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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靈魂
──寫給海日汗的第十封信

海日汗：

請你原諒。

這幾乎長達一年的缺席，我找不出任何可以替自己辯護的藉口，所以，我只能說：
「請你原諒。」

上個星期，在東京，還有年輕的讀者問我，為什麼不給海日汗寫信了？我說一定，一定會再寫，只是心緒雜亂，真不知道要從何處起頭呢，累積的感觸太多太多了。

今天晚上，我想，或許就從最靠近的事情開始，就從參加東京這場學術研討會開始吧。

9月25日在東京一橋大學舉行的「諾門罕事件（哈拉哈河戰爭）與國際關係」這場研討會，在日本應該算是第二屆。
我為什麼用「算是」這樣奇怪的字句，是因為第一次的以諾門罕戰爭為討論主題的會議遠在二十年前。

這是由於在諾門罕戰爭（1939年的5月4日至9月16日）中，
日本原是挑釁者，最後卻以慘敗的結局退場。所以，至今為止，政府都不願多談，並且從來都把這場日軍死傷慘重的戰爭輕描淡寫地命名為「諾門罕事件」，日本民間對這場戰爭因而一直是所知不多。

蒙古國則直稱這場戰爭為「哈拉哈河戰爭」，因為戰場在哈拉哈河這條國界線之上，蒙古軍人為了保衛國土，也有不少犧牲。

所以，海日汗，你現在就應該明白，為什麼在日本，探討諾門罕戰爭的研討會，兩屆之間會相距如此遙遠的原因了。（至於蒙古國則是最少每隔五年，就會有一次專題研討會召開。）

我想，你現在會反問我：「老師，您又是以什麼身分參加這場會議並且發言呢？」

是啊！我原先也很猶疑，做個旁聽者還可以，怎麼會有資格發言？

可是，我現在有點明白，我為什麼會接受邀請的原因了。海日汗，去參加這個會議，是因為我想多知道一些真相。去提出一篇報告，是因為，我想說出一些少有人關心的真相。

是的，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早有安排，由不得我這小小的個人去猶疑……

海日汗，請容我從頭道來。

在上個世紀末，90年代的中期，我接到一封信。

這封信是住在台灣的同鄉長輩圖門道爾濟先生寫給我的。他在信中說，很高興看到這幾年我所發表的文字，知道我已經在原鄉大地之上走了不少地方。所以，他希望我能去替他還個願，向他心目中崇敬了大半生的英雄們鞠個躬，致敬。

信寫得很簡單，他說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就聽說了在諾門罕戰爭之中，內蒙古人的掙扎，由於堅持蒙古人不能殺蒙古人的立場，卻被日本人槍決處死。所以，他曾經想去諾門罕戰爭的現場憑弔一番，卻始終沒能如願。幾十年的分隔之後，如今年事已高，兩岸雖然開放，自己卻難以走遠路了。他說：你去替我走一趟吧，好嗎？

接到這封信時，我才第一次聽說了「諾門罕戰爭」。後來，自己再去找了些資料，其中以厲春鵬執筆的《諾門罕戰爭》一書，幫助最大。

原來，圖門道爾濟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英雄，在1939年的那場戰爭裡，日本軍方卻將他們定位為「背叛者」與「逃亡者」。滿州國的陸軍刑法裡明文規定：「不論主從，一律判處死刑。」

日本人為什麼會有處決內蒙古地區的蒙古人的權力？海日汗，只因為那時有「滿州國」的存在。而在關東軍的驅策之下，滿州國裡的許多蒙古青年被編入了「興安軍」，參與了這一場由關東軍蓄謀已久的「北進計劃」的第一戰，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東部的哈拉哈河地區，以此試探蒙古和蘇聯的軍力虛實。

為了圖門道爾濟先生，我在2003年秋，初訪諾門罕戰爭遺址之一的呼倫貝爾盟新巴爾虎旗諾門罕布爾德（漢譯此地名應為「法王的綠洲」）。然後，2004年又去了一次，原想訪問當地的老人，卻總是不得其門而入，只是拍了一些相片。不過，在2008年，我寫成了一篇散文〈諾門罕戰爭〉，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這些無端被糾纏在歷史夾縫裡的犧牲者，就是在滿州國時代被編制為「興安軍」的一萬多名善騎善射的蒙古人和達斡爾人。他們祖祖輩輩就生長在大興安嶺南北，在廣闊的呼倫貝爾草原之上。隔著一條哈拉哈河，西邊就是蒙古國東方省的領土。但是，這只是近代的政治疆界而己，即使西岸稱喀爾喀人，東岸稱巴爾虎人，只是族系上小小的不同，彼此血脈卻深深相連，都是聖祖成吉思可汗的子孫啊！

一條政治上的國界線或許可以讓兩岸的同文同種的蒙古人不能互相往來，可是，也絕不能互相殘殺吧？

今日的我們，也許以為這是很容易下的決定。可是，日本人在當年處心積慮要培訓蒙古幹部，除了興安軍的騎兵部隊之外，還成立了一所「興安軍官學校」，長時間地教育他們要效忠於滿洲國。

因此1939年春天真正要開赴前線的時候，興安軍全體官兵的內心可說是備受煎熬。

軍人應該是以服務為天職，上了前線就需要奮勇殺敵。可是，在這些蒙古青年的心中，卻不斷湧現自己這是為何而戰的疑問了。

然而，在當時，無論興安軍是如何不情願，在日本關東軍的驅策之下，戰爭已經開始。訓練不足、裝備不足的興安騎兵倉促上陣，在對岸蘇聯軍隊猛烈炮火的攻擊之下，死傷不少。

同時，日本人對興安軍還是很不信任，除了嚴密的監控之外，在食物、飲水以及各種軍需的補給上又極為苛刻。

1939年7月7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騎兵第八師，以飛機向興安軍的騎兵陣地撒下了傳單，號召興安師的官兵們「棄暗投明」。用蒙文印刷的傳單上寫著兩岸蒙古人共同的心聲：「我如何能以手中的槍來瞄準你？你本是我的兄弟！」

這是極為疼痛的一擊。

從這天開始，有軍官真的投奔西岸而去，士兵們也從零星而轉為大批的「逃亡」。

我絕對不應該用「逃亡」這樣帶著侮辱性的字眼來形容
他們所下的決心。因為，請試想在當時，要否定這幾年所受的所謂榮譽的誘惑，要從一個難以改變的大環境裡堅持自己的信念，這「脫離一切」的行動中所包含著的痛楚與勇氣，只有英雄自己才能明白。

是的，無論是在當年被槍決的，或是得以倖存的「逃亡者」，他們的鮮血，他們的熱淚都只能默默地灑在原鄉大地之上……

海日汗，這就是我必須參加這次會議以及發言的唯一原因。我提出的報告題目就是：〈疼痛的靈魂──夾縫中的興安軍〉。

9月25日那天，我的報告被安排在下午第三場。由於我的日文翻譯比較忙，所以她只能在下午到場。但是整日的研討會都是以蒙文和日文發言（即使是一位英國學者也是以日文發言）。眼看著這個上午的精采報告我都會在茫然中錯過了。

真的是急中生智，轉過頭去問坐在後排的一位剛剛以讀者身份來與我相認的蒙古女孩，問她可否找什麼人來幫我翻譯？想不到她很爽快地說：「我也可以坐過來給您當翻譯。」

於是，敏慧的她坐在我身邊當起臨時的譯者，那速度與字詞的順暢使我驚為天人，更是受惠良多，一整個早上，幾位學者的精采報告，都被我記在筆記本上了，真是快樂。

推動這次研討會的最主要的人物、應該是一橋大學的名譽教授田中克彥（Tanaka Katsuhiko）先生。

不過，開幕詞是由另一位的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Yoshida Yutaka）先生致詞。他說：「一直以來，政府對戰爭的解釋是不足的。由於昭和天皇以及相關人員的有意迴避，日本人民從未能有更多的了解。可是，關於真正的歷史，有必要說出真相。現在，我們繞過天皇，追究戰爭的責任。年輕的學者們已逐漸接替當年的研究者進入國防研究所，因此方向已經有所變化。從前的出版物此刻正進行研討與分析，其中的缺點與不足之處會重新修訂後出版。

「而當年選擇沉默的參戰老兵，眼見同輩凋零，心有所感，多年以來從沒有說過一句話的老軍人，如今紛紛開始講話，作為遺言，交給子孫後代。因此而使得研究有了更新的發展。」

田中克彥教授也說，他對官方的研究報告難以認同。他說，這一場戰爭，對日本是恥辱，而對蘇聯來說，也有許多不可告人之處。

因為，當時的蘇聯，想儘速結束這一場戰爭，好集中全力對付德國。所以也動了很多手腳，事後為了保密，殺害了許多蒙古國的軍官。

在他的發言裡，田中教授說，自己很想站在蒙古人的立場上來看這場戰爭。

當時是以滿州國的名義來發動戰爭，但背後是日本人的主使，而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所以，實際是日本與蘇聯的戰爭，但當中夾著的卻是哈拉哈河兩岸的蒙古人。

他說：內外蒙古中間的這條河，對蒙古人來說並不是國界線，自古以來，都只是部族之間的界限而已。

他說：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滿州國境內有兩千到三千的內蒙古人因為害怕而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去。他曾經見過其中的一人，就是在十一歲那年奔逃去外蒙，也頗吃了一些苦，後來在外蒙成為演員。由於會說一些日文的關係，在戲裡總是扮演行為惡劣的日本人。這個蒙古人和田中教授同齡，他會唱的日本歌，田中教授也會唱。所以田中教授說，他很想去研究這些以滿洲國民的身份流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人。想了解他們的遭遇和心情。他說，這是民族的悲哀。

田中克彥教授選擇了一個立場。而我呢？海日汗，我沒有任何選擇。從十幾年前圖門道爾濟先生給我的那一封信開始，就已經讓我往今天這場會議走過來了。

是的，海日汗，我有點明白了。所有的準備，就是為了這一次的發言。要站在興安軍的立場，替這些幾乎已經被遺忘了的疼痛的靈魂說幾句話。

他們之中，有人戰死，有人被槍決，有人被追殺，有人流落到西伯利亞，有人在中國的文革之中又被舊事重提而受盡凌虐，有人即使得以成家，得以平安終老，那無端背負著的污名，終其一生也無人為他平反；海日汗，這民族的悲劇，這種種的委屈，今天不說，什麼時候可以說呢？

而最讓我覺得驚訝的是，在會場裡坐到我身邊來替我翻譯的這位蒙古女孩，在休息的時間裡，她作了自我介紹。她對我說，自己的祖父，就是興安軍中當年的「逃亡者」之一。

她說，小時候不懂事，大人也不多談，使她以為這是件不光彩的事。現在才明白其中的艱苦與堅持，她說，如今是很以自己祖父為榮的。

海日汗，這是什麼樣的安排？我以為只是偶然的機遇，讓我能在會場上經過她的翻譯而了解了每一位與會學者的發言。可是，這會是「偶然」嗎？

2003和04年的兩次前往，我從來沒能和諾門罕布爾德附近的任何家庭有過什麼談話，想要拜訪的老人好像也總是不在家。而如今，有一位老人的孫女卻明眸皓齒的坐在我身邊，她已學成，正在日本工作，蒙語、日語和中文轉換得如此流暢，海日汗，這會是「偶然」嗎？

懷著感激的心情，我上台去作了報告，最後，我是這樣說的：

「今天，在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國，在戰爭的遺址上豎起了巨大的紀念碑紀念為國捐軀的蒙古軍人。在哈拉哈河東岸，也有為紀念諾門罕戰爭而成立的陳列館。年年都有日本軍人的遺屬前來，在陳列館裡放下祈求和平的紙鶴，然後在曾經焚燒再掩埋了成千上萬名日軍陣亡將士的窪地前痛哭。可是，怎麼在興安軍的故鄉，在大興安嶺南北，在無邊的呼倫貝爾草原之上，竟無一地，無一個可以致敬甚至只是可以紀念的標識之處？這些曾經備受煎熬的疼痛的靈魂，怎麼能就這樣被遺忘了呢？」

那天的會議有兩次討論的時間，聽眾的發言和反應都十分熱烈，是一般學術會議上少見的現象。很奇怪的感覺，這麼多人聚在一起討論一場發生在七十二年以前的戰爭，追問的是長久以來被主事者所蓄意隱瞞的真相。

海日汗，我相信，追求真相，是為了對昨天的公平裁決，也更是為了在明日的心靈平安，否則，眼前的路怎麼走得下去？

夜深了，信寫得太長，先在此停筆。

祝福。

慕蓉2011年10月6日

又及：
　　寫好的信擱在桌上有兩天了。剛才接到好友其楣的電話，我忍不住把關於「與興安軍之一的後裔巧遇，到底是不是偶然？」這個想法求問於她。她的回答卻是大為不同。她說，或許可以把這設定為冥冥中自有安排。但事實的真相是興安軍的子孫後代人數不會太少，其中總有一些人會在哪一天與我相遇，談到這個家族裡的記憶。歷史的真相一定會逐漸呈現，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興安軍的子孫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10月9日再續