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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真美
一九九二年，我略知《病院ザ死》在日本是本備受討論、迴響極大的書。於是，我在逛日文書店時，便買回家，想一瞧究竟。
常常，在讀到一些日文好書時，忙碌的我，都會在心中暗想—要是有人將它翻成中文就好了。但是，當我一步比一步沈靜的，走入《病院ザ死》的書頁間時，我竟湧起了生平第一次的想法。我堅定而興奮的告訴自己—我要將它翻成中文，我一定要讓台灣的社會也能看到這一本書！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我開始著手翻譯這一本書。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憑著一股衝動，急切的想要將它轉化成這塊土地、人民能懂的文字。
就這樣，在獨自譯了二分之一左右，我才對圓神出版社的簡志忠先生提及此事。我告訴他，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有關死亡尊嚴的書。它對現代醫療體系在對待臨終病人的態度上，提出了諸多控訴和質疑；另外，作者也以他的親身經歷，藉著一些癌症末期病人的感人故事，提醒在現代社會中對醫療制度深信不疑的我們，重新去思考、面對「死亡」這一生命中固有的過程……
簡先生當下答應要向日方買下版權，從此，我得以放下心來，繼續翻譯。而通常，我只能利用下班後所賸的一點精力和假日，翻譯此書。所以，這一路走走停停，竟也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帶著未完成的譯稿，赴日訪友。很幸運的，在友人的安排下，我見到了這位影響我極深的作者醫生。
在這不到一個小時的談話中，我再一次感應到了山崎先生的溫煦和暖度。他很專注的聽我講述因受震撼、感動，而自主翻譯的歷程之後；他便安靜的，開始翻看我手寫的那些稿子。他說，很可惜他看不懂中文。但他好似在字裡行間，看到了我的用心。臨行前，他鼓勵我繼續加油，我抖顫著心同他握手，並喜於知道這位寡言的中年醫師，已經用他那顆善體的心，接受了我想把書翻成中文的誠意。
我想，鞭策我在壓力重重、白天工作已嫌吃力的狀態下，猶能矢志翻譯的，便是山崎先生以及書中已逝人物所布下的那張生命之網吧！這些人，把他們對生命、死亡的尊敬，和臨終前那些可悲、可敬的遭遇，一點一滴，都化做可堪深思的訊息。我在其間感應良多，它讓我看到死亡的各種可能；而最可貴的，是它同時也讓我警醒到人在臨終前的那些固有權利。
我急切的想要把這樣的訊息傳遞給台灣的人們。讓所有的人，在「生」時都能關心行將死去的人，在「死」前，則能為自己選擇一個有意義的告別方式。
在我三十四歲這一年，我自覺完成了一件生命大事！當我譯完山崎先生的這一本書時，我第一次鄭重的告訴我自己—總算，我對自己的生命可以交代了，我的生命終於可以不是一紙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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