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 （人氣閱讀部落格「Fran私觀點」格主）

《龍紋身的女孩》（Män Som Hatar Kvinnor；The Girl with a Dragon Tattoo）是瑞典作家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千禧系列」三部曲（Millennium Trilogy）中的第一部作品。「千禧系列」三部曲還有《玩火的女孩》（Flickan som lekte med elden；The Girl Who Played with Fire）和《空中的城堡》（Luftslottet som sprängdes；Castles in the Sky）。

台灣這幾年的書市不只是翻譯文學的天下，事實上簡直就是犯罪／推理小說當道。類型文學的盛行或許部分程度地反映了台灣讀者的苦悶：民眾於是藉由隱身在虛構的小說之中，或迴避、或治療自己對台灣的政治亂象、經濟疲弱的無能為力與失望。（誠品在好讀報告二○○六也提出相同的觀點。）

事實上，我猜測，台灣這幾年推理文學的盛行或許正是折射了台灣民眾隱藏在焦慮之下的「集體潛意識」。儘管我們因為意識型態的分歧或對國家認同的差異而著了政客、媒體的道，但其實，在我們內心深處，公平、正義仍然是我們的信仰及追求。這份信念一如幾十年前為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奮鬥的前輩。亦即，當國家政府對不義束手無策、或對財團讓步，或政客、名嘴藉由煽動性的語言以牟取政治利益的時候，小蝦米如我們，委屈但驕傲地在推理小說中抒發潛藏在我們基因之中對正義的渴求。

我這樣說並不至於「言重」。綜觀推理小說發展的歷史，「社會派」或「寫實派」推理小說本來就以揭露社會的陰暗面自許，甚至美國的「冷硬派」推理小說更不排除由偵探自己、也就是一介庶民來「恢復」正義。

這種對正義的追求在北歐推理小說中又特別明顯。例如，寫「馬丁•貝克探案系列」的瑞典籍作家麥．荷瓦兒（Maj Sjowall）和派．法勒（Per Wahloo），他們即堅持推理小說就如同社會的解剖刀，是以他們要借創作犯罪小說，「一刀一刀劃開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假象與弊病。」

或如，創作「韋蘭德探案系列」的另一位瑞典作家賀寧•曼凱爾（Henning Mankell）。不同於麥．荷瓦兒和派．法勒對社會主義的信奉，曼凱爾不只批判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諸多弊病，他也因為目睹了社會主義在實際執行時的破產，而猛力批判極權國家對人權的諸多侵犯。

就此而言，同樣是瑞典籍作家的拉森也不遑多讓。

但是，必須先指出來的是，和美國「冷硬派」推理小說不同的是，北歐推理小說並不主張讓偵探本人成為正義的仲裁者。反而，北歐推理小說相對上比較恐懼私刑、並盡量和任何型式的暴力採取距離，此外，也比較希望最後是在制度上獲得正義，儘管不一定可得。換句話說，麥．荷瓦兒和派．法勒的「解剖刀」理論是對北歐推理小說的一個比較貼切的形容。

在《龍紋身的女孩》，拉森塑造的主角之一麥可•布隆斯特（Mikael Blomkvist）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隻身揭發財團的商業醜聞的小記者。布隆斯特不只和財團對抗，也抨擊其他的財經記者罔顧記者倫理，或主動諂媚或屈服權勢而一勁地巴結財團，從而讓小股東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在股票交易市場蒙受損失。當然，更別提其中涉及的政商勾結的老問題了。

至於《龍紋身的女孩》的另一位主角、高智商的反社會者莎蘭德（Lisbeth Salander），則是拉森的另一把「解剖刀」：拉森用她來探討瑞典社會福利政策的諸多缺失。例如，原訂是國家分配、協助沙蘭德重返社會的「監護人」，卻是個以對女性施加性暴力為樂的性變態。或者，反社會的沙蘭德也很好地示範了一旦作為社會中「他者」——無論那個社會是否民主或宣稱自己包容多樣化——就幾乎註定被剝削。一旦被主流社會視為「他者」或更糟的弱勢者，就會出現強權的支配行為。在父權體制，就是以「照護」為名。簡單地說，也就是主流社會以「都是為你好」為名，強行以各種名目企圖將諸多歧異的價值觀統一、或企圖收編各種次文化。而一旦收編不成，就打壓、污名化對方，尤有甚者，乾脆入罪。

一言以蔽之，《龍紋身的女孩》的兩位主角相當程度地反射了拉森本人的政治信念：反法西斯主義、反極右翼，以及各種形式的歧視，特別是對女性的歧視。拉森不僅只是擁有道德信念，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是一位行動主義者。他創立「Expo」基金會、發行雜誌，以對抗、揭露瑞典極右派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以及極權主義組織的不法行動。

《龍紋身的女孩》的主角布隆斯特顯然是拉森的「他我」（alter ego）的投射，也就是拉森將自己對善、正義的信念藉由布隆斯特表達出來。而沙蘭德及整個《龍紋身的女孩》的故事則顯示了拉森對女性的關懷。特別是《龍紋身的女孩》在每一部的標題之下的引言，都指證了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女權運動之後，女性仍然是易受傷害的群體（vulnerable groups）。例如，拉森即引述：「瑞典有十八％的女性曾一度遭男性威脅」、「瑞典有四六％的女性曾遭男人暴力對待」及「瑞典有十三％的女性曾遭性伴侶以外的人嚴重性侵害」……

或者以台灣為例，根據勵馨基金會的「性侵害分析報告」，二○○四年台灣通報的性侵害受害者有四、四七八人，二○○五年有四、九○○人，二○○六年是五、六三八人，其中又有六○％的受害者是未成年人。進一步，現代婦女基金會認為按照學理推估，如果將未通報人數計算進去，那麼實際的受害者至少是通報人數的七到十倍，而定罪率竟只有一％。或者以家暴為例，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通報統計資料，二○○五年有四九、二八六名女性受害人，二○○六年有五○、四七二名女性受害人，二○○七年則有五二、七七三名受害女性；如果加上未通報的「黑數」，人數想必更為驚人。

相對之下，歐美的推理／犯罪小說較少觸碰女性的易受傷害性問題。或者，更精準地說，女性受害人、性侵害案件儘管時常出現，但女性的易受傷害性卻不是歐美推理小說處理的主要子題。也就是說，「厭惡女人的男人」雖然時常在歐美的犯罪/推理小說中出現，但被著重的卻是加害人的心理特質，而非受害者的社會處境。這雖然有點可惜，卻不是不能理解：要描繪出女性如何、又為何處於如此險惡的社會環境，相對上比單單把問題丟給加害人的心理特質，要難得多了。

是的，《龍紋身的女孩》的瑞典原書名Män Som Hatar Kvinnor，如果直譯成英文應該是Men Who Hate Women，不知為什麼英文書名最後卻變成了The Girl with a Dragon Tattoo？特別是丹麥、挪威、荷蘭和法文倒都忠實原譯。事實上，直譯成Men Who Hate Women不但忠實於原著的精神，而且也會是相當有力的陳述（a powerful statement ）。

由於台灣推理小說發展蓬勃，台灣讀者接觸英美、日本推理小說的機會極多，但在相對上，北歐推理小說就淪為弱勢書種。這其實相當可惜。尤其晚近，台灣常有學習北歐國家的呼聲，其實，單單從瑞典推理小說所呈現出來的人文精神，就有不少值得我們省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