兩種辦法雖然可以並存，不過我們必須有共識，在（包括台灣在內的）高齡化社會，多所建立特殊安寧院，這才是社會福利或公益的長久之計，實不能等閒視之。安寧院的設立，一方面能夠解決要讓末期患者「死在醫院抑或死在自家」的兩難，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在（庫布勒•羅斯所說）「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能享受到充分的安寧照顧，通過高度的心性體認克服死亡的恐懼，以便維持生命的尊嚴與死亡的尊嚴。這是關注精神文化基礎建立的任何國家社會，應該踐行的工作。

至於第二課題，作者在各篇故事裡描敘個別末期患者與死亡搏鬥的掙扎過程與臨終態度（不論是負面的苦撐，還是正面的解脫），著墨甚力，容易引起讀者的同感共鳴。由於作者本人是癌症外科醫師，且無特定的宗教信仰，因此在書中聲明，未將「從絕望到解脫」的精神超克問題連貫到宗教探索上面，他說：「足堪取代宗教的，既不是富饒美麗的自然環境，也不是一間舒適的病房，而是人與人在相互的信賴下所產生的共鳴。即便是沒有特定的宗教，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隨時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東西。也就是說，對癌症末期病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不必感到孤獨，並且能夠實實在在的感覺到有人相信他、愛他，與他靈犀相通；而他自己，也深信、深愛著這些人們。」我在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元月初之間，在台灣各地應邀主講幾場有關未來台灣死亡學探索與精神文化開創的一些課題，也特別強調，「我們的人生是生（生命）、愛（摯愛）、死（告別）的歷程」。我們實有必要分出一些精神動力，超越當前政治紛擾的局面，創造具有「愛的關懷」的台灣社會，而使每一個同胞，都能體現「摯愛這美好的人生，告別這美好的人生」的生死意義。

「從醫療到照顧」的第一課題之中，最令醫師感到棘手的一項是，「應否向末期患者告知真相」。二十年前的美國醫師泰半不敢、也不會告知真相，但在今天，「告知真相」已經形成他們的共識，也成為現代醫德的一個要素。帶有東亞文化背景的日本醫師，多半仍為此一難題掙扎而無適宜的解決辦法，患者親屬的反對壓力更使醫師知難而退，因此許多患者至死不知真相。本書作者基本上主張，醫師應該（在適當時機）告知真相，讓患者不但有心理準備，且讓他們對於不同的癌症治療方式（手術、放射線電療、化學治療、自然食物療法等等），能有自動選擇的機會；也讓無法救治的末期患者有其選擇安樂死或尊嚴死的權利。站在人道主義的現代醫德立場，作者基本上主張安樂死。他說：「對一名疲於應付不治之症的病人而言，當他終於可以放下搏鬥、靜靜的解脫時，復甦術無疑的是一種強迫性的騷擾；我們甚至可以說，為瀕死的癌症末期病人做復甦術，乃是在對一個毫無力氣、全無意志的肉體，進行迫害。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對於死者，是全無體貼、敬畏與哀悼可言的。他們心中存有的，只是在現代醫學教育洗禮下，以延命至上主義—即使是一分一秒也要延長病人的生命—為主的義務感罷了。其實，醫生自身也曉得那樣的復甦術是沒有意義的。」作者此語，是否對於我們台灣的醫師與患者家屬有所啟發呢？我們願否承認，無謂的延命至上主義，以及完全不告知真相的做法，乃是建立在已經落伍的傳統醫療觀的假慈悲而已呢？

本書的主要內容部分反映了，以醫學界為例的日本近年來死亡學探索的情況。如想對於鄰邦有關生死課題的全盤性探索與死亡教育推廣有所了解，我們不但需要引進更多的日文書刊，也應注意日本傳播媒體的新方向。舉例來說，最近由老牌男星三國連太郎主演，而轟動日本全國的電影「大病人」，涉及告知真相、愛的臨終關懷，醫師、護士與末期患者的感情溝通、臨終之際人與人間的互愛表現、瀕死病人富於幽默的解脫方式等等，算是很有助於死亡教育的電影傑作；與我在拙著介紹過的黑澤明不朽作品「活下去」，構成前後互相輝映的兩部「死亡電影」（death movies）名片，令人嘆為觀止。尤其在最後一幕，男主角三國（已患末期胃癌）演完「般若心經」交響曲的樂隊指揮鏡頭之後，終於不支倒下、送到病床的場面，令人感動且富幽默，悲劇之中加上喜劇氣氛。當他快要氣絕之前，大家以為他剛死去，開始哭泣，卻沒想到，三國忽醒而叫：「我還沒死啊！要哭也不必那麼早吧！」弄得全場大笑起來。這種「死亡電影」的新手法，很有生死學教育的深意，值得我國電影人士學習。

我們過去只在經濟發展層面自問：「日本能，我們為何不能？」為了台灣未來的生死學探索與精神文化的創新，我們今天實不得不重新捫心自問：「日本能，我們難道不能？」我深信，以台灣目前的經濟力量，一定能夠創造環繞著生死課題的高度精神文化出來。

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於美國航空班機上

編按：本文作者傅偉勳教授，於一九九六年病逝於美國。他開創國內生死學研究風氣，以 科學、精神等角度，打破國人視死亡為禁忌的傳統，貢獻卓著，被譽為「台灣生死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